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档案学的几个问题
民族档案学是档案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就其定义、特征、历史、现状、体系与方略等问题，略陈浅见，敬请读者赐教。
一 定义与特征
1937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是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为我们研究民族档案学及其他科学至少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应把握该科学的特殊矛盾；第二，应把握该科学的特殊本质属性。
少数民族档案学是以少数民族档案及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简称民族档案学）。这里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民族档案及什么是民族档案工作。
所谓民族档案，是指各个时代的一切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关于各少数民族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符号的原始记录。民族档案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民族档案的活动。
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档案，既包括以某少数民族文字符号等方式记录和反映本民族自身的历史和现状的原始文献，也包括有关少数民族历史与现状的各种文字符号的原始记录。前者是某一民族在其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历程及其与其他民族间的各种关系。以本民族的文字符号形成的有关该民族的档案，或者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字而形成的有关自己民族的档案，当然是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前者也可以是狭义的民族档案，而加上后者，就可以说是广义的民族档案。一个民族除了其自身的活动外，还在和其他民族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便产生了关于这个民族的各种民族文字符号的档案文献。这部分档案虽然不是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的，但却也是研究本民族各种问题的难得的材料。这里有两种情况应当特别指出：
一是当本民族尚无文字的时候，其历史仅凭借口耳相传的材料，不易准确反映这个民族的真实面貌，这就特别需要其他民族文字符号关于这个民族的原始记录来加以印证。
二是在我国历史上，汉文出现最早，并且长期作为官方文字用来撰修国家文书。大量的诏令奏议及行移文牍记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科学及道德风貌。这类档案早已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所以，民族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应是广义的民族档案和民族档案工作。
民族档案及民族档案工作，一方面具有一般的档案的特征，诸如原始性、真实性及普遍的收集、整理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一种专门档案，它具有有别于其他种档案的特征，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载体的特殊性。首先是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字符号。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就有21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中有原始的象形表意文字、字母文字、音节文字等。而有的民族如傣族甚至使用了四种文字。我们的民族档案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其次是多种多样的制成材料。且不说“结绳而治”，仅就竹、木、缣、帛、金石、贝叶、构树纸、棉纸等档案制成材料，已令人目不暇接。
第二，来源的特殊性。除满文档案外，大量的民族档案流散在毕摩、贝玛、佛爷、卜官甚至普通老百姓手中，致使来源渠道甚多。
第三，保管实体的特殊性。由于制成材料甚多，文字符号多样，其立卷方法、保管实体等不能不具有特殊的要求。甚至在国家档案全宗里也需要考虑这部分档案的特殊性。
第四，保护技术的特殊性。由于民族档案制成材料的多样性和书写方式的特殊性，加上民族档案大多数形成和保管在边疆地区，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温湿度、光线、微生物等对档案的损毁情况比较复杂，对于保护技术提出了较高的特殊要求。云南的情况最为典型。
第五，各民族档案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其档案及档案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各民族档案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内容的丰富程度等，在收集、保管和利用等方面，应当从实际出发，有所照顾，区别对待。
上述民族档案自身的特殊属性及民族档案事业的特殊矛盾，便构成了民族档案学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二 历史和现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档案文献记载反映了各民族文明的进程，同时又促进了文明的发展。档案文献被称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民族群体的早期档案。《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治”即管理。原始社会作为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氏族、部落联盟等组织及其首领在他们的管理活动中，“对于人口统计、土地疆界、部落标记及命令、宣战、刑法、墓志等，都采用结绳的方法来表达”其管理意图。刻契记事要比结绳记事稍晚。
在我国各民族历史上，都曾广泛地采用过结绳刻契的方法。而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中，有的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采用结绳刻契的方法进行管理。如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大瑶山瑶族头人就用绳子打结的办法处理居民纠纷，佤族用刻木的方法来记数，独龙族用刻木的方法传达藏族土司的命令。我们认为，这种结绳、刻木都应视为由“原始文书”转化而来的“原始档案”。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这类载体的档案并不少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国家和文字产生以后，现代意义上的文书和档案也就随之出现。发展到今天，在我国现存的8000多万卷（册）档案中，民族档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虽然目前全国究竟保存有多少民族档案，可能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只要略举数例就足以说明其数量之庞大了。
现存的满文档案有150万件以上。其中，“满文老档”的价值极高，是研究满族早期档案历史的重要资料。清代前期与外国行文或重要文书，都使用满文，代表国家文书。这部分档案也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珍贵文献。
