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文学家的思

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首先是创作者思维的过程，文学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思维的产物。那么，作家、艺术家的思维，与学者的思维，与人在其他活动领域的思维，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呢？这种思维有哪些特殊的规律呢？这是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古人对此有一个长时间的认识过程。如上一讲所介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和诗学家在多种思维方式中格外看重体验，而体验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活动、与文学艺术活动，比之观察、比之推理等等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到了六朝时期，文学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们的独立性凸显出来，人们对于文艺创作思维的特殊性也就有了切近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诗学家们开始认真细致地研究文学创作思维。《文心雕龙·神思》说：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神思”一词确定地用于说明文学家的思维：“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感召”，就是说把眼前所没有的意象招引过来、创造出来，“无象”是说这种思维不像推理过程那样步骤清晰，而是飘忽、难以捉摸。萧子显和刘勰说的“神思”，就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有思维，他们以及同时代其他诗学家关于文艺创作思维的论述，可以称为神思论。神思论的形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正是哲学上的体验论得到充分阐发的时期。

从陆机的《文赋》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有他们前后的一些论者的著述，正面地提出和回答了文学创作的思维和心理的特点问题。值得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刘勰等人不愿意只是强调文学创作思维与理论思维、学术思维的差异，而是既要探寻两者之异，也要肯定两者之同。刘勰并不认为“思”是学者的专长和专利，相反，他认为文学创作也不能离开思，优秀的文学家也具有很强的思的能力，但这种思是一种特殊的思。这也是中国古代的文艺思维论与古希腊的文艺思维论不大相同的地方。这一方面表明六朝的诗学家们虽然开始把文学与哲学的、伦理的、实用的活动分别开来，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分别还不是非常清晰的。

原始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浑融的，还没有明确的不同思维方式的分工。到了后来，不同思维方式的分化才逐渐地明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人们对这种分化慢慢就有了日渐清楚的感觉，并在词语的运用上有所表现。谈到人的思维，中国古人有时用“思”、“虑”、“念”，有时用“想”，这中间有一种微妙的差别。《说文》解释这几个词说：“思，容也”，思是包容一切的，“虑，谋思也”；徐锴《系传》解释：“思有所图曰虑，虑犹缕也，如丝之有缕以成文也”；段玉裁注：“计画之纤悉必周，有不周者非虑也。”《说文》：“念，常思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谓长久思之”。思、虑、念，多数用来指周密地体现了逻辑性的思维。《说文》：“想，冀思也”；徐锴《系传》解释：“希冀所思之”。想，则是对企望对象的思维，可能没有那么细密周严。这几个词含义、用法的差别，表明人们在摸索着区分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思想”作为一个词，涵义与今天不同，而是与“想象”靠近。郭绍虞先生说，思想“是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想象亦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不过昔人多混于思想言之”。齐梁时代的沈约在《宋书·乐志》里选载的乐府歌辞《厥有初》，其中有“思想崐居”之句，在那里，“思想”即想象，可作为郭绍虞的说法的一个例证。在那里，“思想”是个偏义复合词，主要用的是“想”的含义。

把思和想分别开来，可能与文学或者诗学有关，但今天已很难找出足够多的精确证据。现代学者金岳霖20世纪40年代在《思想》一文里，从哲学上专门讨论“思”和“想”的区分，他说：“思想者中间，有善思而不善想的，有善想而不善思的，有二者兼善或二者兼不善的。无论如何，它们有分别。而这分别在讨论知识论的问题上非常之重要。我们虽不能把思与想分开来，然而仍须分别的讨论。”他把思叫做“思议”，把想叫做“想象”。“想象的内容是象，即前此所说的意象。思议在内容是意念或概念。想象的内容是具体的，个体的，特殊的东西，思议的对象是普遍的，抽象的。”特殊的、具体的个体可以觉，可以想象，但不能思议。例如桌子、房子，是可以想象的，但无法思议。如要思议，所得到的不是意象，只是意念。普遍的、抽象的对象可以思议，但不能觉，不能想象。例如，“无穷大”、“零”、“哲学”、“诗学”，是可以思议的，但无法想象。有些即使可以想象，得到的却不是意念，而是相应的意象。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曾经发现，有些极不发达地区的部落里，人们可以很清楚地说出八匹马、五个人，却不能理解“八”和“五”。因为前者有形象或意象，后者需要抽象，要靠思议。古代的学科分工没有现代这样清晰和细致，古人对“思”和“想”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古代不少人也意识到在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并试图用词语区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

