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政治的新变化

刘志明

一 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向相对均衡的方向调整

大危机往往会加快全球力量对比的改变。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也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本世纪初即已初显端倪的国际经济政治力量“西降东升、北降南升”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东西、南北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零和世界》一书的著者吉迪恩·拉赫根据走出“大衰退”之后，西方世界远比新兴国家脆弱的事实指出：“西方国家感到，与新兴世界相比，它们正在失去经济和政治力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指出：“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正在从北美向东亚太平洋地区转移。特别是中国、印度的重要性在增加，美国的重要性则在下降。”

国际力量对比的这种大的改变，主要原因在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各政治力量的影响并不等同。尽管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各国经济都深感“全球同此凉热”，但相对来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经济衰退程度也更深，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受到的影响则轻微得多。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情况。2010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其他国家，像中国正在发展，因此我们也不能停滞不前”的不无忧虑的话，可以说是这一“鲜明对比”的很好注释。

世界经济“冰火两重天”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金融危机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以2010年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达7.1%，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7%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4%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正是鉴于金融危机后东西、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显著差异，俄罗斯的谢尔盖·舍林于2011年1月19日撰文认为，过去两年对一些国家来说是经历了一场危机，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却是经济奇迹。他还就世界20个最大的经济体为例指出，半数国家实现了增长，半数国家遭遇了滑坡。中国（2010年比2008年增长20%）、印度（增长16%）、印度尼西亚（增长11%）、巴西（增长7%）和韩国（增长6%）是为期两年的危机的5个最大赢家。而在老牌的高度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恢复到了2008年的水平，而其他5个国家则不同程度地低于2008年水平，法国下滑1%，意大利下滑4%。

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与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使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商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拉贝根据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面临经济景气严重下滑的时候，“金砖四国”排头兵的经济增长数据仍然很显眼这一事实，认为人们至少有了“新的思维出发点”，即这场金融危机“将加快世界经济新的权力分配”。世界经济力量的天平向东方、南方等发展中国家偏斜，东西、南北经济力量对比朝着渐趋均衡的方向发展，应该可以作为他所谓“世界经济新的权力分配”的注脚。正如法国《青年非洲》周刊2009年5月1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翻天覆地》的文章指出的：“危机只是一个觉醒进程的神奇加速器，这个进程首先是中国，接着是印度，随后又有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其他南方国家加入进来。我们称之为‘新兴国家’的这些国家正加快脚步，开始赢得地位，逐渐接近发达国家。”英国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也说：“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把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看作一个历史性时刻。但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而是全球经济力量分配的变化。市场不再属于西方国家。”

的确，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无论是GDP、人均GDP，还是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增速都高于发达经济体。目前，新兴经济体占全球财富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33.7%增加到43.4%，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俄罗斯学者谢尔盖·舍林提供的一组有力的经济数据也表明，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力量“逐渐接近发达国家”。他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55%，而2010年已达到70%。2008年印度的经济规模相当于日本的75%左右，而2010年已达到90%以上。他还预测，印度的经济规模在今明两年超过日本几乎已成定局。到那时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排名将是美国、中国、印度，而日本和德国则不得不去适应第4和第5名。五年后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排序完全有可能是中国、美国和印度。他还认为，虽然迄今为止“危机似乎不像已真的结束”，但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布局发生的这种极其惊人的改变将继续下去。普华永道2011年1月11日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加速经济实力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报告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七国（E7）的经济实力，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七国（G7）。报告还认为，如果改用市场汇率（MER）为标准衡量GDP，虽然世界经济秩序转变的速度将略为放缓，但E7经济仍将在2032年左右超越G7。届时，中国也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约翰·豪克斯沃思还指出：“中国与印度的人口不断膨胀，两国在很多方面将在2050年前重新掌握其全球主导的地位。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业革命时，全球经济力量由亚洲转移到欧美，这种暂时性的权力转移，现在要翻转过来了。”不过，在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看来，“经济力量大规模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并不是金融危机后才出现的，恰恰相反，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在这种力量转移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他认为：“这种力量的转移在2007年初以前就已经开始，而这场危机不过是加快了转移的步伐而已。”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力量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更趋接近，可以说是举世公认。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内阁府2010年5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世界经济潮流》的统计报告预测，至2030年，日本GDP占世界的比例将降至5.8%，届时只有取代美国跃居全球首位的中国GDP的四分之一。对于日本未来的地位，2009年10月“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更是多少显得有点悲观地预测说：25年后日本的GDP可能只有中国的1/10。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就指出，本世纪初，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8倍多，如今则只有4倍。他还说，如果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估计得不错，中国只需到2027年就能取代美国的位置。2011年2月1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有文章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影响力及其经济实力正呈指数级增长”，“全球势力均衡正在无情地发生改变。西方世界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还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月27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近半，达到49%。相比较，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这个比重为30%, 10年前的2001年为13%, 20年前的1991年为7%。

