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应用案例

1．经济学的两个“怪现象”

张五常先生在他的博客上提出了两个“怪现象”，很能说明经济学发展中的窘境。

第一个怪现象是：当你对一个外行说自己是学物理的，他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一般不会再说下去。化学如是，生物学如是，所有自然科学皆如是。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门外汉会回应：经济学我不懂，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下去，滔滔不绝地申述他的伟论。这个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人的行为，任何门外汉都是人，认为可以解释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喜好是他人的喜好，推而广之，世界就应该是如此这般了。

第二个怪现象是：高楼大厦是由建筑师及工程师建造的。如果一个没有学过建筑的绝顶天才，亲自设计及建造一间五层高的楼宇，你有胆量住进去吗？但经济学不是这样。朱镕基这个人，据说是从清华读工科出身的，连经济本科也没有读过。然而，此君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90年代把经济搞起来，创造了我说过多次的“中国奇迹”。把所有获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邓小平，比不上一个朱镕基……而这些经济改革的大师们是不懂经济“学”的！

这两个怪现象当然是对当前经济学科学水平的质疑。不过，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十分清楚，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可以比非经济学家做得好。张五常是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从他的上述疑问可以看出，他本人也认为改革开放或其他经济政策都是经济学问题。其他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以为经济学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所有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有关的决策问题。反过来看，既然人人都在搞资源配置，那么就是人人都懂点经济学。

显然，这两个怪现象说明了同一个问题，经济学家把所有社会成员要做的事情当做了自己的专业。我们在第一节指出，资源配置问题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事情，不是经济学家的专业。改革开放涉及许多经济政策，但并非“经济”政策就是经济学问题。改革开放其实是民主、民权、民生问题，它恢复了让公民了解外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权力，恢复了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的权力，恢复了人们自由交换的权力（大量的自由交换曾经被视为投机倒把而受到限制）。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有许多人比经济学家更智慧、更能干，至少仅靠经济学家是做不好的。

我们最容易混淆的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界限，因为管理学与经济学的距离似乎最接近。邓小平、朱镕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管理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一些经济学的“门外汉”所谈的常常也是管理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像是经济问题。处理管理问题常常需要运用大量的经济知识，想当然很容易认为涉及的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之所以比较普遍，一方面显示出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目前的经济学试图在做许多不该做或做不到的事情。

2．人们有时候为什么会投币决策

西安事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据说张学良在下决心拘捕蒋介石之前，曾经以投币决定采取行动还是不采取行动。现实当中更是不乏这样的案例。投币决策，当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决策本来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过程，但问题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具备完全充分的知识或掌握完全充分的信息。人们每天都要做许多事情，必须要有一套简单实用的决策方法，这是效率的要求。在人们明白自己的知识条件不具备时，就可能考虑借助其他力量。至于借助什么力量，人们可以见仁见智。当感觉亲朋好友的知识也不够可靠时，投币决策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这是效率法则在起作用。

投币意味着决策者默认存在某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来决定事物的运行。这是人类知识有限的条件下效率法则决定的。这种借助不确定外力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比如，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信某种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科学发展到今天，许多人其实已经知道这些宗教教义中的许多东西是不科学的。但科学的发展最终并不能完全改变人们信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效率法则的需要。科学虽然发达，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好地掌握的。每个人在一生中能够了解的科学知识非常有限，他们处理日常事务，不能每一件事、每一个决策都去做一番调研——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效率的，是不现实的。大量事物按照同一类规则来处置，这样才有效率。比如，人们相信做好事总是有益的，因此，每次做好事时不用认真去计较做了这些事具体能得到什么。在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相信上帝的力量或命运的安排并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可以让很多人提高生活效率。牛顿虽然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但是在无法解释宇宙运动的原动力时，最后也是求助于上帝。换一个角度看，各种各样的宗教或信仰是对生活效率的另一类探索，至少有助于解决许多人在科学知识不足时的决策问题。

当然，经济学关心的应该是与价值有关的效率问题。《牛奶可乐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高速公路边电话机上的按键都有盲人键，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上高速公路的司机不可能是盲人。这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规模经济”现象。如果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按键，生产规模较大，成本就会降低。如果同时生产两种规格的按键，生产成本就可能会高一些，或者说生产效率就会低一些。因此，电话机生产商选择了只生产一种带有盲人键的电话机。

“从众行为”也是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进行决策的一种模式。正确的决策需要充分的知识和信息，但大多数人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分析中心信息，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别人怎么做。这样决策的依据是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别人的行为应该是有道理的，是有一定的调研依据的，因而可以学习和模仿。不过，从众行为也有失误的时候，因为真正认真研究决策信息和知识的人是少数，当有太多的人模仿时，他们的总体决策可能是错误的。

