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时期中苏工业合作史实研究（吉林卷）

《中外关系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创办，李兴教授任主编，陈奉林教授任副主编，立足于本土资源与全球史观，以东方区域和世界视角，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整体推进，反映中国外交和中外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前沿与动向，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的学科交叉平台，培养中外东西博通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方外交史、世界史和区域国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于北京的秘书处和设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本书系统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行动领域、前景和展望等

这部书是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中俄关系”的最终成果。2014年该项目立项，主要研究中俄关系问题。俄罗斯是中国最大邻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和政治地位。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这期间，中俄关系既有友好同盟的历史，也经历过兵戎相见的时期。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目前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不断采取同时打压中俄两国的外交战略，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冷战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的安全合作展开研究。在对俄与三国安全战略与安全关系演变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答了为何均曾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且同处于外高加索这一狭小地理空间内的三国，却形成了敌对、平衡与同盟三种迥然不同的对俄安全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并对俄与外高三国安全关系的前景及其对国际、地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判。

历史上黑龙江这条河从内河演变为界河，在中俄关系史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见证着中俄关系的曲折变化。界河黑龙江曾是中俄（苏）两国利益碰撞的前线阵地，边界的属性明显，是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界河黑龙江在中俄（苏）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为两国直接合作提供平台，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的河流属性得到重视，双边涉水合作不断扩大和提升，界河黑龙江逐渐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中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