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4)

趁宋教仁在京养病期间，袁世凯派亲信、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多次前去慰问，并带去他的意思，即可以答应让宋教仁担任下一届国务总理，但条件是必须放弃责任内阁制。

当着赵秉钧的面，宋教仁表示国民党及他个人都愿意以在野的地位，帮助袁世凯把国家的事办好。宋教仁的这种表态，让袁世凯很满意。

身体痊愈后，宋教仁准备离京南下，袁世凯又通过赵秉钧“壮其行色”，赠送给宋教仁一张可以随意支取现金的交通银行存折，宋教仁也毫不推辞地收下了。

在袁世凯、赵秉钧看来，送存折就是重金贿赂，宋教仁如果拒绝，事情就又悬了，但宋教仁既慨然受之，便说明已没有任何问题。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教仁到南方后即到处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必争政权，同时照旧抨击袁世凯，甚至设计了一个在正式总统选举时让黎元洪取代袁世凯的大胆计划。

袁世凯派人一路尾随宋教仁，早将这一切都报往北京。袁世凯大半辈子都精似鬼，临到头来却喝了别人的洗脚水，不由又急又气，多次诘问赵秉钧：“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赵秉钧窘迫万状，无言以对。他忍不住向亲近的一名议员诉苦道：“老弟，你说叫我怎么办？怎么向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故也称袁项城）交代？”

毁宋酬勋

袁、赵都低估了宋教仁的雄心和政治抱负。无论是在野的承诺，还是收受重金，宋教仁都不过是给他们玩了一招障眼法而已。

当然，政治场本身就是权力场，袁世凯在与唐绍仪等人的权力争夺中其实也耍了许多阴谋。归根到底，只要这种权力斗争被限制在民主法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便无太多可指责之处。

宋教仁正是在规则里面玩游戏的高手，他在南方力倡“争内阁不争总统”的理念，并俨然以多数党候补内阁总理自许。这使袁世凯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他时刻担心大权旁落，曾对自己的高级幕僚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夺取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

眼看国会召开在即，形势之紧迫，大大超出了袁世凯及其派系人马的预料。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北火车站。一般人都认为，宋案系袁世凯、赵秉钧共同密谋，但也有资料称袁世凯并非主谋，宋案乃赵秉钧等人“毁宋酬勋”的独断行为。

宋教仁被刺，为袁世凯在政治上除去了一个大敌，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初步解决了北京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问题。

最早出现财政危机的其实是南京临时政府。就在南北还处于战时状态时，有一次安徽都督派专使去见孙中山，要求马上接济部分军饷。孙中山批了二十万元，但手下人查了一下金库，却发现仅有十元存洋。

为了这个恼人的“孔方兄”，孙中山、黄兴伤透脑筋。当时每天到南京陆军部索饷的人员不下数十拨，时任陆军总长的黄兴被弄得寝食俱废，甚至急吐了血。

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刚刚一星期，尚在执行职务的南京政府就提出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袁世凯也不是财神爷，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找外国借款。

袁世凯的法子，南京政府同样想过做过。孙中山在回国前后就多次借款，但外国银行家们多精明，南京政府能存在几天他们都不知道，又怎么肯把钱借给你？在那段日子里，孙中山每天都盼望能得到外国银行的复电，可是一直等到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也没有见到钱的影子。

袁世凯出手借就不一样了。这时南北已走到一起，且北京政府就实力和信用而言，更符合外国银行家心目中“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的形象。在此情况下，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便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付银二百万两给南京政府作为军政费用。

除了结束南京政府、遣散南方民军外，北京政府需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比较大宗的就有整顿在京政府机构、偿付承接自清政府的外债和赔款、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等。这使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程度很快就接近了当初的南京政府，而解决困难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径只有继续向外国银行借贷。

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以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签署了“善后借款合同”，这就是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

据说著名学者辜鸿铭曾应邀在这次借款谈判中担任翻译。他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辜鸿铭的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借款合同的苛刻程度。根据合同规定，中国必须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有损国家主权的附加条件。

借款合同签署于第一届国会开幕后不久。依照国会组织法，政府所有法律、财政、国务院同意等案，都须得到参众两院的一致同意，像“善后大借款”这样重大且涉及国家主权的决策更不能例外，但国会却是事后才得知。

宋案和借款案引起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怒。两案发生之前，孙中山、黄兴曾先后北上与袁世凯商讨国是，对袁俱有好评。二人还不约而同地做出过乐观估计，认为民国若能由袁世凯执政若干年，必可跻身于强国之列。袁世凯对孙、黄亦不乏好感，与人交谈时，曾称孙中山坦白、黄兴憨直，言下颇有相互提携之意。

两案一起，南北领袖之间这种一度尚算融洽的关系便告完全破裂，双方皆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孙中山首先力主对袁世凯进行武力讨伐，袁世凯也被激起了怒火，他发出“传语国民党人”的长电，声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多一个字也别想

在“看透孙、黄”这一点上，段祺瑞与袁世凯基本步调一致。他也认为国民党人不听约束，“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别的不说，当初揪住张案不放，对他又是质询又是弹劾的，不正是国民党籍议员们的所为吗？

议员无兵无勇，相对而言还容易对付，令段祺瑞深感威胁的还是那几个国民党籍都督。早在1913年年初，江西都督、国民党人李烈钧就未经陆军部批准，将采购到的一批枪械弹药由上海运往江西。段祺瑞闻讯密令九江驻军将枪械予以扣留，随后通知李烈钧：“此项弹药已分给各水师军舰。”

