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五卷）：象征主义

本书以原型意象为逻辑起点，建构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性理论体系，并以此阐释满都麦、南永前、张泽忠和阿库乌雾四位作家和诗人的文本，不仅概括了多民族作家创作的经验，而且衍入地域文化阐释和文化人格建构的义域，指涉中国古典文论与文艺学、叙述学及文艺心理学的融通和互渗，从本土化的意义上尝试中西文化的结合。本书的理论价值：（一）描述了从本体到主体、到客体对象乃至文化文本的哲学进程；（二）解构了张扬矛盾冲突、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规模宏大，作品有324编之多，时间从1903年至1924年长达22年之久，是清末民初诸多《说部丛书》中的佼佼者，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商务版《说部丛书》324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分英国、法国、美国、俄日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对每部作品的作者（著者与译者）、诸种版本、章节目录（全录或摘录）、序跋（全录或摘录），以及其他

明代诗坛的宗派门户之争激烈，各流派都运用选本树立典范、标举主张和攻击异己。本书以明代古诗、唐诗选本为对象，以各流派的诗学辨体观念为核心，探讨明代诗学论争中关于诗体、诗人的热点问题，强调选本是明代诗家相互批判、攻讦又彼此吸收、转化的重要场域，既包含不同流派之间的对抗与同化，也承载同一流派内部的批判与交融。选本是具有辩证质素的综合性载体，亦是彼时社会文化的表征。本书的研究希望通过分析、比较古诗、唐诗的

文学史料研究者的工作，是以文献为建材，构筑已知和未知间的桥梁，而这个“桥梁”是否扎实耐压，可否屹立长久，取决于“建材”的优劣与真伪。辑佚的任务即对已知者的辨证，对未知者的发掘，以博搜慎取的姿态，发现真实。本书正是作者近廿年埋首故纸、剥拂尘封、报海捞针的心血结晶，它呈现给读者的，除了还原历史镜像、丰赡文学史料外，还有那些鲜活的、披沙拣金后的灼见，更重要的是一个青年学者追求真知的苦心和恒心。

本书以刘向刘歆父子学术活动为线索、以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的“领校中五经秘书”工作为中心，探索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西汉学术、政治演变与这次校书工作的关系，论述了刘氏父子校书的意义及其与西汉中后期文学演进的关系。本书探讨了刘氏父子校书中对文学文献整理、对雅俗文艺的态度及其呈现的宗经文学观念，深入探究了西汉中后期赋的创作及赋论的变化，讨论了西汉中后期奏议文风、说理文的新变等问题。

本书是国内外从整体上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本书在总体概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总体概貌的基础上，主要从实践美学的存在维度、语言符号学转向、艺术样式理论及其批评实践来探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本书依据第一手资料的深入解读，从中国立场出发，依据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野，充分考虑文艺理论中的符号学、语言学等重要命题，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国家想象研究一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但尚有开拓和掘进的空间。抗战和内战的特殊语境滋生了新的文学思想和表达，也影响着此后的文学转折，四十年代庶几堪称现代文学国家想象的最重要阶段。本书将文学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考察，运用各类文献，以文史瓦证的方法，讨沦不同知识群体对新中国的认知与构想，细究文学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从而揭橥现代文学及知识分子传统的繁复面貌。

本书以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经典文学最后一位伟大作家契诃夫的创作思想为例，结合对他与同时代经典文学另一位伟大的代表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阐述俄国文学与俄国思想的内在关系。表明俄国文学本质所固有的人民性、伦理性、批判性和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使俄国人即使在国力衰退的背景下仍然保持着文化自信。通过对生活意义的反复追问，契诃夫为人类打开了从闭塞狭隘通向辽阔远方的道路。在契诃夫无情地加以呈现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