在中国早期的经典里，相比之下，“思”字出现多，而“想”字出现很少。这可能是因为，经典是思想家们的著作，他们所谈的是哲学的、伦理的思维，很少直接涉及文学艺术创作的思维问题。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易·艮·象传》说“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他们讲的“思”，都是郑重的理性思维。全部十三经的经文中，“思”字出现得很多很多，而“想”字只出现一次，这个语言现象，颇可玩味。十三经中只在《周礼·春官·眡祲》有一个“想”字。那里说到的所谓“眡祲”，是观察阴阳相侵形成的不祥云气，“以观妖祥，辨吉凶”，为此要掌握“十法”，其中第十法就是“想”。郑玄注：“想，杂气有似可形想。”唐代贾公彦疏：“云气杂有所象似，故可形想。”天上的云气，当然是可以想象的。想，在很多情况下，和“形”、“象”连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想，是与形象相联系的思维，甚至就是用形象进行的思维。从战国到两汉，“想”的这种含义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韩非子·解老》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楚辞·远游》里有：“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王逸注：“像，一作象。”以上两例是推想和回想动物或者人的形象，活的野生大象、远别或逝世的亲朋故旧，都可以想象。《列子·汤问》说：“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是说钟子期能够在听乐曲时，想象出巍巍高山或者洋洋江河的形象。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说到，他披读孔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想见其为人”，那是从作品想见作者的风度和相貌。汉代直至齐梁，文本中出现“想象”或“想”的还可以举出很多。梁简文帝《大同哀辞》有：“忽徘徊而想象，曾何时而不伤。”《淮南子·要略》说：“览冥者……乃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拾取），浸想（仔细地想见）宵类（相似的众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迹象），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在这几处，“想”的也是“象”。想象，召来不在身边的事物的形貌，用具体有形之物，表达某种喻意。写诗、作画的时候人的思维，以及读诗、观画的时候人的思维，与治学或处理日常事务时的思维是不同的，后者要多思而前者更多想。

但是，颇为奇怪的是，六朝文论家、诗学家也极少用“想”字。《文赋》中没有“想”字。《文心雕龙》里“想”字只出现两次，一次还是在引文中；但用“思”字却有八十多次。在给这种特殊的思维命名的时候，诗学们并没有采用当时出现频率颇高的“想”或“想象”，而是仍然用“思”。除了“神思”之外，刘勰用过“才思”、“文思”、“妙思”等等。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既期望、赞赏飞驰风发之思，又要求精思、思理，认为两方面都不可忽视，用“神思”比用“想象”更能传达这两个方面的意思。

人能够思维，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本质特征。思维与感觉、知觉不一样，感觉、知觉在主体与客体的直接接触中产生，而思维是在感觉、知觉基础上的深度加工，是在直接感知基础上的一个飞跃，是对于客观世界的穿透性的反映。诗人、艺术家、学者，从事精神的生产，思维、思想成为他们生命的重要内容，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所系，也与他们生命存在的特殊方式密切相联。在肯定了文艺创作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的共性之后，刘勰立刻就强调，文学家的思，是一种特别的思，他把这种思叫做“神思”，以“神”来标举、揭示、突出文学艺术思维的特性。“神思”一词并不是刘勰的新创，在他前后，不少人都使用过这一词语。曹植《宝刀赋》中早有“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像”之句，这个句子里的“神思”接近于今天所谓摹想、想象。孙吴时期华覈《乞赦楼玄疏》说：“陛下既垂意博古，综极艺文，加勤心好道，随节致气，宜得闲馦，以展神思。”这里所说的“神思”，是闲暇悠游、从容不迫，因而导致良好的思维状态。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各类著述中，“神思”二字并不罕见，它在使用中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神思”是指神的思维、神的意向的意思，不是复音词，而是很不稳定的词组。后来，才成为词组，逐渐有相对稳定的涵义。《晋书·刘寔传》记载：“管骆尝谓人曰，吾与刘颖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三国志·魏志·曹植传》中有：“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在这类句子里，“神思”已经是独立的词语了。《蜀志·杜琼传》载：“蜀既亡，咸以（谯）周言为验。周曰，此虽已所推寻，然有所因，由杜（琼）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他说的“神思”是一种推想和预测，即是《周礼》所谓“眡祲”之术；预测应验了，便被称为“神思”。直到刘勰，才把这个词语变成了诗学的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