李烈钧通电表示抗议，声明购买这批枪械是南京临时政府曾经批准的，只是最近刚刚从上海起运而已。

对李烈钧的通电声明和要求发还枪械的要求，段祺瑞不予理睬，他在相应文件中批示道：“今日李督，通告天下，谓部扣留军械，是李不受善，莫可救药。”

虽然段祺瑞态度强硬，但鉴于李烈钧“多方布置”，“志极坚定”，袁世凯不得不做出让步，指示段祺瑞将扣留的枪械发还给他。

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刺激了段祺瑞。事后，河南都督张镇芳写信给他，对共和政体下的民主表示不满，并建议对国民党人用兵。段祺瑞读信如遇知音，他随即在复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

在准备用武力进行镇慑，以防止孙、黄“捣乱”上，袁世凯、段祺瑞可谓一拍即合。袁世凯在长电中也说：“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指孙、黄）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1913年4月30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内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段祺瑞出席会议，并参与部署军事，其中包括“多购军火，增置募兵”和“分布军队办法”等项。

第二天，由于赵秉钧涉嫌宋案而被迫辞职，袁世凯命令段祺瑞以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这一任命被外界解读为袁不惜用武力对付国民党的信号，国内政治气氛瞬间就有了火药味，段内阁也因此被称为“战时内阁”。

5月5日，就参议院对借款案提出的质问案，段祺瑞以代总理身份到部接受质询。当天，他身着陆军上将军服，挎着军刀，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走进了参议院会场。在国务院席入座后，依旧双手握着刀柄，其神情仿佛不是来回答质询，而是来主持军事会议的。

议员当然也没有这么好吓唬。除了亲袁议员默不作声外，国民党籍议员都对段祺瑞群起而攻之。他们根据“临时约法”发出严厉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先咨请国会讨论，就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这是非法签字，应判定借款合同无效！

议员们越说越气，开始控制不住情绪。有人跳到凳子上大骂袁世凯破坏约法，欺凌国会，有人拍案高喊打倒袁世凯的口号，甚至还有人向段祺瑞摔掷墨盒。

不管议员们问什么，骂什么，或者摔什么，段祺瑞始终神色自若，傲然不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轮到他发言了，他走上讲台，对议员们质问的一大堆问题一个都没有正面作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木已成舟，毋庸再议！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确认。”再质问，还是那句话，多一个字也别想。

参议院的质询就这么草草结束了。众议院紧接着也提出了质问案，但段祺瑞的出场和答复方式与在参议院一般无二。

这是段祺瑞自张振武案后第二次接受质询，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对议员们的轻慢和蔑视尽在不言中。

当然，袁世凯、段祺瑞也不是真的就敢不把国会放在眼里。自发现国民党在国会占据优势后，他们就采取措施“收复失地”，其中包括组织小党群，以及将共和党、民主党进行合并，组成足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进步党。

小党林立，不仅分散了国民党的势力，而且相当一部分小党都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资助，说白了就是袁家党。比如有一个新共和党，党费主要由袁世凯拨付，所以在小党之中最为阔绰。这个党别无党纲，唯知拥袁到底，其活动甚至比亲袁的进步党更加卖力，以至于进步党有时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质询会期间，进步党和亲袁小党的议员们明知政府理亏，却还跑到休息室进行疏通，要求国民党议员满足段祺瑞的要求，对借款合同予以追认。

国民党议员虽然对段祺瑞轻视国会的态度感到不满，但当场也不能拿他怎样。质询会结束后，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的本党议员商量，认为借款合同既已签字，使用国会否决权也来不及了，同时如果使用国会否决权，势必还要对责任人进行弹劾。弹劾案一起，亲袁议员势必不会善罢甘休，在其现有力量已极大增强的情况下，到时弹劾不了不说，所掀起的政海波澜还将无止无休。商量下来，国民党决定对借款案不做硬性决议。

在国民党方面立场松动之后，借款案很快得到众议院的追认。参议院对借款案进行了自由投票，最后也以过半数通过。

逼上梁山

借款案的通过大长了袁派人马的气势。1913年5月6日，袁世凯下达一道命令，表示要“除暴安良”，矛头直指国民党。段祺瑞更是毫不掩饰，坚决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对南方用兵。自出任代总理以后，除国务会议外，他几乎从不到国务院，每天只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处理军务。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表示“专靠武力，总不能根本解决”，并提出应就政治解决南方问题进行讨论。还没等他说完，段祺瑞就板起面孔，很不耐烦地说：“军事非你文人所知，不应干预！”

国民党方面，虽然孙中山一再主张“速兴问罪之师”，但由于裁军后南方兵力不足、国民党籍都督们意见不统一等原因而未能及时发动。趁此机会，袁世凯、段祺瑞加快了对国民党势力进行扫荡的步伐。6月间，袁世凯以反对借款、不服中央为名，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赣督、胡汉民粤督、柏文蔚皖督之职。

国民党被“逼上梁山”，终于不得不举起反旗。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奉命由上海转回江西，在湖口宣布起义，组织讨袁军。自江西独立后，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上海等地也先后响应独立，“二次革命”由此而起。

袁世凯闻报立即发布“讨伐令”。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兼代理总理，或派兵，或直接指挥“清剿”，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