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贬谪诗研究

本书立足江西本土文化的特色，着眼于陶瓷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等的分析提炼，把脉红土地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应江西作家的创作事实，结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分析，勾勒出新世纪江西文学的创作概貌。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相结合，既有21世纪以来江西文学创作的宏观把握，对乡土文学、城市书写、脱贫攻坚等文学命题进行全面的扫描与综合考察，从整体上把握江西21世纪文学的创作得失，又有单个作家、作

本书在明治时期汉学发展变化考察的基础上，对明治诗话与汉诗中的“中国韵味”和“日本特色”进行整体观照，挖掘明治汉诗文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结合明治时期的时代风潮，剖析日本文人汉诗文创作时的文化心态和创作风格。主要内容包括明治汉诗文坛的发展阶段，中日文人之间的汉诗文交流，明治诗话的内容、特征与成因，以及明治时期不同阶段汉诗文的不同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而揭示明治诗话和汉诗文在明治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主要以城市文化与文学表现出的北京想象为切入点，探究文学与北京、“文学中的北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蕴藏的内涵。在研究范式上，以区域、空间、人物（包括所属地域、阶级、性别）、意识、器物、情感为核心，将相似的作家及流派合并论述，文本形式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笔记、戏剧、文化现象等。

中国古代的小说中，动物形象主要出现在涉及神话传说、志怪记载、民间故事记录的内容中，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借以寄托的主要对象。早期的神话传说，由神话而衍生出的动物寓言、相关民间故事、志怪记载等，成为动物形象活跃于文坛的主要载体。借助于这种更具流传性的文学样式，动物形象较之于植物意象，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展示其本身被人类赋予的文化特性，成为一种文化动物。本书题旨在梳理动物形象在古代小说中的变迁，以此探究隐藏在这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民俗学研究者往往用民俗学的眼光去观照诗歌中呈现出的民俗事象、民俗观念等。本书不同于这类研究方式，而是以文学为本位，研究宋代民俗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宋代诗人自己如何以所

本书对当代美国族裔作家的反战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主要从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视角探讨了族裔作家如何用并置、措置、黑色幽默等手法来抨击美国白人政府所发动和参与的战争，憧憬世界和平与自由之精神，如土著人对白人入侵的抗争与顽强生存；黑人和亚裔人对战争的逃避；奇卡诺族裔律师为本族老兵和城市贫民争得的司法公正；俄裔和德裔人用黑色幽默与科幻的手法讥讽战争的荒诞性；混种青年战后的身心创伤与创伤治愈以及奇卡诺女

近二十年来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虚构、文艺审美与伦理道德等基础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一种回归古典尤其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倾向：伊格尔顿明显“化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思想。本书试图通过一种总体化视角对他的这种回归予以审视。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暴力素未以负面形象出现于公众或读者视野中，但是，这一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改观。本书以时间为经，以社会历史及文化心理为维、以小说创作为切入点、以典型小说暴力叙事文本及作家作为解读的基本对象，告诉读者“暴力”如何担转自己过去的固有形象，化丑为美或富美于丑。暴力不只是事件，还是一种方法、一种观念、一种价值。从过去小说创作中的配角、反面形象的“标配”到如今文本表现的主体，中性乃至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