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

（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商人的祖先，传说是高辛氏的后裔，《诗经》中有简狄吞食玄鸟（燕子）卵而生契的传说。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当太康失国的时候，契之孙相土大力向东方扩张，把附近的许多部落征服或纳在它的控制之下。公元前1600年，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于商丘旧邑的基础上，扩建首都亳。商朝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向四方扩大征伐面，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周边部落前来朝贡的越来越多，商朝统治逐渐巩固。从成汤至盘庚，商王五次迁都，其中盘庚迁殷是一大事件。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商朝末年，江淮之间夷人强盛，征战连绵。纣王的统治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存在500余年的商朝终于灭亡。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商朝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政治

商代以盘庚迁殷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汤建国到盘庚迁殷，共历9世19王，是商王国初步巩固到中衰时期。后期，从盘庚迁殷至帝辛（纣）亡国，共历12王。盘庚迁殷后，商朝走向鼎盛。到祖甲后，日益衰败，传至纣，被周武王攻灭。商代共31王，历时554年。

汤

又称武汤、天乙、成汤，或称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商朝建立者。原为商族首领，一度被夏桀囚于夏台。获释后，重用奴隶出身的伊尹为相，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准备灭夏。陆续攻灭邻国葛（今河南宁陵北）、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等国，成为强国。其后，以吊民伐罪为号召，率军讨伐夏桀。夏桀败退鸣条，又遭惨败，遂仓皇东逃，汤大胜而归。汤回师亳（今山东曹县），即位为王。三千诸侯来朝，表示臣服。至此，商朝建立，时间为公元前1600年。

盘庚迁殷

盘庚是商代第20个帝王，汤九代孙。商代中期，多次发生内乱，王位纷争不已，政治腐败，国势衰落。盘庚即位后，为摆脱困境，避免自然灾害，不顾贵族臣民的反对，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扭转了殷王朝颓势，走上了中兴道路，此即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迁殷成功后，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史记·殷本纪》）的政治局面。从此商王朝结束了动荡岁月，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因此，盘庚迁殷是商王朝由中衰到全盛的转折。

殷墟

商代后期都城的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商代从盘庚至纣在此建都273年，是我国历史上可确定位置的最早的都城。从1928年开始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手工作坊、陵墓等遗迹。由考古发掘可知，殷都建筑规模宏伟，有一定的布局结构。在洹河南岸以王宫为中心，周围环绕着居民点、手工作坊和墓地等。宫殿大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台基上放置础柱，竖立巨型木柱，然后安上梁架，覆盖草顶，装上门户。这种建筑方式成为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在洹河北岸以王陵为中心，有商王陵墓、贵族墓葬和数以千计的屠杀奴隶的祭祀坑。手工作坊分为青铜器铸造，陶器烧制，骨器、玉器、车辆制造等各种部门。遗址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商代后期社会有很大意义。

纣

商代最末一位帝王，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之一。纣天资聪敏，体格魁伟，勇力过人，能言善辩，恃才傲物。帝乙死后，纣即位为王。纣王好酒色，喜淫乐，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唯妇言是听，厚敛赋税，高筑“鹿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纣王昏淫无道，致使百姓怨恨，诸侯叛离。为重振天子威风，纣作“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议论是非者，一律绑在铜柱上，活活烙死。这激怒了朝臣，但敢怒而不敢言。鄂侯仗着是王朝三公，与纣激烈争辩，指责其无道，纣当即将他处死。纣的叔父箕子对暴政不满，佯装疯子，纣发现后，命武士将其囚禁。纣的叔父比干亲眼见微子逃隐，箕子佯狂为奴，非常伤感，于是以死相诤，苦苦劝谏纣王，纣恼羞成怒，下令杀死比干，剖腹取心。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终为周武王所灭。

王位继承制

商朝的基本政体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制。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为了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自称“余一人”、“一人”或者“予一人”；又自称是天帝的嫡系子孙，天帝是其祖宗神，裔王死后回到天上当帝王，因此，很多商王的名字前面都冠以“帝”号。其王位传授，盘庚迁殷以前多是“兄终弟及”，或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到晚商时期才完全确立起父死子继制。

内服外服制

商朝的一种政治制度。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是指分封给诸候的封地，还有派贵族去统治的边境地区。内服、外服中都有许多的邑，贵族、平民都聚居于邑中。受封者有侯、伯两种。侯、伯的封地为世袭，他们各自拥有武装。诸侯对商王有贡纳谷物、龟甲、牛马的义务，再就是要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商代统治阶层就由大小官僚和侯、伯组成。

