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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提供机会

清单化的童年

回想我和我的伴侣丹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发现我们为孩子提供最佳机会所做的全部努力，始于一所特别的幼儿园。

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还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就听说了斯坦福校园边上的必应幼儿园（Bing Nursery School）是一家具有传奇色彩的机构。这里是心理学专业的实验室，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里也是450个2～5岁幸运儿的第一块教育垫脚石。

当我快30岁时，和丹已经结婚几年了，我们准备生个孩子。有天下班后，我顺便去必应幼儿园拿了一份申请表。怀孩子这事比高中生理健康老师所讲的要更艰难，数月间，对生育的怀疑和失望击碎了梦想，直至1999年6月，与当下大多数人的经历一样，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的儿子索耶终于来到了人世。把他从医院带回家后两天，我就填好了必应幼儿园的申请表，告诉丹要把申请表交到幼儿园，必须马上行动。我们肯定花了十几分钟才把索耶妥善地绑进婴儿车，又花了十几分钟才把婴儿车稳妥地放进汽车。我们把所有可能要用到的东西一股脑儿塞进尿布包里，精心计划行程，免得途中索耶需要吃奶。我刚做完剖腹产手术不久，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我们希望孩子能获得必应幼儿园的入园机会，担心哪怕只是晚几周提交申请，都可能贻误时机。也许人家还以为我们犹豫不决呢，可不能冒那个险。

两年后，索耶顺利进入了必应幼儿园的“两岁班”。对于两岁的孩子来说，在他们3～5岁进入常规幼儿园之前，这是一份宝贵的经验。每周3个上午，他会在一个以游戏为主的环境中度过3个小时。这里的环境非常诱人，机会珍贵又难得。我们同其他幸运的父母一起，透过单向玻璃观看我们的下一代堆积木、猜谜语、玩过家家、画画，脸上洋溢着自得的笑容。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这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辉煌的人生起点。

索耶3岁生日之际，我走马上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一职。这时，他已经升入幼儿园3个更大的班次之一。到他4岁生日的时候，他妹妹埃弗里也开始了她在两岁班的人生历程。埃弗里像索耶一样，一直就读于必应幼儿园，然后进入帕洛阿尔托联合学区就读。表面来看，这里有该地区最好的公立学校，在加州和全美都名列前茅。我们觉得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成功地为孩子们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然而，现在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必应幼儿园的确很棒，也非常适合我们的两个孩子，但也许另一所幼儿园也同样适合，也许没必要在孩子出生的当周就递交申请，冒着手术伤口撕裂的风险，何况新生儿生命初期的稳定性极易受到影响。

我和丹可能属于比较滑稽的那类雄心勃勃的新手爸妈，但与我们一样迫切希望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前景的父母大有人在。如今的父母早在怀上孩子之前就认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孩子要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取得成功，大学学位必不可少。而且同样是出于爱和恐惧，父母从很早就开始着手安排孩子尽可能积累丰富的经验，这样他们就可以参与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竞争，然后进入一所“好”大学。关于这一点，下文会有详细阐述。这份充实的活动清单涵盖校内活动与校外活动，而且很早就启动了。正确的产前饮食和瑜伽课、正确的育儿方法和幼儿园、最好的书籍和玩具，以及与小伙伴约会，还有上幼儿音乐课、体操课和美术课。

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校园清单化的童年便开始全速运行。我们知道孩子的时间表和老师的名字；我们给老师发邮件，跟踪作业情况；我们守着他们做作业、检查作业。曾几何时，父母每季度或者每学期才会看到一次孩子的成绩，而今天的父母可以访问学校的门户网站，网站即便不会每天上传成绩，起码也会每周上传一次。亚特兰大的一位妈妈告诉我，在她儿子放学回家之前，在孩子自己知情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他考砸了。

一旦孩子大了，需要选择课程了，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要学什么科目。孩子成绩不够优秀时，我们安排老师给他们辅导，增加学习内容；我们确知现在进行哪些课外活动能有助于最大化他们未来进入常春藤盟校的机会，并着手为他们安排；我们为他们决定要专攻什么运动项目，并让他们进行相应的训练，使他们有机会进入精英运动队；我们探索哪些夏令营能最好地增强他们的经历；我们研究他们应该获取哪些公共服务机会；我们开车送他们参加每一项活动……我们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无聊不在我们的计划范围内。我们早就知道，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掌控一切就是我们的目标。