藏文的创造和使用历史悠久。目前西藏地区保存有大量的藏文文献。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就达300万件之多。这是研究西藏历史、宗教、科学和文化的宝库。其中有的反映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有的记载了西藏人民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史事。
彝族的历史文化也很悠久。彝文的创制时间较早，仅明清以来的彝文碑碣、谱牒和社会契约文书等流传至今的就有不少。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散藏在全国的与彝族档案有密切关系的彝族古籍达10000多部。
傣族在历史上曾分别使用金平傣文、傣绷文、傣哪文和傣仂文，形成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包括各个时期的政府文牍、节日祝文、宣誓及委任状等，如《镇压悠乐山起义布告》《傣历1191年（1829）宣慰使为征派招待天朝官员费用的指令》等，其数量颇为可观。同时，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文贝叶经，其内容、载体及制作方式也颇具特色。
此外，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焉耆-龟兹文、八思巴文、于阗文、察合台文、契丹文、蒙古文、西夏文、女真文及纳西象形文等文字的档案文献，保存到现在的为数不少。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中，具有与汉文同等效力的民族语文文件和档案增长很快。这里仅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现为延吉市）情况为例。1982年延吉县人民政府形成的各种大型会议的文件材料全部是朝、汉两种文字。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以县政府名义发出的61份文件中，朝、汉两种文字同时行文的有37份，占60%。延吉县光开公社1981年137份文件材料中，只有“党委会议记录”和“教育工作总结”是汉文，其余的全部都是朝文。
我国目前有56个民族，截至1985年底，全国先后建立了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96个自治县（旗）和众多的民族自治乡。目前已形成和正在形成大量的民族语文文书、档案。
而其他民族文字，尤其是汉文文字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始记录，其历史很悠久，在甲骨档案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民族档案。《铁云藏龟》43叶1片及53叶4片有卜辞“尞白人”。《说文》云“僰，犍为蛮夷。”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尚书·牧誓》中提到，（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档案材料明确地记载了西南古代民族参加了这次伐纣战争——牧野大战。我国的纪传体正史，无论官修还是私撰，都是根据档案材料，此为文献学界所承认。其中有少数民族列传的材料，也多根据历史档案，或亲自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最为典型。他曾“赴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作《西南夷传》。历史上，国家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部门和官员，如典客、大鸿胪、鸿胪寺卿、司宾寺卿、北大王院知事、南大王院知事、宣政院使、理藩院等，在从事民族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民族档案。这部分民族档案的内容极为珍贵，大多被利用过或已转化为二次文献。其潜力极大，仍有待于继续挖掘。
总之，民族档案及其管理利用，皆源远流长、数量浩繁。如果说中华民族档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巨大的文化信息系统，那么我们的各少数民族档案则是其中一颗颇具特色的子系统。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化信息资源。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中，民族档案将发挥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利用了彝族档案文献材料和现实的调查资料（也是一种民族档案），在彝族文化及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档案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指示抢救、整理包括民族档案在内的民族古籍，成立了包括国家档案局领导同志在内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各省、市也相应地成立了对口机构开展工作。
几年来，全国抢救、整理了一批民族档案，翻译了满文老档等珍贵文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过，现实又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开发、利用民族档案这座宝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 体系和方略
要完成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全面开发、利用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必须建立民族档案学，以对民族档案及民族档案工作进行科学研究，揭示其本质及矛盾运动的规律。我们认为，目前建立民族档案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首先，千百年来，民族档案学的存在和不断丰富以及民族档案工作的长期实践，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逐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进而需要形成一门用以指导民族档案实践活动的学科——民族档案学。与此相应，人们从不同的领域，如民族史、民族学、档案学、文化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献学及古籍整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档案工作的重要理论。比如，“整体性”，即把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文献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应从整体上考虑它的整理问题；“多样性”，即民族档案文献的类型繁、范围广；“差异性”，即在整理中要尊重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以及“比较——联系法”，即整理少数民族档案文献可以与整理汉文档案文献相比较、相配合、相联系；等等。这为建立民族档案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社会的需要是建立民族档案学的巨大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实践提出的大量问题就尖锐、集中地摆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必须对问题做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的研究分析。民族档案工作中提出的少数民族社会档案意识问题、流散在民间的民族档案的抢救问题、民族档案的翻译问题、民族档案特殊的管理问题及如何实现民族档案工作现代化等问题，也需要进行研究并获得解决。民族档案学的建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最后，建立民族档案学既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档案学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当前，档案学理论研究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如档案学的性质、档案学科体系结构、档案学研究范围及档案工作实体问题等。理论研究的突破引起了档案学自身的深刻变化。这如吴宝康教授所说，我国档案学已从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进入了自觉建设整体发展阶段。作为构成档案学整体的各门分支学科逐渐形成，而民族档案学的建立将使这个整体更加完整。