殉葬

商代的奴隶，要从事各种劳役，还被任意杀戮，甚至用来殉葬或祭祀祖先。殷墟侯家庄大墓中的殉葬者约400人，武官村大墓中有殉葬者近100人。殷墟还发现有很多人祭的遗迹，在一批葬坑中，有被杀的无头人骨架及人头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杀人祭祀的记载，其中最多的一次杀祭者达500人。人祭的手段包括砍头、肢解、焚烧等。被杀者多为俘虏，还有仆人及少数的妾等。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后，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武丁时达到强盛时期。武丁少年时，曾在民间居住，体察人民疾苦。约公元前1250年，武丁即位后，思索复兴殷道之法，在傅说和甘盘等众大臣辅助下，国家日益兴盛。武丁中兴，国力强盛，于是军事上不断征战四方。鬼方是殷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部落，曾频频出动骚扰商的统治区，武丁亲自率军征讨，三年平定；邛方是北方另一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前，邛方趁殷王室“九世之乱”之机，迅速扩展势力，不断向南游移，骚扰商朝属国。武丁于是命武将禽和甘盘率军征伐，通过十几年征伐，终于平服邛方，武丁在征伐邛方过程中，用二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居住地也成为商朝领土。羌族是西部地区的古老部落，或称西羌，武丁对西羌多次进行征伐，所获战俘，多作“人牲”，充作祭祀鬼神的牺牲。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急剧扩张，达到商代的顶峰。

车战兴起

车战最早起源于夏代，约在夏末商初，已有小规模的车战。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最早的“车”字，至西周时期，车战就基本上取代了步战，成为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作战方式，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战争样式的第一次巨变。据考古推测，商代可能拥有300辆战车。商代和西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区域是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和中原地区，战场都是广阔的平原。《诗经》中有关西周的篇章，凡写到命将出征，都要提备车备马，反映了车战的兴盛和威力。战车用木制作，一些部位装有青铜饰件或加固件。其形制包括独辕、两轮、长毂、车厢。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两轭以供驾马。战车大多数驾2马，称为“骈”，也有驾3马的，称为“骖”，只有少数驾4马。车上载3名甲士，其中右方甲士执长兵器（戈、矛等），是主要格斗者，并负责为战车排除障碍，称“车右”、“戎右”或“参乘”；居中的是控马驭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刀剑等短兵器。商代车阵已出现右、左的配置。商代晚期军队建制中右师、中师、左师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已经具有中军和两翼相配合的意识。

武王伐纣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戎车300乘，勇士3000人，甲士4.5万人，东进伐纣。周与诸侯之师到达商郊牧野，庄严誓师。纣王闻讯，匆忙调集大军，开赴牧野，与武王对阵。纣王之师远远多于武王，但是因纣王暴虐已极，遗弃骨肉兄弟，任用奸人，残害百姓，纣王军队无心恋战，只盼望武王尽快打败纣王。双方一交战，纣军士兵就倒戈转向武王。武王乘势指挥军队冲入敌阵，商军全线崩溃。纣王逃回殷都，在鹿台上用4000多块宝玉环绕周身，然后自焚。武王对纣尸连射三箭，然后下车，用剑击之，再用黄钺砍下纣的首级，悬于大白之旗示众。周武王灭了商纣王，商王朝至此灭亡。

2.社会经济

农业

农业是商朝的主要社会经济部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商民已种植禾、黍（糜子）、麦、稷（谷子或小米）、稻 一种再生稻）等粮食作物，产量也较高。商人还栽桑植麻，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发现有商代麻籽。果林生产也有发展，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有桃、李等30多枚植物种仁。

畜牧业

商民已普遍饲养“六畜”：马、牛、羊、鸡、犬、豕。饲养方法除围地放牧外，还采用圈养厩养。牛、马除食用外，广泛使用于驾车、作战等，还被大量用于祭祀。商民还饲养鸡、鸭、鹅等家禽食用。养蚕也是重要的饲养业之一。