专业化的体育运动

这一点在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真切。我们担心，如果不提高警惕，孩子会错过比赛时间与起始时点、更好的教练及精英队伍，最终失去拿到大学奖学金的机会。在许多社区，我们甚至让幼儿园的孩子成为“红衫运动员”，即推迟一年参赛。这个词借自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的规则。这条规则限定大学生只有4年参赛资格，但如果他在一年级时不参加比赛，那就可以参加第5年的比赛，而这时他就可能成长得更加强壮。

在幼儿园环境下，当“红衫运动员”是指让学习能力和发育水平都正常的孩子推迟一年上幼儿园，以利于他们在体育方面展现优势。这意味着，在春季或夏季学期开学时，满5岁的孩子可能会推迟一年，等到6岁多才上幼儿园。虽然父母希望孩子延迟一年上学，管理者也同意，但他们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将青春期下移到小学阶段的后果。无疑，这样一来，孩子的身体发育水平超过了同伴，因此有可能在运动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对此，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Outliers）一书中，以职业冰球运动员为例做了说明。职业冰球运动员大多出生于1～3月，到幼儿报名参加冰球比赛时，他们的块头较大，对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块头更大就意味着更好，多年之后，他们会尽收与此相关的所有后续好处。1

过去的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而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孩子从小就专攻某一项运动。早早进行专业化训练的好处是有机会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引起大学招生官的注意，在大学录取和奖学金方面占有优势。而缺点是，孩子身体的有些部位可能会过度发达，另一些部位则发育不全，甚至导致损伤。

我们不只会保证孩子参加甚至专注于体育运动，还要强化自己充当观众的意义。上一代父母最多只会出席真正的大型活动，而我们每场比赛都要到场，不管是否重要，而且往往还旁观孩子的每次训练，无论晴天雨天。曾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是美国好父亲的典范，他可从不缺席儿子的比赛。7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早早离开办公室、出差途中赶回来观看孩子的比赛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优先事项。这是20世纪80年代“品质时间”口头禅的新面貌。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在活动中露面，不仅如此，还言行张扬，不肯安安静静地观看。这么做也许是为了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觉得我们在意他们；也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想显得心不在焉；又或许是我们试图对结果施加某种控制。我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不会置身事外，而会凑上前去对教练、裁判或公断人提出质疑。在孩子运动的这个领域，爸爸妈妈们没有起到好的表率作用，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8

蒂姆·沃尔登博士（化名）是马萨诸塞州郊区一个小学区的主管。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中学校管理者，偶尔为他女儿的垒球队担当教练。在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时，他碰到的一些家长认为，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球场，无论孩子做什么，最终都要由他们这些父母来决定。沃尔登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从许多家长的角度讲，现在“信任感降低，或者缺乏对权威人士行事逻辑的理解”。由于本书讨论的话题比较敏感，因此他要求匿名。

这种对学校管理者和教练的不尊重，与上一代家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75—2014年间，比利·菲茨杰拉德（Billy Fitzgerald）担任新奥尔良伊西多尔·纽曼学校（Isidore Newman School）的棒球和篮球教练。在他的战术指导下，球队赢得过两项比赛的冠军，他个人也受到了球员们的尊重，全美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佩顿·曼宁就是他的球员。2003年，过去的球员携手翻新了纽曼的健身房，并以教练菲茨的名字命名，大量的捐款不仅来自以前的球员，连他们的父母也踊跃参与，他们回忆说：“菲茨做了所有艰苦的工作。”9

但在计划改造健身房和筹款的同一年，菲茨当时执教的棒球队队员的父母却对他毫无敬意。他的球队曾在所在赛区赢得了州冠军，但在夏季的表现乏善可陈，在夏季最后一场比赛之后，菲茨对球队做了发人深省的讲话，指出了他看到的每一个队员的缺点。孩子们把菲茨的话转告了家长，于是许多球员的父亲找到校长投诉菲茨。很快，解除主教练菲茨的程序启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在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方面，我们既希望孩子接受严格的训练，有机会迎接挑战和成长，又不希望伤害他们的感情。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菲茨教练的前球员、《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写道。10校长将主教练菲茨叫到办公室，要求他修正自己的行为。菲茨答应了校长的要求。那个夏天，在发表那次严肃清醒的讲话之后，他又在学校工作了10年。2014年退休的时候，他的名字刻在了学校健身房上。

