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朱剑让我写个序。我明知这序不好写，但我没有推辞。为何？因为我觉得除我以外，大约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这话听起来颇不自量，似乎有点狂。但与我俩熟悉的朋友，大约可以理解，也不会说我狂妄，因为我说的是实情，无一丝狂妄侥幸之意。

我2005年到学报工作，至今已逾12年，但与学报界的诸多资深同行相比，我在学报界的资历不算深，因为在学报工作超过30年的，大有人在。也就是在2005年，即在我调动之前不久，有幸认识了朱剑。当我开始有调动工作的想法并征求朋友意见的时候，第一个明确反对我从《历史研究》调到《清华大学学报》的，就是朱剑。尽管他当时反对的理由没有细说，大约那时我俩尚未发展到无话不谈的火候，但是后来我终于理解了他为何反对我调动。当然，工作调动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自己的考虑及需要，但从学术研究以及期刊发展来看，他不赞成我调动有充分的理由，这与他对期刊的思考和理解是一以贯之的。关于这一点，我后来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初到学报工作，特别不适应，因为专业期刊和综合性期刊的风格差别实在太大。专业期刊尽管也是水平参差不齐，风格多样，但相对来说特点鲜明，读者和作者对象相对明确和固定。在我接触了大量综合性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之后，其差异及混乱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一度对学报极其悲观。那时我开始明白，朱剑劝止我调动工作，是诚心诚意的。从此，我开始注意他的一言一动，向他学习。

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注释方式，那时绝大多数学报采取的是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T1-1998）格式，这个只是为检索和统计方便而制定的注释规范，完全违背学科研究范式，尤其不符合人文学者的研究习惯。可是，这样的格式竟然堂而皇之成为基本推荐规范，并在全国学报及其他综合性期刊上大力推广实行。如此之荒唐，是我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因此我主持《清华大学学报》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废除上述注释规范，而改为《历史研究》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注释规范。我的这个做法首先得到了朱剑的理解和坚定支持。此后，我和多位志同道合的期刊同行组织召开了编排规范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多的期刊抛弃了光盘版规范，注释方式向各学科研究范式回归。以此为标志，开始了我们十几年的合作和友谊。

朱剑第一篇标志性且有影响的文章是《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尽管他没有将此文选入论文集中，因为他私下对我说，此文有些观点过时了，但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不选有点可惜。一是此文首次全面指出了学报（其实不限于学报）的多种疑难杂症，比如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开门办刊还是自我封闭、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执行编排规范还是执行评价规范、重评价指标还是重独立风格、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面向市场还是拒绝经营等，这些问题困扰了学报几十年，很多问题至今仍未化解；二是此文开启了学报界讨论期刊改革问题的高潮，带动了学报界同行的深入思考，为此很多学报设立了专门的栏目；三是此文标志着朱剑以学者和主编的双重身份，开始全面深入思考中国期刊界和学术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此后他文思泉涌，不可阻挡，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期刊改革及学术评价的重量级论文。

我说撰写本书序言非我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因为朱剑的论文大多是我逼出来的，我几乎清楚他的每一篇论文的生产经过。朱剑喜欢说，喜欢辩论，但不喜欢写成文字，这让我很着急。于是，我就经常逼他写，明确告诉他某期留了版面，必须完成任务。有时已到二校样，他仍然没有交稿，把我急得够呛。当然，他每次都没有让我失望，更没有让我开天窗，而且每次都写得非常漂亮。说到这里，我应该先向大家再交代几句：朱剑的文字功底极好，几乎无需编辑费心；他的排版技术一流，每次都是自己排好版，也不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费心。我想，即使他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不做主编，而纯粹作为一个作者，他一定也是一位最受编辑部欢迎的作者。

还有，作为《清华大学学报》的负责人之一，我对朱剑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的绝大多数精彩的论文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这些论文为《清华大学学报》赢得了声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到《清华大学学报》主持工作后，便设立了“期刊与规范”（后改为“期刊与评价”）栏目，这个栏目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朱剑的支持。如果朱剑不写文章，没有这么多精彩观点的阐发，这个栏目不可能办，或者即使能办，也不可能长久，不可能如此出彩。

朱剑的文章集中发表于2007～2018年这10年多的时间，而这10年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变化最快最多的10年。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两个方面，因此论文集也就分为上编学术评价和下编学术期刊两个部分。众所周知，中国的学术评价实际就是期刊评价，因此这两个部分实质上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上下两部分有紧密的逻辑关联。

朱剑之所以在10年间写出如此之多的高水平论文，是因为他有扎实的知识积累、长期的认真思考和丰富的实际工作体验，更是因为他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希望中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希望中国能够办出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并走向世界，从而带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为此，他不断地鼓与呼，不断地阐发新的想法。朱剑的论文如此之重要，影响如此之大——如果忽略了他的研究，这个时段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的学术史是否会有所逊色？这么说，我认为一点也没有夸张。如果不信，就请读读他的文章，或者就读其中一两篇也可以，我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

就我与朱剑十几年的交往，感觉他撰写这些主题的论文，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动因。一是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的痼疾，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痼疾，最典型的是高校学报的痼疾。简单说，包括学报在内的综合性期刊的根本缺陷，是其内容的庞杂，边界不清，表面上看各学科无所不包，而实质上却是与学科发展和学术界的实际需求脱节，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也自外于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期刊界。对此，朱剑的分析非常全面、深刻。二是目前中国的学术评价本质上只有所谓“量化”的期刊评价，学术期刊本来只是学术媒介和学术平台，而今却背负了学术评价的责任，学术评价将学术期刊分成三六九等，给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诸多的问题。朱剑对学术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三是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与现行体制的关系复杂，为此，朱剑同样做了非常深刻的思考，为有关部门、为学者、为同行提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以上三点也足以说明朱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之强。

朱剑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优点，即他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在我们交往的这十几年中，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有意义、值得回忆的事情。比如关于期刊数字化，我们做了两次有重大意义的尝试，一次是2011年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另一次是两年前开始尝试的“域出版”。这两次尝试共同的特点是，先酝酿和提出理论，反复讨论，提出思路，然后再设计出具体方案，而这个过程的设计师就是朱剑，他的理论和思路就体现在他的论文中。我所能做的，就是与朋友们一道，将朱剑的理论和方案去实施。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或者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当然，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理论和探索并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会遇到挫折，有时会推倒重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享成功的喜悦，分担失败的痛苦，但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收获了友谊，结交了朋友，带动了业界的深入思考。

文如其人，这一点在朱剑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朱剑的文章，逻辑思路简明清晰，揭示问题敏锐深刻，分析研究扎实可靠。所以，他的文章广受欢迎，尤其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和追捧。在工作和生活中，朱剑为人正直，敢说敢做，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他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基于前者，年轻朋友把他誉为学报界的最强大脑，甚至被称为学报界的“教父”；基于后者，他被称为学报界的“男神”，魅力四射。我想，这两个称呼，他是有资格担当的。

是为序。

仲伟民

2018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