农具

商朝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准，农业生产工具除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制作的农具外，青铜农具开始使用，有青铜、青铜铲、青铜镰等，不仅农具种类齐全，而且使用地区广泛。青铜农具轻巧锋利，使用方便，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耒耜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已发现有保留于黄土上的耒痕。耒双齿之上有一横木，表明使用时以脚踏之，以利于耒齿扎入土中。耜为木制的铲状耕田工具，西周时为人们普遍使用。汉代学者以为耒耜为一物。如许慎以为耒为上部，耜为下部，但都属于木制。郑玄也认为上为耒，下为耜，所不同的是，耜为金属刃口的专称。

手工业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鬲等，食器有簋、豆、盂，酒器有、觚、爵等，储盛器有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釉陶呈青绿色，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骨器在商代广泛使用，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玉器均为软玉，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器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也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商代有麻布，也有了丝织物。商朝的建筑水平较高，殷墟的王宫遗址，已发现53座，建筑规模雄伟，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

青铜器

古代以铜、锡、铅合金铸造成的器具。在我国仰韶文化早期及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商代，品种、数量及其工艺水平都达到很高程度。据粗略统计，历年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达数千件之多，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更以万计。商周青铜器品种主要有礼器、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这些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造型生动奇特、刻镂精美见长，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堪称代表作；一类以雄浑厚重、形体恢宏而取胜，如司母戊鼎。数量众多且工艺高超的青铜器，表明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生产规模巨大。铸造青铜器时，需要很多工序，如制模、翻范、熔铸等，并需大量人力密切配合。目前发现的商代熔铜坩埚，一次约能熔铜12.7千克，而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铸造这样一件大鼎，就需70多个坩埚。若一个坩埚配备3至4人，就需要二三百人同时操作。此外，还要分别铸好各个部件，再行合铸。商代青铜作坊规模相当大，殷墟发现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西周青铜铸造技术在商代基础上又有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业的地位逐渐为新兴的冶铁业取代。

3.文化

编钟

商的音乐十分发达，演奏的乐器有陶埙、石埙、骨埙、石磬、铜铃、铜铙、鼓等。殷墟武官村商墓出土的青白色的大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正面刻着张口龇牙的猛虎，纹饰流畅工整，为悬挂的敲击乐器，音韵清晰，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一件大型乐器。商朝的编钟、编磬、编铙都是3枚1套，每套发3个音，能演奏简单的曲调。

天文历法

相传中国最早的历法是出于夏代的《夏小正》，是通过观察授时的方法进行编制的自然历。到商代，大规模的祭祀周期，加之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更高需求，使得商代历法在夏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又1/4日为一回归年，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29或30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12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商代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鸟星”、“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后世的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座名亦见于卜辞，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即是说接近火星有一颗新的大星。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商人对气候的变化特别予以重视。卜辞记有许多自然现象，“启”、“易日”为天晴，“”为阴天及浓云密布，“晕”为出现日晕。记录自然界变化的有风、云、雨、雪、雷、虹、霜、雹，风有大风、小风、骤风。商人不止对一日之内，而且对一旬、数旬及至数月的气象变化进行了连续的记录。

八卦

商、西周的甲骨文、金文以及陶文中的八卦数字符号是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才得到较初步的认识。目前已发现有八卦的器物计29件，记有36条八卦数字符号，这些符号广泛见于商和西周的甲骨、铜器和陶器上。商代后期的重卦，有的略早于周文王，有的与周文王活动时代相当。组成八卦的数字都是“一”、“五”、“六”、“七”、“八”，而且早期形态的单卦符号较普遍地在西周出现。

金文

殷商时期，一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产生了，称为金文。金文不仅刻在青铜礼器上，而且还刻在青铜兵器上，最多的是青铜礼器中的钟和鼎，因而又称为钟鼎文。商代金文的字体结构比甲骨文简单，字体仍不固定。金文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器物归谁所有和纪念先人的称号，还有的记载了制作青铜器的原因，并附记了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晚商记事文字有了进一步发展。铭文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多为族号和其他图形文字，商代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1件铜鬲的“亘”字，其意当为族氏名号。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许多是属于族氏标记，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上的铭文有“妇好”、“亚启”、“来泉”、“共”等。如妇好墓中的“司母辛”方鼎，就是祖甲或祖庚专门铸造出来祭祀其母的祭器，“母辛”是妇好的庙号。著名的司母戊方鼎是商王文丁专门用于祭祀自己的母亲“母戊”而铸造的祭器。在商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商人在青铜器上铸造的金文，标志着汉字的发展已从甲骨文字逐渐走向金文阶段，对研究中国汉字的发展历史和商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甲骨文

