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学全史的脚印

本书选择从家族研究的视角进入，将金代文学家族的命运和成就放在金代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融合与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加以考察，阐明了由北方游牧文化与儒家农耕文化间彼此交流与互动所引发的家族文学地位的转变，汉人家族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转变，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学世家为金代文学的整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在维多利亚末期，英国人普遍关注家庭的话题，家庭伦理也成为这一时期很多小说的主题。本书系统分析哈代、康拉德、吉卜林、福斯特、劳伦斯等作家代表性作品中的家庭伦理叙事，试图勾勒出当时英国工业社会的发展及其殖民扩张对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为英国维多利亚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其文艺理论见于《草枕》、《文学论》等多部著作中。本书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集中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

作为一个喧嚣的文本，庞德《诗章》的文学价值及其独特艺术魅力在于它熔个人主观的人生感悟、体验、冥想与人类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客观存在为一炉，借助宏伟奇特的结构和丰富庞杂的内容，形成“一道玉石与泥沙俱下的飞瀑”，从而在现代美国诗歌史上蔚为奇观。借助文本理论和互文性视角，会发现《诗章》不只是诗歌艺术文本，它还是人类文化文本、社会历史文本、政治经济学文本和道德哲学文本。当然，《诗章》在本质上是一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

作为对城乡社会生活的反映、想象与建构的独特审美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从时间、空间、价值等多个维度，全面书写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一乡”关系中的物质交换、情感交流、空间交往和价值选择。这些小说一方面以矛盾冲突为叙事主题，揭示了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以及传统价值的断裂；另一方面以交往叙事为审美姿态，积极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道德、信仰、伦理、美学新秩序，为“城乡中国”走向“美丽中国”的文化建构

本书对《史记》篇章连接标记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描写，从篇章功能的角度，将《史记》篇章连接标记分为“篇章逻辑连接标记”和“篇章功能连接标记”两大类型，注重揭示不同类型的篇章连接标记在篇章信息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考察了《史记》篇章连接标记产生、发展的情况及规律。

本书重点推出“传播的诗”这一概念，并阐释诗歌影像传播（以电影为主）的几种范式。“影像”是图像理论的关键词，也是视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具有与传统文学文本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平等对话的优势，影像传播媒介并不只是具有承载功能，它可以成为给诗歌带来新的表达元素和新的表现力的部分，诗歌在一定意义上离开了原初的文字表现载体，将传播载体引入自我表现之中，创构了诗歌的立体文本，转化为一种“立体的诗”或“跨媒介的诗”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