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马来兮从西极

上古时代，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和内蒙古地区，生活着一种普尔热瓦斯基氏野马。这种野马个头不高，长着一颗大脑袋，鬃和耳朵耸立着，短腿，有着长长尾毛的尾巴向下垂着。专家们认为，正是这种野马，在新石器时代，被亚洲的土著居民，也就是我们的祖先们驯养成功，成为中国的“六畜之一”。

“马mǎ”，典型的象形字。甲骨文的“马”，就像一匹头、足、身、尾俱全的侧视马形。上古先民堪称天才的画家，他们对马的形体、眼睛和鬃毛的准确描绘，真是入木三分：大而扁长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加上直立向上的马鬃，一眼望去，便能让你区分“马”和其它动物形象之间的特征差别。

早期金文中的“马”字，仍保留了甲骨文“画成其物”的象形特点，演变到小篆时却已似是而非了。如图所示，小篆的“马”字，下面有五笔，表示马的四腿一尾。上面的三横，则由马颈上的鬃毛演化而来。楷化后的繁体字“馬”，有着九笔画，书写十分不便。因此，汉字简化方案参照行书中的手写体，创造了今日我们正在使用的“马”字。

马在上古时代主要用来拉车，尚未做骑乘用。因此，有马便有车，车马总在一起。安阳殷墟出土了多达数十部的殉葬马车，可证三千多年前商代车马文化的发达。后世典籍中也有驭马的记载。如《荀子·哀公》：“历险致远，马力尽矣。”

马是人类饲养的家畜中体形最为硕大者，因而古人于大物前冠以“马”字，来形容外形硕长、相比同类而大的事物，如“马蜂、马勺、马蜩、马蚁”等。又如山东人习惯上把大枣称为马枣，广东人则将大豆呼为“马豆”等等。

秦王朝统一后颁布的小篆，使“马”字失去了象形，却标志着我国文字的一统和基本定型。《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了一个把马字写错的故事。汉武帝时，有个郎中令石建，在写奏书时，把“马”字下面的五笔少写成了四笔，当他发现这一错误以后吓坏了，他怕汉武帝见到要治他死罪。南北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曾提及这件事。他说：“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字）也。”从这个历史故事里可以证明，文字在统一定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允许人们随意改动的，谁乱写乱造，弄不好要受到官府的惩罚，即使一笔之讹，也有横遭灾祸的可能。

政府对汉字的法令性规定，一改以前“各自为造，约定俗成”的文字规则，保证了文字的规范发展。小篆时期，“马”字已经成了众多合体字的部首构件或声义偏旁。汉字中，凡从马的字大多与马的具体分类、马属动物以及马的动作、功能有关。

例如：从马的具体分类，也就是马的具体名称来看，灰马为“骊”，黑鬃赤色为“骝”，楚霸王项羽胯下的骏马则叫“骓zhuī”。当项羽在垓下被刘邦的大军包围，穷途末路，发出了“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感叹，这“骓”原本指如鸟儿般飞跑的马，后来又指苍白色的骏马。《隋唐演义》中的大英雄秦琼落难他乡，不得不在马市上出卖自己心爱的坐骑——那匹貌不惊人但能日行千里的黄骠马。“黄骠”就是指黄色能健步飞扬的马。

“驹jū”，通常用来指称性发育刚刚成熟的小公马，即俗称的“儿马”。甲骨文的“驹”字，左边是马之象形，右边乃是公马生殖器的图形。金文的“驹”字，从马从句。从文字构形来看，金文“驹”字的右边是一幅非常漂亮的马的白描图象，左边图形的“ ”（句），既用来表示“驹”字的发音，也用来表示儿马的生殖器常常裸露出来，喜欢爬跨在其他马匹身上，驹的表形释义与“狗”字的声符“句gōu”十分相似。

由于小公马正处在马的方壮之时，善跑耐劳，无所畏惧，所以“驹”字又引申用来指称少壮的骏马，如“千里驹、宝马良驹”等。成语中的“龙驹凤雏”，常用来比喻优秀的少年。

“驳bó”，这是一个会意字。古文字中的“驳”字构形基本相同，均从“马”从“爻”；从甲骨文最初的造字意图分析，“驳”的原意应为“不可靠近”。因为“爻”在古文字中表示阻挡、阻止之义，其来源为编扎起来的栅栏，如“樊、学”等古汉字中的爻。所以，“驳”的构形源自不让人们靠近的烈马，也指马匹跑到栅栏前的双腿跃起。