作为档案学整体的一个子系统，民族档案学自身又是由若干分支学科构成。主要有：
（1）民族档案学概论；
（2）民族档案史；
（3）民族文书学；
（4）民族档案管理；
（5）民族档案文献编纂；
（6）民族档案保护技术；
（7）比较民族档案学。
上述各学科，在民族档案学科体系中占有不同位置，分别从民族档案和民族档案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状等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民族档案学的总体特征和一般发展规律。
要科学地开展民族档案学的研究，除了要具备合理的学科体系结构外，还必须有明确合理的民族档案学方法论体系。根据民族档案学的特点，其研究方法具体表现为：
（1）哲学方法。这是最普遍、最概括的方法。它指明民族档案学的研究方针、基本原则及从世界观上评价民族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出发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进行民族档案学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方法。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民族档案学具有明确的实践性，要求我们必须以丰富的民族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科学的民族档案学理论体系，同时利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民族档案工作实践与发展。
（3）比较的方法。即确认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和分析思维过程的方法。民族档案学的民族性，要求我们运用比较研究法研究各民族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个性和共性，揭示各自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共同发展的普遍规律，寻求民族档案事业发展的最佳途径。
（4）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民族档案学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应用纵横系统方法、动静结合的方法、政治—经济—文化动态平衡法等，既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方向，又从局部作细致的研究；既从民族档案学本体进行深入剖析，又从文化学、管理学、信息学等不同角度展开广泛的探讨。
此外，在民族档案学研究中，还应采用调查研究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方法。
为使民族和民族档案学事业健康和全面地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民族档案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我国少数民族的档案文献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对象，日本、印度、欧美、苏联及东欧各国都建立了这方面的研究所和学会，有的已有各级常设机构，我国也应抓紧建立民族档案学研究机构。目前，云南大学历史系档案学专业准备成立“民族档案学研究所”，并与该校的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及有关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部门通力合作、协同作战。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也有必要建立类似的研究机构。
第二，培养专门人才。大力培养具有民族档案整理专门知识的人才是当务之急。在有条件的院校，应争取设置相应的专业。在已设置档案专业的院校中，应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民族档案整理人才。云南大学历史系档案专业除给本科生、专科生开设有关民族档案学的课程外，还从1988年开始招收民族档案史科学研究生，培养民族档案事业的高层次人才。
第三，加强民族档案工作机构的建设。一是建立专门的少数民族档案馆，作为民族档案事业的主体。目前，许多地方的民族档案流散于各地各部门，甚至还有大量的档案流散在私人手中；国外也保存有一部分我国的民族档案。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方，比如在云南就应当建立民族档案馆，负责收集、整理和利用民族档案。目前，要着重做好民族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加强各地区现有民族文献、古籍（含民族档案）整理工作机构的建设。
第四，加强宣传，增强社会的正确的档案意识。普遍的、正确的社会档案意识，是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表现。
第五，加强领导。这是加速民族档案学研究及发展民族档案事业的重要保证。领导应认识民族档案事业的价值，并重视这项工作，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等条件。
我们深信，只要有各民族的关心和支持，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民族档案学一定会得到迅速的发展，民族档案事业必定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版，第284页。
[2]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3]韩毓虎：《国家档案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草案）〉的说明》，《档案工作》1987年第10卷，第8—10页。
[4]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
[5]张公瑾：《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6]《档案利用和文书立卷专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7]孔颖达《正义》云：“此八国者，皆西南夷也。”
[8]《史记·太史公自序》。
[9]吴宝康：《关于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结构的一些基本思考》，1987年7月打印稿。
[10]关于民族档案学的特点、任务等问题，请参阅《思想战线》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