甲骨文是龟甲以及一般兽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是商代通行的文字，又称“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等。商朝灭亡后，甲骨文鲜为人知，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代金石学家王懿荣才认识到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上的锲刻文字是一种比西周金文还要早的文字。20世纪以来，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发掘活动，特别是1936年第十三次发掘的127号坑，出土了甲骨17096片，成为甲骨出土最多的一次。到目前为止，已出土了15万片以上。甲骨文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文字体系，文字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共有约5000多单字，已显示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等六种构字方法，而且“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已基本固定。甲骨文已有从一到十和百、千、万等13个记数单字，使用十位进制记数，出现了四位数，较大的数字是三万。已有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并掌握了初步的运算技能。从甲骨文可知当时已有完整的六十甲子，用天干地支记日；有一月至十二月，甚至十三月的历法。出现大量记时用的专名：天明前称“妹”；6时左右称“明”、“旦”或“旦明”；下午2时左右是“昃”；4时左右是“小食”，“小食”以后是“郭兮”；黄昏称“小采”、“莫”；黄昏以后是“昏”或“夕”，还有日食、月食、新星的名称。从书写的工具、书法的技巧看，甲骨文已达到成熟的地步。文字大多用刀刻，表明刻写者对字形的掌握已非常精熟；其中有朱书、墨书，表明当时已有毛笔，或先书后刻，或刻后填朱墨，大多都是直接刻成。甲骨文的笔画无论是粗是细，都显得遒劲，富有立体感，细而不轻，粗而不重，轻重疾徐表现得当，反映出锲刻人对字和刀的掌握相当熟练。在行款上，有左行、右行、直行、横行之别，文字结构自然灵活，布局参差错落；在风格上按时期、书写人的不同，或壮伟宏放，或纤弱颓靡，都体现了很高的书法技巧。

日食记录

中国甲骨文中的日食记录是世界天文学界公认的。《殷契佚存》第347片记载：“癸酉贞：日夕有蚀，佳若？癸酉贞：日夕有蚀，非若？”关于这次日食，虽然因推算方法的差异，所求得的发生日期不同，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早于古巴比伦的可靠日食记录。根据文献记载推算，最早的日食记录还要早得多。《尚书·胤徵》篇记载夏代的一次月食，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

制陶

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的陶工已经使用陶轮制造陶器，生产各式各样的器皿。虽然商周时期青铜器生产已占优势，但在制造陶器方面仍有重大发展，同时开始生产瓷土制造的白陶。在此之前，在仰韶已经使用过白黏土，但是只作为陶衣或简单的表面装饰。此时的白瓷土没有铁一类的杂质，用于制造厚厚的手工容器。陶器在形状和装饰上与铜器一样。在陶胚完全硬化之前，白陶要刻上装饰图案。烧白陶所需温度大致在1038℃～1149℃之间。瓷土缺少塑性，只能生产厚的器皿。不过，这种土又相当易碎，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商朝结束以后就不再用它来制造器皿了。迄今为止最早上釉的器皿在河南安阳已有发现。这种使壶罐变得不透水的重要工艺，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达到完善的地步。

商代宗教

商代的宗教观念可以从殷墟出土的几十万片甲骨卜辞中得到反映。可见商人十分崇信天帝和祖先，形成了天帝为最高神，与宗法血缘制度紧密结合的国家性宗教。从商问卜的对象及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人相信有日、月、风、雨、雷等天空诸神和土、地、山、川等地下诸神。天帝有巨大的威力，支配自然界，主宰人类祸福，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每逢战争，统治者便令巫师占问天帝。商人对鬼神的崇信还表现在他们的祭祀活动中。对于同属天空神的风、雨、云、雷诸神，多用火祭。祭山川等地上神则采用沉埋法，如祭河就把牛羊、玉璧以及奴隶沉入河中。卜辞中祭地又写作祭土，这与农业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有关。卜辞中却没有明显祭祀天帝的纪录。既然天帝是主宰，为什么会没有直接的祭祀活动呢？原来，在商代宗教，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也没有轮回转世之说，鬼魂永恒地留存于天地之间。商人祭祖不仅隆重，而且极虔诚、频繁。据卜辞记载，商人祖先都是以忌日天干为庙号的，祭日与忌日相应。为了表示对祖灵的敬畏，商人花费了大量的牺牲品，家畜有牛、马、羊、豕、鸡等，数量多时可达上百。商人甚至还用人作牺牲品来祭祀祖先或殉葬。在河南安阳西北冈商王大墓区发现了191座祭坑，其中所埋无头尸体、全躯人骨、人头、祭器等物，证明是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场，被杀者除了少数亲属、随从，多是奴隶和战俘。商王奉于祖庙的神主称为“示”，“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是帝系先王。祭祀“大示”用牛牲，祭祀“小示”用羊牲。

