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书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军控三大方面，深入论述了人工智能在国际体系、风险评估、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反恐、伦理等领域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并从规范制定、治理体制构建、发展原则等方面，提出国际关系领域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路与路径，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等在智能化时代的发展有启发性和前瞻性。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于北京的秘书处和设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本书系统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行动领域、前景和展望等

历史上黑龙江这条河从内河演变为界河，在中俄关系史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见证着中俄关系的曲折变化。界河黑龙江曾是中俄（苏）两国利益碰撞的前线阵地，边界的属性明显，是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界河黑龙江在中俄（苏）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为两国直接合作提供平台，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的河流属性得到重视，双边涉水合作不断扩大和提升，界河黑龙江逐渐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中俄关

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转换之中，其持续时间长短、前行方向皆是未定之数，而这一转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其实质是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域内大国，各自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将在新中东秩序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的解决？未来的新中东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面貌？本书精辟分析了中东秩序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以中国地方外事发展的客观需求为现实起点，结合地方政府的内生经验、央地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外部视野，阐释了对外系统中地方对中央的独特价值。本书通过建构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以解释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在外交场域中留下自身的“地方印痕”。借助结构性资本与施动性资本两个维度，本书分析了省级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属性。此外，基于对不同省份外事工作的差异性考察，本书发展了基于中国背景的比较平行外交理论。最后，本书论述了

本书整体爬梳了三十余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登州府段），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近年来，世界主要力量纷纷与中亚建立“5+1”合作机制，这一新的多边合作模式成为中亚多元化外交的标配。五国将此作为地区博弈的重要砝码，域外力量则希望借此扩大对中亚的整体影响。西方与中亚“5+1”合作机制建立时间早、覆盖领域广，发展成熟，是各自中亚战略的主要实施工具。本书梳理了日本、韩国、欧盟、美国与中亚“5+1”合作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政策目标，对其战略本质和共有规律进行了总结。中国与中亚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