3．为什么“乱市”要用重典

近年来，食品安全成了公众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倒卖病死猪，添加有害物质等现象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其实大家都清楚，违法现象之所以普遍，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太低。这是一个机会成本问题，违法者获得的利益显著高于受处罚的成本。有人认为靠巨额罚款或刑事处罚来治理不便操作，在机会成本的意义上，其实是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还不够严重，不值得对违法者严厉制裁。

当然，中国市场上的问题不只是食品问题，其他问题也很多，比如欺诈、造假等等。

中国有句古话叫“乱世用重典”。在经济意义上，“乱市”就是“乱世”。重典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在这些方面，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做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许多国家都有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作为股东或老板在经营过程中失败，比如破产，这个人此生永远不能再以老板的身份开办公司。不问你失败的原因是遭遇了意外，还是自身道德错误。社会公众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辨别你是故意把公司搞坏，欠账不还；还是运气不好，遭受了意外损失。这种做法似乎有“重典”之嫌，但却是效率法则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有成功的经验。比如酒驾被人们深恶痛绝，但也曾经是许多人认为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饮酒是中国的一个民族习惯。但是当社会公认它的危害是巨大的，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惩治措施，酒驾问题立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中国人讲究“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在古代社会，生活节奏很慢，生活圈子也不大，人们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个犯错误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否可以纠正，不会产生太多的成本。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人要打交道，花时间去了解所有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成本太高，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个企业把病猪拿到市场上卖，如果法律规定这个企业的老板从此不能再做老板，则以后他再去做非法事情就变得非常困难。如果他改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做坏事，至少要受到这些亲戚朋友的约束，并且由于受到这些制约，他也难以做较大的坏事。就他个人而言，不让这个人做老板，并没有限制他以其他方式（比如雇员）参与社会劳动。同时，不让他做老板并不会影响社会效率，因为有很多的人可以做老板。对社会而言，纳税人不用支付太高的成本，让工商管理人员每天去调查有没有商人做违法的事情。同时，人们在市场上也很容易建立信任，因为你所打交道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不曾犯过严重的市场错误。尽管以前不曾有严重错误不代表以后也不会有，但市场风险显然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

其实，许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企业老板只要犯了一次严重错误，导致企业破产，这个老板终生不再有机会做老板。良好的市场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常说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有许多现成的经验，就看我们能不能认识到这些经验的意义。

4．经济学为什么不能在实验室做实验

许多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甚至是医学，相关的学说都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这些实验大多可以安排在实验室做。经济学家当然也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做到。

一些高校试图设计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实验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比如让学生选择不同的商品，以理解不同商品效用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学生模拟讨价还价，以理解价格决定过程。但这些所谓的实验其实不过是游戏，因为“实验”的本质是实验材料和实验环境的真实性，而真实的市场材料和市场环境在实验室中都不具备。比如讨价还价，一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不是由某两个人讨价还价决定的，而是由大量的生产者讨价还价决定的，这在实验室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产品的本质不是它的形体，而是它所承载的劳动，而实验室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劳动过程的。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产品中付出了多少劳动，就去和别人讨价还价，显然是儿戏。又比如模拟炒股，用的是虚拟货币，赚钱赔钱都不是真实的。而自然科学实验则不同。观测物质的质量，物理学家用的是真实的物质。观测化学反应，化学家用的是真实的化学元素。一个水分子在自然界中是水分子，在实验室中还是水分子。而一个面包，或者一元钱，在市场上是商品，在实验室中就不是商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设计的经济学实验没有任何作用，作为智力游戏，它可以训练人们的思维，可以让人们了解一些相关知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科学实验，更不要以为人们可以从这些实验中发现和检验科学真理。

不过，一些人认为经济学无法做实验，也是不准确的。经济学只是无法在实验室做实验，在现实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实验。有时候是看别人做，有时候是自己在做。只要运用恰当的方法认真观察，应该能够总结出实验结果。比如，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每天都在发挥作用，市场交易每天都在进行。既然不能把它们搬进实验室，我们直接观察就是了。

本章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中国计量出版社，2004。

［2］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商务印书馆，2000。

［3］萨缪尔森．P. : 《微观经济学》，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第2页。

［4］Buchanan, J. M. ,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0（3）:213-222.

［5］Mauro Gallegati, Steve Keen, Thomas Lux, Paul Ormero, “Worrying trends in econophysics”, Physica A, 2006: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