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本节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即新媒体产生及其对舆论审判的影响，并提出本书对叙事理论研究与审判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 研究缘起

工信部发布的《2016年1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截至2016年1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达9.8亿，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规模达到12.8亿，移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微信、微博、论坛等新媒体迅速发展起来。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从“伦敦爆炸案”可见新媒体的多媒体整合态势，市民威廉·达顿拍摄了手机照片，在朋友的博客上以近乎于图片直播的方式“报道”了灾难现场状况。这些照片很快进入各大电视网的头条新闻。在这次“报道”中，手机、博客、互联网以及“播客”密切配合，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权力牢牢抓在手中，新的媒体形式与媒体工具的结合，显示了巨大威力。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其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日益增强，公众开始掌握越来越大的传播权力，逐渐成为一个能够与政府传播权力相抗衡的群体。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的主体、客体、技术、内容、形式，以及传播信息的数量、速度、传播观念等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平等、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使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我们在肯定网络“微动力”的同时，也不能不提及一些失范甚至违法的现象。在新媒体环境下，重大案件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引发的社会讨论所产生的舆论会对案件审判产生影响，药家鑫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10年的药家鑫案曾轰动一时，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为何一起大学生肇事杀人案会引起如此轰动，原因不仅在于案件性质的恶劣，也在于被害人代理律师张显在新媒体“微博”上对此案的渲染，塑造了药家鑫“富二代”“官二代”“军二代”的形象，从而引起群情激奋，通过舆论叙事重新构建法庭审判中的事实，最终药家鑫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药家鑫之父对张显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并胜诉。至此，大众才得以理性地看待药家鑫案。其实，在药家鑫被审判期间，李玫瑾教授等人就呼吁冷静对待该案，但当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高歌猛进，药家鑫不得不以死谢幕。该案已经过去，药家鑫最终也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我们不能忘记这起在新媒体“微博”造势下的舆论审判对中国法治产生的影响。诚然，舆论可以对司法过程起到监督作用，但同时，巨大的舆论压力也可能产生影响审判独立和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平衡言论自由、独立审判和获得公正审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还需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

新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也使政府信息规制遭遇了双重“洗礼”。一方面，新媒体提升了信息传输的效率，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改善了政民沟通并创造了资源共享；另一方面，新媒体使政府的权威受到了影响，因为管理者在逐渐丧失其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处于一种劣势、失语的危险状态，从而使其权威性和信任度受到挑战。

因此，对新媒体传播语境下舆论审判的叙事特征、法律关系、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及法律规制进行研究探讨，无论是出于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的需求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 研究意义

过去，受传播渠道的制约，舆论未能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新媒体的产生极大地拓宽了传播渠道，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通过多层次、立体化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凸显了舆论主体的话语权，增强了舆论的影响力。

新媒体满足了人们张扬个性、参与社会决策的心理需求。新媒体的个性化和虚拟化特点，赋予网络世界的人们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网络的匿名性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舆论表达开始排斥所谓的权威和中心，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戏谑性。传统意义上的传者、受者的界限消失，草根阶层在网络中以虚拟的数字化方式生存，摆脱了现实中禁令、秩序的约束，在反抗、破坏以及重建中满足了宣泄的心理需求（张冠文，2011: 90～95）。网络舆论的批判性与否定性，也反映了弱势与强势的对抗，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虽然网络世界中人们的自主表达会导致舆论出现碎片化的倾向，但是通过网络的连接，可以将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众意见聚合起来，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而影响力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控制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符合其目的的控制作用（代玉梅，2011: 4～12）。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通过信息传播的过程来对其用户的社会认知、社会决策及相关行为实施影响，具体表现为前期的内容关注及后期的认知变化。

新媒体的产生拓宽了舆论的传播渠道，将话语权转移给大众，让人们可以更为平等、自由地表达观点、意见和态度。网络舆论的即时性和聚合作用可以将所有的社会公共事件置于一个透明的舆论环境中，并以其强大的合力，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施加巨大压力，对构建公平、公开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媒体在拓宽信息传播渠道的同时，也拓宽了网民的政治民主空间，延伸了参与民主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效力可以超越任何的传统媒体，但在快速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即初始舆论的极小偏差会在网络的聚合和扩散作用下，引起不可预测的舆论效果。这种非理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意见表达会不断改写事件进程，成为影响现实社会的强大力量。网络舆论的不理性表达会引发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弱势群体缺乏发声渠道就不拥有相应的话语权从而影响其利益的表达；新媒体非线性、零门槛的传播特点，也可能产生病毒式传播，给信息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超出了一定限度，就会适得其反。滥用言论自由也会产生网络暴力。那些借助舆论力量、不顾事情真相的谩骂与侮辱也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

新媒体及其所提供的信息产品不同于公共交通、水电煤气等任何一种公共产品，它凝聚着浓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因此，对于新媒体，政府也不可能采取完全放任市场的方式，而必须加以适当的规制（夏源，2012: 14～21）。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以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对新媒体进行规制，以引导新媒体健康发展。但新媒体目前还是一种快速发展且未完全定型的新兴形态，因此，虽然各国都在仔细研究和积极探索，但都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机制。较之发达国家，我国新媒体的诞生相对较晚，规制模式尚不成熟，管理问题更加突出，调控任务更加繁重，这也是我们选择此课题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