“驳”的生活构形在上古先民那里鲜明而经常发生。其中的“爻”也可视作鞭打烈马后，马身上暴起的血痕。《说文解字》的解释为：“驳，马色不纯，从马、爻声。”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小篆的“爻”字，是一个纯粹的形声字。显而易见，许慎的解释相差太远。“驳”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驳”的“马色不纯”义要经过多次引申进层：不可靠近的野马——鞭打使之血痕累累——马身上斑驳陆离——马色不纯。许慎的解读实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现代汉语中，“驳”可以表示物体颜色的不纯，如“斑驳陆离”。由鞭打、跃起又引申出“驳斥、反驳”等义。又用为外来语的译音字，如英语barge一词音译为“驳”，通常用来表示“驳船、驳运”等义。

骄傲的“骄jiāo”字，繁体字写作“驕”，也是一个与少壮公马有关的字。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山王鼎”上面有一则最古老的人生格言：“尔毋大而（耗），毋富而乔（骄），毋众而嚣。”其中的“骄”借用音同意近的“喬”字：“乔”原本表示男人撒尿向上时的尿道曲线，引申用来表示树干高大、树冠向外曲伸的树木。可能由于公马高高昂伸的脖子和头颅也具备这种挺拔神态，人们在“乔”的旁边增添马形，表示公马的高大健壮、神态飘逸。

现代汉语中，“骄”主要用来形容人的自大、自满，如“骄傲自大、戒骄戒躁”等词语中。“骄”用来表示人的傲慢心态。其次，由健壮公马的不受控制，引申出威猛之义，如“骄阳如火”。

“骚sāo”，这是一个从搔假借而出的文字。“骚”的原意有二，一是指马身上有马蝇一类的虫子，导致马的骚动不安。由马的骚动不安，引申为事态的扰乱或不安定，如“骚动、骚乱、骚扰”等。古文和小篆的“蚤”字，右半部的上边是一只“手”（又）或一个“叉”，下边是一个“虫”，正是这一意义的注解。其二，指马因发情而引发的骚动。方言中，人们将发情时的雌性动物，称作“骚马”、“骚驴”。即俗语中的“牛吊线、羊嘴拌、马腿颤”。由此引申又指人的举止轻佻、作风下流，如“骚货、风骚、骚情”等。

战国后期，楚国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长诗《离骚》，诉说其遭遇流放即将离世时的内心骚动。因此，后人把模仿《离骚》而作的辞赋，称作“骚体”，把这些作者称作“骚人”，并用来泛指诗人和辞赋家，如“骚人墨客”等。

金文的“骑qí”字“从马、奇声”。这里的“奇”从大从可，像一个人双腿叉开跨在马背之上，意为可跨也。“奇”为“骑”的本字，当“骑”用来表示“骑乘”之义后，“奇”字多用来表示单数之义，因为你不可骑两匹牲口，只能是一人一骑。又多用来表示“怪异、奇特”之义，这是因为胡服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乃是一种怪异的服装。

据考证，汉民族最早的服装，乃是在身前吊一块遮布（古人称之为巿fú），后来增加为前后两块（称之为佩），又变化为整块的围裙。时至春秋，除了少数王族贵戚身穿大袖宽袍外，大多数的百姓和将士都是短裙、裹腿、赤足，里边又不穿今日人们所说的裤衩。显然，穿这种服装既不能坐在高高的椅凳上（当时的时尚以跪跽为雅），骑在马上既不方便，更不雅观。这便有了赵国人的“胡服骑射”。改战车为骑射，必改老祖宗传下来的服饰。从中国人的保守习惯来看，改战车易，改服装难，若不是战争压力，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很可能同今日的爱尔兰人或傣族一样。

汉民族使用马的历史，是一部乘车在前、骑马在后的历史。一般说到马就有车，说到车就有马。根据《曲礼正义》“古人不骑马，故经典不见”、“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车战”的说法，学者们一般认为上古时代人们不骑马，也无“骑”字。实际上，甲骨文中已有“骑”字，但这里所骑之物显然不是马，而是羊或牛（如图所示）之类的其它动物。

汉民族的骑马历史，当从赵武灵王（公元前325—300年）的“胡服骑射”开始。当时正是战国末期（金文的骑字在这一时期产生），位于华北的赵国与北方的匈奴战争不断，赵国的战车和步兵不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他们精于骑射，打起仗来，纵横驰骋，丘陵河谷都阻挡不了他们。相形之下，战车显得笨拙、迟缓，往往被不遵守战争礼仪（即下战书约定时间，摆阵势然后开打）的匈奴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于是，赵武灵王下令让兵士把服装改为“胡服”（即穿有裤腿的裤子），弃战车而改为培养精锐的骑兵，方才击退了匈奴的入侵。

