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领域，对二者的研究经历了从单向线性研究范式到双向互动范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式以区域经济学的区位理论、集聚理论来解释城镇化的形成演化过程，以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经济学的生命周期理论、“起飞”理论、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为指导来解释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兴起、空间计量方法的不断突破，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关系被逐渐注意到，并有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研究范式。目前，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化的互动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地理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

一 国外有关本书所涉主题和内容研究状况的基本判断

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消耗过大、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了实现生态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始有意识地加大力度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环境友好型、高附加值产业。如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产业、金融业、生物科技、网络产业等，欧盟将节能环保产业纳入战略层面，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和研究，不仅契合国际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国际学术界则是分别从“战略性产业”（Strategic Industry）和“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y）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对于战略性产业，国外学者赫希曼（1991）最早将处在投入—— 产出关系中关联最密切的经济体系称为“战略性产业”。保罗·克鲁格曼（2000）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识别“战略性产业”的两项标准，即是否存在大量的“租”和是否存在外部经济。Sturgeon（2002）关于技术经济范式与产业更替的观点，成为许多国家和政府战略性产业选择的依据。

为对本书所涉及的主题和内容的研究状况与进展有一个基本判断，笔者选择世界著名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1945 －present、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1956 －present、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 ＆HCI）－1975－present、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cience（CP-CI－S）－1990－present、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Humanities（CPCI－SSH）－1990－present］，从文献信息学的角度判别该主题研究现状。

国外并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只有“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两个概念。2015年10月9日21时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跨库检索题目“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检索结果发现有64篇论文。比如“Government Policy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Shen Zhen”一文通过对深圳LED产业的现场调查、填写问卷、企业家访谈，分析了制度、政策的变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Yang Chun, 2015）。在64篇论文中，有54篇的国别来源地为中国。为了避免遗漏，通过扩大检索范围，限定检索主题为“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得到的文献共1051篇。笔者进一步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具有的文献分析功能，发现这些文献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从研究领域来看，集中在商业经济（Business Economics, 614）、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106）、工程（Engineering, 216）、运筹与管理科学（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52）、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 Ecology, 63）五个学科。（2）从文献出版的国家看，集中在美国（USA, 280）、中国（China, 198）、英国（UK, 132）、加拿大（Canada, 68）五个国家。（3）从文献类型来看，主要在期刊论文（Article, 708）、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 314）以及书评（Book Review, 56）。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际学术界并无统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概念，它是中国提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其研究内涵尚未明确界定，并亟待与国际同行接轨。因此，必须以中国特有的研究体系或者借鉴国外其他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这一主题。

“新型城镇化”（New－type Urbanization）的起点是经典的城镇化理论，它源于解释人口城镇化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产业城镇化的“区位理论”，此后国外学者对城镇化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的大量研究，其中与该主题最接近的是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我们在2015年10月15日以“城镇化”（Urbanization）作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19452篇文章，其中27%来自美国，23%来自中国。而同时使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镇化”对主题进行交叉检索，仅得到60篇文献，其中16篇来自中国。可见，虽然城镇化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研究十分鲜见。要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学者的首要工作就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进行明确并与同行对接，这需要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向交叉学科渗透，这样才能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二 现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研究内容

国外并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精确概念，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国外研究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和主导产业的发展。

1．关于主导产业选择方面

赫希曼（1991）将在投入－产出关系中关联最密切的经济体系称为“战略部门”，首次提出了“战略性产业”概念。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优先发展后向关联度较高的最终产品产业，以此来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一理论被称为“赫希曼基准”。钱纳里（1989）通过产业关联分析法为主导产业的识别开了先河。美国罗斯托（1963）提出了“主导产业”概念，认为应优先发展“主导部门”，进而带动整个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日本筱原三代平（1990）提出，主导产业选择应遵循产业收入弹性系数和生产率上升率两条基准。关于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国外学者仍主要集中在对主导产业选择方法的研究上。保罗·克鲁格曼（2000）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关于西方理论经济学中形成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如表2－1所示。