我们的清单，他们的人生

从早期的课外活动到家庭作业再到体育运动，我们孜孜不倦地检查和修改孩子们的经历清单，信心满满地以为，只要我们再多做一件事，他们就可以赢得大奖：进入一所录取条件十分苛刻的大学。在美国的私立学校和独立学校，升学指导顾问通常被称为大学申请辅导员，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大学申请的过程中，家长的参与度有多高。顾问的任务是了解孩子的成绩和兴趣，衡量他们的潜力，帮他们拟定一份想要申请的大学名单，包括“安全类”和“延展类”。父母的意见和期望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在指导、支持学生与照顾家长的关切、意见之间，顾问得保持微妙的平衡。孩子和家长在就选择哪些学校产生意见分歧甚至发生冲突时，顾问有时要充当双方的缓冲区，有时也可以说是盾牌。这个行业往往会吸纳擅长这类工作的人。

汤姆·雅各布夫斯基（Tom Jacoubowsky）是甘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负责指导工作的副校长。该校在全球大道学府以西约5000公里之外的帕洛阿尔托，是我儿子索耶就读的学校，我的女儿埃弗里将来也要来这里上学。甘恩是一所公立学校，大约有2000名学生。在甘恩，一名教师负责指导270个学生，与加州1∶400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个比例好多了，但仍然低于全美许多优秀公立学校1∶150的比例，也比全球大道学府之类的大多数私立学校要低得多。雅各布夫斯基及其团队的工作量比埃米他们超出5～10倍，而且还要面对硅谷名流和斯坦福大学教师子女的种种压力。2013年10月，索耶刚上甘恩不久，我和雅各布夫斯基见面讨论了本书。

雅各布夫斯基从十几岁起就住在帕洛阿尔托，从那时到今天，大学申请书的写作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兼职曾是帕洛阿尔托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雅各布夫斯基说：“孩子们不再打工了，如果他们在做兼职，那也不是他们自己安排的，实习之类的事情都由父母代为安排。他们做兼职只是为了进入大学。”像所有优秀的升学指导顾问一样，雅各布夫斯基鼓励学生在申请书中说明他们是谁、在乎什么。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一项活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父母制造的，或者是父母要求他们做的，目的是提升大学入学机会，那他们就很难写出有意义的东西。“大学招生官嘴上说不看重仅仅为了升入大学才做的事情，但他们照样录取了那些孩子，所以……”雅各布夫斯基耸耸肩，一脸无奈的微笑。

2014年5月，我会见了才华横溢的升学指导顾问凯瑟琳·雅各布森（Catharine Jacobsen）。雅各布森任西雅图湖滨学校（Lakeside School）的升学指导顾问。这是一所非常精英的私立学校，包含五到十二年级，是比尔·盖茨的母校，微软许多高管的孩子都在这里就读，因此闻名遐迩。尽管这项工作本身具有内在的压力，雅各布森却举重若轻，显得开朗、自信，令人安心。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所以非常理解父母们的想法。

雅各布森从1992年起就在湖滨学校工作。她说：“我有一个固有的信念，只要父母足够友善，有求必应，而且不固守自己的主张，那么，孩子就会很能干，并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然后她说起最近与一个高中生的家长的交谈。这对父母试图为儿子制定适宜的夏季活动和课程，雅各布森意识到他们在寻找机会，希望获得打动大学招生官的“材料”和“标签”，“他们以评估微软潜在雇员的方式评估他们的儿子”。在这次谈话及另外几次交谈中，雅各布森试图让家长和孩子理解大学录取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招生官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对他进行总体评估，而且，她还想传达这样的认识：如果大学申请人凭着别人给予的“材料”胜出，带着别人制作的“标签”，那会让人感到他缺少了点儿什么东西。

经常有朋友问我如何能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如果他们已婚，或者有一份稳定的伴侣关系，我就会开玩笑说，好好在一起。这样说部分缓解了谈话固有的紧张情绪，同时也是基于事实。