自上古以来，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残酷而长久，历经春秋到秦汉。汉武帝时期，同匈奴大战的勇将李陵，不幸在西域全军覆没，连累到司马迁也被处了宫刑。李陵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马匹短缺，汉帝国的军队仍以步兵为主；二是因为骑兵的马匹品种不好。从古代车马坑的马匹遗骨来看，汉帝国的蒙古马种，身高只有1.2米左右，而当时西域的乌孙国和大宛国的马，高度已有1.4米左右（今日的比赛用马身高1.6米左右），臀部和后肢强健、粗壮，而且跑的速度极快。为了改良中国的马种，加强汉朝的骑兵军力，汉武帝把公主嫁到乌孙国，以“和亲”和丝绸、茶叶换回了大批乌孙马（即伊犁马的祖先），并下令飞将军李广率兵五万远征降服了大宛国。从此，大宛国和乌孙国便每年进贡当地的“汗血马”和“天马”至中国。《史记·乐书》中有一首当时的诗歌，记载了这次以“马”为目标的战争。

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成语中有“马革裹尸”、“马到成功”、“老马识途”、“马首是瞻”、“鞍前马后”、“为胜者立马”等等，其词义都与马和战争有关。

“驶shǐ”，甲骨文写作“ ”，在漂亮的马字构形旁边，有一个“史”字，其下是两只手，其上为手中所持的捕猎工具“ ”，你可以将它看作一把长柄捕网，也可以视作捕杆上的绳圈。实际上，这正是上古先民捕获野马的真实图景。当然，用绳圈捕获野马后，还得随同野马奔跑一阵，因此“驶”的本义应是追逐套马。在以后的演变过程中，小篆的“驶”字取掉了一只手，楷书又省掉“史”上后加的一横，写作“驶”。

由于人们的滥捕滥杀，草原环境的恶化，亚洲野马已在地球上灭绝（有报道说，曾在新疆与蒙古接壤地区见到少量野马的出现），因而“驶”的追逐义已经消亡，被代之而起的引申义，即驾驭、行驶所取代。如古人在描写黄河时说：“河之下龙门，其流驶如竹箭，驷马追，弗能及。”其中的“驶”，意指行驶速度很快。

“驾jià”，繁体字写作“駕”。石鼓文的“驾”字“从马从加”，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加”在这里既表声，也表示将辔头套在马头上，拉紧马嚼子使马嘴张口。小篆在演变过程中，将右半部的“加”移在“马”字上部，这便是楷书“驾”的由来。

“驾”的本义为驭马，也就是拉紧马嚼使马遵循人的意愿，或快或慢，或左右拐弯。至今，北方仍将让马前行的呼令叫做“驾”，引申后又表示套马。《说文》因此释曰：“驾，马在轭中。”如《诗·小雅·采薇》：“戎车既驾，四牡业业。”俗语中有“一马驾一鞍，一女嫁一男”之说。其中的“驾”均表示套马而用，只不过前者是套在车轭中，后者是套在马鞍之中。引申开来，“驾”便有了驾驶、驾驭之义，如抗金英雄岳飞《满江红》一词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现代汉语中的“驾车、驾船、驾飞机”等等。又引申为“控制、凌驾”之义，如《三国志·张昭传》：“驾御英雄，驱使群贤。”皇帝是最有权力之人，因而“驾”在古代也用来指称皇帝，如“救驾、护驾、驾前侍卫”等等。

与马相关的词语还有很多。“闯chuǎnɡ”字从马从门，表示向前猛冲，兼有一往无前和无所畏惧之义。“闯”字为什么从门从马？这是因为马在进出大门时，不管有无门槛，总有提起前蹄向前一跃的习惯动作。古人对此观之靡细，遂造“闯”字。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自号“闯王”，大概同他的个性中的无所畏惧有关，也可能与他的四处游击、横冲直闯有关。

“骂”字在古文和小篆中的构形，原本是马上有网，本意为野马被捕网套住后的嘶鸣。后来人们将这个字俗省为“骂”，从双口从马，意思是两匹马在一起撕咬时的情景：一边嘶鸣，一边从鼻子中喷吐怒气，从嘴角中吐出一串白沫，这同集贸市场上小贩与泼妇之间的骂仗何等相似！因此“骂”字的含义，从马之间的撕咬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叫骂。

“骗”字“从马、扁声”。古代，骑手们上马必须一手抓缰，一手按住马背，侧身跨腿跃上马，这种上马的动作便叫“骗”。由于人在上马前，总想不让马知人的意图，所以常用抚摸搔痒等动作来欺骗马。马心中早已明白，却假装出一副浑然不知的安然神态；但当人跨腿的一刹那，马立即抽身一跃，让人无法骑上。在这种相互欺蒙的过程中，“骗”字有了它真正的生活内涵。