2．关于主导产业发展方面

Trajtenberg（1990）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或地区应通过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发展，形成具有区域优势或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Klapper（1990）主张通过政府规范和创新传统市场运营模式发展新兴产业。Kremer（1993）强调竞争力，认为有竞争力的产业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才会对经济社会有更大的影响。迈克尔·波特（1997）在研究产业集群时提出了“菱形架构”的概念，其中概括了产业发展所需具备的种种要素，并认为最关键的要素是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Keiser（2002）认为主导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性和就业效应，应通过发展主导产业带动整个产业发展。

（二）城镇化相关研究内容

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城镇化过程，其对于城镇化的研究是从区位理论开始的，主要以韦伯、杜能、马歇尔、克里斯塔勒、勒施、巴顿等为代表人物。欧美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动力机制和模式方面。在城镇化动机机制的研究上，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合理解释。古典经济学派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解释了城镇化的形成机制。如韦伯（Weber）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工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在空间上的体现。斯科特（Scott）则进一步从劳动过程分工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向特定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政治经济学派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城镇化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如哈维和卡斯特尔斯（D. Harvey ＆ M. Castells, 1970）利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认为城镇化是资本“三次循环”的结果。社会学派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解释了城镇化的形成。霍华德（E. Howard, 1898）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概念，即通过构造卫星城这种多中心的结构在保证城乡居住环境的同时，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以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乔根森、卡尔多、托达罗等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以佩鲁、缪尔达尔、赫希曼、罗斯托、弗里德曼、威廉姆逊等为代表的非均衡增长理论都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形成进行了系列研究。以拉文斯坦、赫伯拉、米切尔、E. S．李、唐纳德·博格为代表的学者运用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探讨了城镇化的成长机制。科林·克拉克、威廉·配第、库兹涅茨等运用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推动了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观点。传统经济地理学用乘数效应来解释城镇化中由不均衡发展趋向均衡发展的现象。此后，以保罗·克鲁格曼（P. R. Krugman, 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城镇化空间扩展现象的解释是，城镇化空间扩展现象是城镇化规模收益的递增，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产业份额、地区消费需求和市场开放度等因子。

众多学者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欧美城镇化进程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霍尔（Hall, 1971）提出“城市发展阶段模型”，他认为城市发展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以人口的集聚与离散为标志。当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时，城市处于成长阶段，相当于集中型城镇化阶段；当人口向郊区扩散时，表明城市处于稳定阶段，相当于郊区化阶段。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阶段的人口空间集聚规律以此类推，当再城镇化继续演进时，下一个阶段又将进入郊区化阶段，如此往复。Geyer（1993）的“差异城镇化模型”指出，人口空间集聚具有周期性特征，即集中城镇化阶段以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为主，郊区化阶段则以人口向郊区集聚为主，逆城市化则表明人口离开城市向中、小城市和乡村转移。罗斯乌姆（Russwurm, 1975）提出“区域城市结构模式”，即在大城市居住职能或者工业职能外溢的空间上发展起来的郊区小城镇，构成了大城市核心区的外围组团，通过发达的轨道或者快速路交通系统，与中心城区构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穆勒（Muller, 1981）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城市结构模式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本质相同的“大都市区结构模型”。弗里德曼（Friedmann, 1966）将不同规模的城镇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前者是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创新中心，后者则成为农业和资源产地，受核心城市的支配。这种结构被称之为“核心－边缘”结构。