商代服装

商代手工业颇为发达，已粗具规模，使人们在装饰自身方面迈开了一大步，穿着实行上衣下裳制。 商代已能生产各种各样的麻丝制品，丝织品除绢外，还生产出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品绮。穿着也反映了社会阶层和风俗习惯。中国古代以“衣”作为各类服饰的统称，分为头衣、体衣、胫衣、足衣、寝衣。在春秋时期以前，没有裤子，男女都穿裙，所以当时的裳实际上就是裙。早在夏代，衣和裳就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夏、商、周时期的服饰，多为上衣下裳制，如元端、褶、襦裙。元端为国家法定服装。褶是上身穿褶下身穿的一种服式，襦裙指上襦下裙的女服，二者皆于东周以后流行。

商代学校

商代的学校分为序、庠、学、瞽宗等，商代的序和夏代的序没有多少区别，都具有习射等职能，是讲武习礼的场所。学有“左学”、“右学”之分。甲骨文表明了商代学校已有读、写、算教学，出现了作为教材的典册。《尚书·多土》中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句子，说明商代学校具有读书写字的教学条件。由于几乎事事占卜，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数术成为商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具有官师合一的特点，即执掌国家宗法祭典大礼的职官往往是在学校教授礼乐知识的教师，这种身兼两职的职官和教师统称为“父师”。商代奴隶主贵族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巩固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建立了序、庠、学、瞽宗等学校，教师由国家职官兼任，教学内容以宗教和军事为主，此外，还有伦理和一般文化知识。“六艺”教育初露端倪，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道路。

精美玉刻

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去世，陪葬有许多精美的玉石雕刻。墓葬在1976年发掘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保存完好。其中出土玉器共755件，是迄今商代玉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另有63件石器、47件宝石器。玉器以青玉最多，白玉、青白玉、黄玉、墨玉等次之，石器以大理石、石灰岩等为原料，宝石器由绿晶、玛瑙、绿松石、孔雀石4种材料加工制成。有琮、圭等礼器，簋、盘两种玉雕，豆、 瓿、斛等石雕礼器，石磬类石器，戈、矛、戚、钺、大刀等仪仗用玉制兵器。腰插宽柄器玉人，身着交领有花纹长服，腰束宽带，头部有圆箍状的束发，额装卷筒状装饰。人物面部无表情、双目突出的特点正是当时流行的雕刻装饰手法的体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原始青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商朝中期，青瓷开始出现，在河南、湖北、河北、江西等地都有原始青瓷的产地，其中又以长江下游为盛。它以含铁量低于1.5%的高岭土为原料，坯体施青色石灰釉，经过1200℃左右窑温烧成，胎质坚硬细密，胎色青中泛白，故称青瓷，亦称为原始瓷。原始青瓷首先在长江下游得到了较大发展，在商、西周多用泥条盘筑法，部分产品在器表也留有拍印残痕，如瓷刀、瓷纺轮等。原始瓷釉不断发展，北方最迟在仰韶文化时，就发明了在陶器表面上涂白色涂料，即所谓“白衣”、“陶衣”的工艺；在南方，湖南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就采用了千峰翠色陶衣的技术。商、周的原始瓷釉叫石灰釉，它的主要优点是熔融温度较低，高温黏度较小，釉面光泽好，硬度大，透明度亦较高。白陶、印纹硬陶的发明和发展，分别在胎质、釉质上为原始瓷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使原始青瓷变成了现实。

三星堆雕像

距今3000余年前，蜀地先民创造了具有很高价值的青铜雕塑艺术品。1986年在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青铜人头像，反映了蜀文化的艺术成就及其地域特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大型青铜器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青铜人头像的大小与真人相当，共10余件，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形象。青铜人像都头戴冠帽，颈部有衣领等。 面部均作夸张的表情，五官线条清晰有力，眼大，呈杏叶形。耳朵形如扁尖的扇子，耳垂有穿孔，形象坚毅。其中有一具完整的全身铜像，高达1.70米，形象生动，服饰华丽。三星堆还出土有青铜方座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人面罩及雕刻于其他器物上作为装饰的人头像。其精致优美说明了当时的青铜铸造技术已十分成熟，表明了商周时期确实存在着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并且具有高超的技艺水平和宏大的规模。

