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认同与对他国、国际组织及外来移民接纳度的关系

一 接纳性结构分析

通过题目的分析，笔者选择出12个表示接纳性（即对外国、国际组织及外来移民接纳度，以下简称接纳性）的项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如表1-8所示。其中，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的5个题目聚在一起，这一结果与Hjerm（1998）所界定的“仇恨”一致，只是在Hjerm中分数越高表示仇恨程度越深，接纳程度越低，而在本文中却是接纳程度越深，仇恨程度越低，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接纳移民。其他7个题目聚在一起，这些题目均与对他国的接纳有关，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接纳他国”。

笔者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如图1-3所示的模型载荷图，模型拟合的指标参见国家认同标准部分。模型的拟合系数较好（见表1-9），证明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每个维度所包含题目的分数求算术平均数，即可获得该维度的总分。

二 不同群体的接纳性

依据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的国家认同会产生出不同的接纳性，即国家认同将可能是引发接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首先对接纳性的整体分布做一个描述统计，然后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估算国家认同对于接纳性的影响。

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国籍状态的国家自豪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9所示。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对他国和国际组织的接纳还是对移民的接纳上，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国籍等对接纳性的影响均显著。对其进行效应值的检验（cohen f2），结果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接纳他国、国家组织以及外来移民的程度就越高。年龄越大，对他国的接纳越少，但是对移民的接纳没有表现出差异。可见，教育水平、年龄的作用是贯穿始终的，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年龄的减少，人们的认同标准的关切程度相应在降低，自豪感也趋于平静，对他国的态度也趋于接受。总体看来，人们对他国和国际组织的接纳性低于对移民的接纳性。t（36883）=48.158, p=0.000，效应值ES=0.251。尽管t检验是显著的，但是效应值较小，因此，笔者并不认为二者存在很显著差异。可以认为，人们接纳他国和国际组织以及接纳移民的程度是基本相似的。

三 国家认同对接纳性的影响

对接纳性进行回归分析，采用了下述分析步骤：①首先，根据已有研究选择可能有作用的8个因素，其中包括国家认同标准及国家自豪感各两个部分及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国籍状况等4个因素。②再根据上文描述性统计所做的状况的描述及可能的推论，确定引入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的两个变量4个子成分以及受教育水平、年龄，用“Enter”的方式进入方程。③再用“Stepwise”的方式引入性别和国籍。之所以对这两个因素采用逐步引入的方式，是因为这两个变量对接纳性的影响的方差分析中，尽管F值显著，但f2值并不显著，因此笔者并不清楚其预测力是否显著，因此逐步引入方程。最后，获得回归方程标准化系数β以及校正后的解释率（Adjusted R2）和回归方式的效应值f2。与之相似的，在对接纳移民进行分析时，也首先用“Enter”方式进入国家认同标准和自豪感以及受教育水平，之后用“Stepwise”方式进入性别、年龄和国籍。得到两个回归方程模型，如表1-10所示，图1-4、图1-5则更清晰地表示其影响的方向（正或负向）及大小。

结果表明，各模型均达到显著水平。

第一，看公民标准和族群标准的影响作用。

在对外来移民的接纳上，族群标准的系数为负，公民标准系数为正。这说明，对族群标准的认同程度越高，人们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相对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族群标准的核心在于认同血缘、历史、信仰等与生俱来的东西。这代表一种相对刻板的认同方式。即使移民的身份发生变化，成为国家合法一员时，持此标准者却还有可能不能实现接纳，这一结论与Legge Jr的研究有一致之处，国家认同高者更容易有反外情绪和态度（Legge Jr, 1996）。且这种认同尤其集中体现在民族认同上，国家倾向认同部分越高者对外来移民态度便会相对更宽容，而民族倾向认同者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则会相对更强，做出类似“限制移民，让移民的文化被同化而消失”（Kunovich, 2009）等选择。同时，这种刻板当然也表现在对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意见上，该结论是对以往研究结论的拓展，因为无论是Legge Jr（1996）还是Hjerm（1998）或者是Kunovich（2009）中的反外情绪和态度的对象都是外来移民，而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国影视等来自外国或国际组织的成分并未详述，本文中的研究证明，与对外来移民的结果一样，持传统（族群）的国家认同更高标准者对外国、国际组织等的影响同样是负向的。事实上，持狭隘的传统（族群）认同标准者可能更多地带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源自其对自身民族和血缘等的崇拜，为了保护有着同样血缘者能够在社会资源或经济利益上的优势，心中产生对本国的少数民族的对抗。而随着全球化的来临，跨国公司或者各种文化机构等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其领土之上，而这显然会造成本国一定经济或其他利益的消失，面对此种“危机”，善于自我保护的传统（族群）认同者自然会将自己的对抗对象向外扩张，扩展到对外国人或者国际组织的对抗上。