近年来，关于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特征的文献相对较少，欧美城镇化现象已经不再是研究“热点”。但关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研究引起了欧美学者持续的关注。欧美学者主要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意识形态、城市人口、城镇体系、城镇规模结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作用、大城市作用、小城镇化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化等诸多因素均得到了探讨。继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社会学协会、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会在上海共同召开“中国城市的未来：21世纪的研究议程”（The Future of Chinese Cities: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大型国际研讨会之后，纽约州立大学阿尔贝尼分校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城市中国研究网（Urban China Research Network,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已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的研究领域也逐渐从其影响因素、发展模式逐步转向其与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等其他系统的耦合互动（You Heyuan, 2016; Li, M. et al.，2016; Cao Zi, Wei Jie, Chen Hong －Bo, 2015; Tian Guangjin, Qiao Yongmin, 2014）。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内容

城镇化与其他系统的相关研究很多，如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工业化、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等，学术界综合运用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而与本书最接近的是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这一研究思想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钱纳里关于工业化阶段理论的考察。国外学者对二者的互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库兹涅茨的分析强调了城镇化对农业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城镇化意味着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对于市场要素的需求增强，因此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产品市场扩大；另一方面，拥挤的城市意味着满足需求需要更大的成本，城市人口消费的农产品需要从农村运到城市，这促进了依托于农业的服务业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为技术、政策、人力资本、集聚经济等都是产业结构演变中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表2－2所示。

同时，城镇化也会引起一国产业结构的改变。例如，Singelmann（1978）的研究发现，城镇化是促成一个国家由农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从而明确了城镇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Daniels（1991）的研究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Yoshima Araki（1997）的研究发现，服务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重与城镇化密切相关，城镇化促进了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Messina（2005）采用面板数据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部门规模、城镇化程度等对于服务业就业份额具有显著的统计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业相对规模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Fu和Hong（2011）用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考察了城市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生产率随之提高。

（三）国外现有研究内容的评述

1．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原因、形成机制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因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所以目前的国外文献多集中在主导产业如何界定的研究上，并且发表时间较早。对主导产业选择、制度设计、政策制定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与特点，其在模型、政策、机制的适应性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为何要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这类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单向研究多，双向互动研究少

关于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的研究可分为三类：（1）关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性研究；（2）从结构状态研究各次产业分别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3）从动态演进研究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的时序关系。在第二类研究中，政策、人力资本、技术、就业、各产业的边际生产率作为产业结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变量，被进行了大量探讨。第二类研究对城镇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也做出了一定的单向探讨，但研究很少涉及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模型，被大量借鉴到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中，如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模型（Black ＆Henderson, 1999）、要素迁移驱动模型（Krugman, 1991）、基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Fujita－Krugman城镇化模型（Fujita ＆Krugman, 1995）、基于分工专业化的超边际城镇化模型以及工业化分析（杨小凯，2003）。这些模型为研究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城镇化在互动中如何发挥作用方面，提供了基础。

3．研究对象有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

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互动研究，是伴随着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实践进行的。由于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在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互动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对象多为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而2000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仅影响到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近年来，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互动的研究逐渐增多。

三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各国的实践探索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践方面，国外早于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重视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探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涌现了大量的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的实践活动，为理论的深化和升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意识到传统的资源依赖型产业附加值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然要依赖于高附加值、环境友好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即开始从传统的、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追求低能耗、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模式。

（一）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

新兴产业从初期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常运用各种扶持政策，以促进其发展。综合看来，新兴产业的培育政策可分为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及外贸政策，如表2－3所示。

（二）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重点领域

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并制订了相应的框架计划或产业规划。同时，各国根据自身的市场情况，制定了新兴产业的培育模式，如表2－4所示。

从对各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培育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如下经验。第一，各国在新兴产业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尽管采用了不同的培育模式、政策框架，划定了不同的培育重点产业，但政府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容量、资源要素、技术基础、财政状况在内的综合国情，协调运用产业、科技、财政等多种宏观政策工具，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政策重点和力度。第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新兴产业相对其他成熟产业来说属于幼稚产业，因此在融资、市场竞争等各方面无法与传统产业竞争，亟须完善政策体系、法律法规、市场机制、金融机制等相关体制机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