金银器

3000多年前，中国金银器工艺产生，在以后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曾产生过无数优秀的制品。金银器是以贵金属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而成的器皿、饰件等。在物理性能方面，金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不溶于酸碱，延展性较好，而银在这些方面都不及金。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主要有熔炼、范铸、锤、焊接、炸珠、镌镂、抽丝、掐丝和镶嵌等。我国最早的金器产生于商代。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其中商殷中心区域出土了金片、金叶、金箔等饰件。北京平谷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金臂钏、金耳环等，经化验含金达85%，杂有较多的银和少量的铜。商代晚期金器主要出土于山西石楼后兰家沟，这里可能就是商代的北方，这批金器应该是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结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还出土了金耳环和金贝等。中国金银器工艺在商代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地区。

青铜兵器

商代晚期，青铜兵器已经广泛使用。王室近卫部队、商军主力和战车兵均已装备青铜兵器。但一些消耗特别大的兵器如箭镞等则仍为骨石和蚌质。这一时期，不但青铜兵器数量激增，而且器类齐全，形成了包括格斗兵器（戈、矛、戟、钺、刀）、射远兵器（弓箭）和防护装具（胄、甲、盾）的完备组合。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青铜兵器已能用纯铜、锡和铅来冶铸，增加了兵器的硬度；又出现了青铜胄表面镀锡的做法，既可防锈又更为美观。

豕尊

这件青铜器由考古工作者于1981年在湖南湘潭发现。尊口呈椭圆形，位于猪的背上，尊口上有盖，盖上装饰有华冠立鸟。器物外观比较逼真，有栩栩如生之感。器身呈站立姿势，整体比例关系与细部结构都比较精确，面部比较长，两颗獠牙露在外面，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周身纹饰复杂多变，又和谐统一。其头部施云状纹；四肢为倒立的夔龙纹，以云雷为底；颈部、腹部则是面积较大的鳞甲纹。各种纹饰的变化与配合处理得恰到好处。以豕为尊，在中国青铜鸟兽尊中十分罕见，而这种纹饰精美、形象逼真、富有装饰性的豕尊更显珍贵。

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青铜酒器，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月山铺，是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其主体为商代流行的方尊样式，造型庄严、雄伟。四角各铸一只大卷角羊，瘦劲的羊腿抵附于圈足之上，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全器以精美细腻的花纹装饰，羊头饰满雷纹，羊颈部、腹部饰以鳞纹，胸部为高冠鸟纹，鸟足附于羊腿上。颈部为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和带状的兽面纹，圈足及浮雕的羊腿之间饰有倒夔龙纹。线条光洁刚劲，繁简疏密得当，雕琢精细。四羊方尊集绘画、线雕、浮雕、分铸、合铸为一体，把平面纹饰、立体雕塑、器皿和动物形态有机结合起来，成为青铜器时代最珍贵的艺术品。

司母戊鼎

商代晚期王室青铜祭器，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鼎的腹部作长方形，上面竖立两只直耳，下承4根圆柱形鼎足，高1.33米，长1.1米，重875千克，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古代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3字，是商王为祭祀其母而作。鼎体饰以饕餮纹，耳上铸有两虎相向张口吞食一人头的形象，耳、身、足分别铸成后再合成一个整体，充分反映了商代铸造青铜器的高超工艺水平。它也是目前世界青铜文化中最大的一件青铜器。

4.民族

商朝的方国

在商王朝的周围，还聚居着许多大小民族，即“多方”、“多邦方”。其方国首领称“白（伯）”。方国有土方、井方、羌方、召方、巴方、亘方、人方、印方、尸方、危方、林方、马方、龙方、虎方、箕方、鬼方、盂方等。商代自武丁时期起，曾长期大规模对外族外邦作战，先后征服了多方及其他小国。

商王为抵御外族外邦的侵扰，亦为扩大自己的领土，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向外族征伐，尤以武丁及帝乙、帝辛时为盛，对方国的征伐要征集众多的兵员，时间也相当长。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帝乙征人方，往返一次几乎历时一年。商王朝经过一系列对外用兵，成为疆域辽阔的强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