比较以牛、羊为部首的汉字，以马为部首的字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也显得更为丰富。其中，与马的动作、功能有关的字更是形形色色。例如：一路奔跑为“驰”；突然冲刺为“骋”；群马奔走为“骤”；高跳下落，一步一顿为“笃”；马惊为“骇”；马跃为“腾”等等。

中国的文字库中，与马相近的有蹄类动物，也以马作其类属偏旁。如毛驴的“驴”、骡子的“骡”、骆驼的“驼”等字。

“驴lǘ”的繁体字为“驢”。驴为什么“从马、盧声”？有人说，驴外型像马，四肢踏行，亦吃草，所以用马做偏旁；因为驴的灰褐色毛皮颜色如同火炉，驴的性格又粗杂强韧，什么杂草都能吃，所以用原意为火爐的“盧”做它的另一半。

据司马迁的记述，驴不产于中原，原为“匈奴奇畜”，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的步伐，驴才逐渐引入内地。著名的成语典故“黔驴技穷”，用毛驴进入贵州，面对老虎时的倔强和无奈，折射出毛驴是一种外来品。实际上，从陕西眉县出土的“师盠驹尊”铭文中，可证西周晚期，已经有了“雷骓子”、“雷骆子”，不仅有了“驴”，而且有了驴和马的杂交后代：骡子。

现存的金文铭文中，便有一个从马从各的“ ”字。这里的形体取象于马，但将耳朵和尾巴略作夸张，显然是一个驴的形象；“各云”在甲骨文中有乌黑一团、从远处急速奔来的意思，而这正是驴的特征：浑身乌黑，从西域引进。小篆中另有一个“ ”字，乃是驴的异名。此字“从马从”，意谓“蒙着猪皮的马”。

据科学考证，野驴有两个种属，一种产于非洲，一种产于亚洲，现在世界各地被人们饲养役使的家驴，其祖先是非洲野驴，亚洲野驴从未被驯化过。

时至今日，除了“犟驴”这一名词外，自豪于“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最熟悉的话，当是“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在汉民族中的境遇，远不如在阿凡提那里聪明可爱，亦不如在它的原产地——非洲黑人生活中的待遇高。

“骡luó”字在小篆中写作“”或“”，构形与蜾蠃的“嬴”相似。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内，幼虫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即取意这种借腹产子的行为。现代汉语中的“骡”字，源自俗体字“骡”，含有马驴累加，连累相及之意。

“骡”，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种杂交动物，甚至可以看作是人类基因工程的首创。公驴配母马所生之物，俗语叫做“马骡”，比驴大，抗病力及适应性强，拉力大而能持久。公马配母驴所生，许慎在《说文》中称之为“ （jué）”，俗称驴骡。相对与母马所生的“骡”， “”的个头要小一些，大概由于母系血缘优先之故，因而外形更接近驴子，尤其是那双长长的耳朵，只比驴妈小那么一点点。

不管马骡、驴骡，都先天地具有远缘杂交的优势，粗放耐役使，寿命也比父母都长。由于骡子比马吃的精料少，力气比驴大，又能多工作许多年，所以人类初尝甜头后，便不遗余力地制造这一“杂种”动物。《齐民要术》曰：“常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但是，公骡和母骡都没有传种接代的能力。

甲骨文和小篆的“驭yù”字，从马从又（手），像人手持马鞭驱马前行之状。只不过甲骨文第一款的“驭”字，手里多了一个鞭棍之形。楷书由小篆一脉相承，写作了“驭”。

“驭”的本义为驾驶马车，驱马前行，所显示的都是马的一种特殊功用——驾车，这正是上古时期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方式的真实反映。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乃是中华民族从分到合逐渐凝聚的血腥时期，战争十分频繁而且残酷至极，有关战争的事物都受到格外重视。“马”部与“车”部文字数量之多，概念之细微、丰富，恰好印证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以野蛮为代价的社会进步。

事实上，从殷商到秦王朝，在横跨千年的帝王墓葬中，都有马的殉葬，并与它们生前曾经拉动的车子相依为伴。这种墓葬也叫做“车马坑”。其中最早的是殷墟小屯的商代车马坑，最著名的是骊山脚下秦始皇陵中的车马坑。

以马为部首的文字中，还有许多表示对它们驾驭的文字：“骈，驾二马也”；“骖，驾三马也”；“驷，一乘也”；“騑，骖旁马也”；“驸，副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