国外尤其是西方媒体、政界人士关于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新的权力分配”的观点虽然不乏预测的成分，虽然也不能排除西方某些人士想通过渲染这种观点实现他们向广大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转嫁危机，或者说实现他们“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企图。但是，客观地说，这种观点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近几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上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并未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的基本态势。正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指出的：“发展中亚洲的迅速增长，使全球力量均势发生转变……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多数在亚洲）大步‘靠拢’当今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准。”这种态势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说也不会改变，原因主要在这样几点：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需求庞大；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显著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兴起；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五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现有209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区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50%；六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指数，亦即将贸易盈余转变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七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保护力度增强的形势下，相互之间的贸易激增。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从总体上看，南北差距虽然趋于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发达世界仍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0%，发达国家在全世界的分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发展中国家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1.25美元，10亿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16亿人缺少电力，30亿人缺少充足的卫生设施。另外，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GDP总量2009年升至全球第三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升至8.6%，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推出的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中国排在第99位，人均GDP仅为3677.86美元，不及排名第一的卢森堡人均GDP 104511.86美元的1/28。波士顿企业咨询公司2009年11月19日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也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富裕家庭掌握的财富迅速膨胀，但不管是家庭数量，还是这些富裕家庭掌握的财富总额，中国都远远落在美国之后。美国的富裕家庭数量是中国的9倍多。美国虽然受经济衰退影响财富大幅缩水，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拥有最多的百万富翁，而欧洲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而且，即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因为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5倍，中国人也很难赶上美国的生活水准。

二 国际政治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方向迈进

应该说，在金融危机之前，关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预见性观点其实并不鲜见。如2006年12月4日，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纽约州宾厄姆顿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预言说，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丧失，未来20年或30年世界将出现5～8个权力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2007年1月1日，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在新加坡《海峡时报》撰文也预言，2020年的世界力量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形成以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和印度为重要角色的多极世界。

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辩论空前活跃，各种观点纷繁杂陈。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盛行“新兴经济体崛起”、“西方势力全球性下滑”等论调的舆论氛围中，“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成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共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就认为，随着西方势力因为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而加速下滑，世界开启了“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的进程。虽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进程，但也倾向于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还只是停留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动摇冷战后即已呈现的一超多强格局的基础，从而也没有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飞跃”式的变化。因而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世界多极化进程虽然在加快并且其趋势不可逆转，但它是“将来式”，还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才能成为现实。最主要的理由则是基于美国霸权地位虽然因为其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大打折扣，但其综合实力依然超强。正如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约根·斯特罗姆所指出的，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作为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并居于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之一；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软实力依旧不可小觑，并且创新能力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因此，尽管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很受伤”，但其维持霸权的能力和意愿并未丧失。的确，美国GDP目前不仅仍然高居全球第一，而且几乎相当于中日德三大国GDP的总和。这表明美国经济的相对领先优势短期内很难动摇。从科技实力来说，美国仍然拥有相对的优势。比如，它拥有众多高科技企业，在微电子、信息、生物、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均居领先地位，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和产出均居世界首位，研究开发支出总额多年一直超过其他西方七国的总和。从军事实力来说，美国更是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其军费预算多年一直都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大国的总和。软实力方面，美国尽管一定程度受损，但不能否认，它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仍然巨大。正是基于美国目前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日本《读卖新闻》2010年1月10日一篇题为《如何在多极化世界准确描绘外交战略》的社论认为：“在世界向多极化转变的阶段，起核心作用的仍将是美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现在说美国的“一超”地位已经衰落、多极格局已经形成还为时过早，但是在国际舞台上，一超与多强相对实力的变化更加明显，“多强”更加显眼，而“一超”的含金量则越来越小。在多极力量增长的同时，非极力量也明显提升。G20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都不属多极力量。鉴于国际政治中正在加强的“非极化”趋势，单纯的极化概念已经无法真实地描述当今的世界。甚至有人把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视作“现在式”，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认为，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随着俄罗斯逐渐恢复元气，一个“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正在形成。他还认为，欧盟如有政治意愿，也可以逐步在其中成为“最积极的一极之一”。法国传记作家尼古拉·巴弗雷在谈到2009年4月2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的重大历史意义时也指出：“它象征着世界西方化的终结和多边格局的出现。20世纪初以来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它将变成一个相对强国。因此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以及美国制定的全球规则都会逐渐受到质疑。”