而与之相比，公民标准则显得更加灵活，持有较高的公民标准并不会阻碍对外界的接纳，相反还会促进对外来民族的接纳。建立这种适应性、开放性较强的国家认同也是很多研究者所提倡的（Michael, 1993）。

第二，国家自豪感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对接纳他国还是对接纳移民的估计中，都有国家政治自豪感的回归系数为正，即国家政治自豪感越高，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他民族的接纳程度也会越高。相反，政治自豪感越低，对他国的接纳也会越低。

对某个客体或事情形成自豪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这件事情国家的表现是很好的，二是自己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有的人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民主、平等、社会保障”等感到自豪，那么可能的理由就有两点，一是国家的经济，政治、民主、平等、社会做得好。三是，他感到这些国家的成就无论对于稳固国家地位还是其他都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关心，如果做得不好，人们便会归咎他人。自豪感越差，就越可能不合理归因。相反，越是感到自豪，说明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表现很自信，也就不再需要归咎于他国，在其思维中，他国或者国际社会也许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移民也许会竞争资源，但是源自于对自身经济政治国家发展的自信，他们并不认为外来的国家或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撼动其自身的优势。

国家文化自豪感上却是越自豪，越不接纳。这可能因为，对政策政治来说，接纳外国的经济合作对自己的威胁并不巨大。但是一个骄傲于自身文化历史科技发展的人，一方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看不上他国文化，另一方面也会担心他国的另类文化会使自己国家优秀的文化会“变质”，当然也有可能是本国做得很好了，不需要别处的文化干扰或科技融入。

第三，笔者选择的4个个体变量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教育水平对反外国情绪和态度的预测系数均为负，即教育水平越高者对外国、国际组织或外来移民的反对也越低，该结论与Jegge Jr的结论是一致的。究其原因，可能也正如Jegge Jr的研究所推断的那样，教育水平越高者经济水平也越有可能更高，而经济水平越高者反外国性就越低；此外，教育水平越高者，也相对越开放、包容，而这会带来国家认同的降低，认同越低，同时反国家性也越低。通过这两条路径最终造成了反其他国家性降低的效果（Jegge Jr, 1996）。而在是否拥有国籍的问题上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相对于有国籍者而言，无国籍者对外来移民的接受显著要高。这自然可能是因为没有国籍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恰恰是外来移民，因此他们对自身相近群体自然有着更多的接纳性。年龄越大者对他国的接纳也会越大。综观对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的研究不难看出，年龄的作用似乎一直是存在的，年龄越大者，国家认同的标准越严格，对国家的自豪感也有越强的趋势，这些都预示了年龄越大者对他国或他族的接受可能会更低。尽管在接纳外族上差异效应值不够大，但笔者的研究结果基本是和此逻辑相一致的。也曾经有研究者认为年龄越大反外族程度越低（Jegge Jr, 1996），之所以存在着看似矛盾的现象也可能是经济地位和认同程度两种变量发挥的作用。经济地位越高，接纳性越高；国家认同越高，接纳性越低。年龄越高，可能同时带来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国家认同的降低。这二者作用的力量方向是相反的。但经济地位的作用力远远小于国家认同的作用力（前者是后者的1/7）（Jegge Jr, 1996），因此，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年龄对接受的预测力应当是负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用的预测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经过容忍度和特征根以及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均未发现多重共线性，因此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