还需要指出，关于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具体而微的各种研判中，出现了“无极化”、“集极化”、“非极化”等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美国仍将是唯一真正全球性的大国，并且对于美国的领导地位，没有任何现成的替代品，但是，由于如此多的新近出现的政治与经济挑战，它将日益缺乏国际领导力，缺乏充当全球公共物品的首要提供国所需的资源与国内的政治资本。因此，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具有能够推动国际议程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有人将此总结为“国际关系日趋紧张情况下的一个日益无舵的世界”，并认为这种国际秩序可以称为“零国集团”秩序。也有人因此不无感伤地发表感慨说：“曾几何时，国际议程是由参加七国集团（G7）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来决定的。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随着2008年秋的市场崩溃状况向纵深发展………今天，没有任何由少数国家组成的集团在控制事态的发展，它们甚至都没有意愿去推动全球经济实施统筹性改革。所以，欢迎来到‘零国集团’（GO）的世界。”还有人将这种“能主宰全球问题的力量中心将不复存在”的国际秩序称为“无极世界”秩序，并宣称“无论无极世界如何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它显然更加公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今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既非“单极”又非“多极”亦非“无极”的历史上很少见的时期，即将到来的是“集极”的时代。作为一个大“极”，美国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却成为潜在的“极”，其间还有欧洲、日本等旧有大国。这一体制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或无极状态，而是以美国为中心、会聚各中小“极”力量的“集极时代”。

三 全球不稳定危险加剧的现实无法回避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导致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使全球不稳定危险加剧，可能出现新的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之类的论断，迅速成为世界各地身份不同、立场各异的人们极少争议的共识。比如，2010年12月3～5日在南非茨瓦尼召开的第12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就认为，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矛盾的加剧，发生全球军事冲突和地区性战争的危险在增加。如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里诺斯（Marinos）指出：“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资本主义在应对危机中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以及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朝鲜半岛、高加索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新一轮地区冲突的危险。”代表们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力量大国，又起着社会主义示范作用，因而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围堵的主要对象。比利时工人党全国主席团成员博杜安·德克斯（Baudouin Dekkers）就指出：“奥巴马明确宣布，他的野心是恢复和加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导地位。他反复强调，美国领导地位面临的真正长期的威胁不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不是基地组织，甚至不是伊朗，而是中国。”“对奥巴马来说，只要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其他地区的干预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遏制、削弱或威胁中国，就都是合理的。”“美国十分关注中国与其邻国的各种可能的矛盾，包括边界冲突和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抱怨等，目的旨在孤立中国。”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布莱德·恩齐曼德（Blade Nzimande）这样解释美国等发达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原因：“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攻势，资本主义试图维持它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因为一个潜在的替代性经济力量中心正在出现，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西。”

美国安全部门“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20日发布的报告《2025年全球趋势：一个转型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将变得“难以辨认”。该报告还宣称，“今后20年间，向一个新体系的过渡将充满风险”，“战略对立最有可能围绕贸易、投资、技术创新以及收购出现，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军备竞赛、领土扩张，以及军事对立等19世纪的情形”。二战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变得“难以辨认”，在英国经济分析师杰里米·瓦尔纳看来，意味着世界将进入“不确定的时代”，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那里，则意味着世界将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

金融危机导致“新的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这样的论断也得到了很有说服力的论据的支持。比如，2009年7月31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该智库高级研究员、美前驻印度大使和伊拉克问题特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D. Blackwill）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衰退的地缘政治后果》就认为，金融危机确实在一些国家造成了麻烦，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更多麻烦，“更多的第三世界军事冲突”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又如，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统计，2008年和2009年的国家间战争数量就有16起，虽然数量稍微少于20世纪90年代，但“政治”冲突尤其是不一定诉诸武力的国内冲突却明显增多。海德堡研究所统计的这类冲突的数量为365起。此外，据2010年6月8日公布的最新“全球和平指数”（GPI）显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造成世界冲突和动乱加剧，部分国家的凶杀事件、暴力示威和犯罪恐惧情绪都有了明显的上升，世界和平状况连续第二年出现衰退现象。正是鉴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不稳定危险加剧”，法国《回声报》2010年6月30日发表的署名雅克·于贝尔-罗迪耶的一篇题为《一个越来越不太平的世界》文章认为：“现在并非是裁军时刻，特别是并不像奥巴马总统希望的那样到了核裁军的时候。”

需要指出，虽然全球不稳定危险加剧的现实在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可能无法回避，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不时搞一些针对中国的围堵动作或者说表露出遏制中国崛起的图谋，但是，鉴于只有实现和平与发展才最符合各国和世界的根本利益，我们仍然有理由可以相信，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不可抗拒的主潮。

四 推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成为一大强音

2008年的危机并非仅仅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危机，它表明冷战结束后一度形成的“单极世界”和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的结束。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也承认，要摆脱这场全球治理的危机，需要展开新一轮的改革。而在后危机时代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即使连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回避）的各种诉求与主张中，根据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新形势，推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无疑是最强音。这种“民主化”进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全球治理框架或者说治理主体的扩大。这又表现为加强联合国全球治理主体地位，以及由二十国集团逐渐取代西方八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框架或主体的呼声高涨。二是体现在全球治理机构的民主化上，其重要表现就是在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有所增加。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看来，推进全球治理机构的民主化进程，其实无非就意味着中国、印度、巴西、韩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将有能力对多边经济机构管理的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在推进反映它们利益的改革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2008年11月，全球工会联盟在向二十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中，以世界银行的改革为例，指出：“它的使命是在发展中国家，这要求它进行深入的系统化改革，至少在投票权利中，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应各占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