当然，人家问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他们询问的是一个特定的项目、旅程、经历或实习，并评估它们对孩子的意义。我们社区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成就卓越、交游广泛，有机会或者有条件制造一些奇迹。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设计的活动得有助于促进孩子真实的兴趣发展，深化他们对事物已有的好奇，或者是与他们的兴趣相关的新东西。

我告诉每个人，招生官们看起来似乎是对你展示的成就感兴趣，但他们真正想挖掘和寻找的是这些东西：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意什么？你对什么感到好奇？你赞成什么？你喜欢思考什么问题？一旦录取小组通过成绩和分数知道了你的学术能力，他们就希望了解你能给班级和大学社区带来哪些特质和个性。所以我告诉朋友们，仅是为了大学录取而让孩子做这做那有点儿危险，因为孩子很难写出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花里胡哨，那并不能证明他们是谁，而更像是证明你是谁，即你的财富和影响力。

这类谈话很不容易，尤其是交谈对象习惯了使用金钱、影响力和权力来实现自我和达成孩子的目标。但正如雅各布夫斯基所说，大学申请书中有A＋活动清单的孩子往往还是会被他们首选的学校录取，可即便如此，我仍然会把那些话告诉每个人。

事实证明，大学招生制度有空子可钻。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为制造”的孩子，他们进入了好学校。也许吧，但关键是，进入某所特定的学校本身并不是目的，靠着大量的人为制造获得录取，并不代表进入学校后，或者在生活中，你也会取得成功，更不代表你对自己感觉良好。

错误地塑造他们的梦想

2014年4月，曾在耶鲁大学任英语教授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告诉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学生，名牌大学的学生其实只是“优秀的绵羊”，意思是他们缺乏主见，任人摆布。当时，他的同名著作还有几个月就要面世了。在德雷谢维奇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斯坦福大学本科生陈池玲（音译）发了言。11她问道：“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梦想？”她优雅简洁的提问萦绕在我的耳畔，让我一直思考到第二天。我不认识她，但我想深入了解她的观点。凭着Facebook的魔力，我们见面了。

池玲来自新加坡，在压力很大的学校环境中脱颖而出。“五六岁时，父母和老师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呀？’我们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人提供的环境，以及读过的故事书，”她接着说，“有个来自纽约的朋友说，他小学同学的回答是：‘我想成为投资银行家。’要不是家长从事那个行业，孩子怎么会那么说？”她这样反问时，我饶有兴致地听着，心想：“我希望埃弗里长大后也能像她这样思想深邃，能言善辩。”

池玲对我说：“是的，我们梦想着自我，梦想着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环境会告诉我们哪些梦想有实现的可能。我不认为梦想无边无际，而是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受制于什么值得尊重，以及什么好、什么不好的社会观念。”

与池玲的谈话结束后，俄亥俄州一对父母的故事浮现脑海。他们为六年级的女儿挑选了未来的大学和主修专业。“你知道吗，”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女士在电话那头打趣说，“6年后，他们的女儿就要去那所大学，那就是她要学的专业。他们不想让孩子犯错，他们要从大人的角度确保孩子成功。”

那对父母塑造着他们女儿的梦想。

斯坦福大学学生凯拉向我转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养育故事。凯拉曾在智利的斯坦福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学习，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在圣地亚哥学习那年的后半段，同学詹娜的妈妈翠西过50岁生日，和她的朋友伊莎贝尔结伴来圣地亚哥旅游，两个人参观了圣地亚哥所有的经典旅游景点。她们邀请詹娜和包括我在内的4个朋友去她们入住的五星级酒店吃饭，我就是在那个场合认识了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和翠西很高兴见到我们，她们俩非常热情友好，不停地夸我们成熟、老练，让我们传阅菜单，用这种方式表达希望与我们平等交往的意思。

“伊莎贝尔来自旧金山，是一位中年母亲。她的3个孩子分别是4岁、8岁和11岁。她穿着一双高档的名牌平底鞋，手上戴着硕大的结婚戒指，而且能在年中跑到圣地亚哥度假，从这些因素来看，她的家庭似乎相当富裕。我们得知她丈夫从事风险投资行业。伊莎贝尔和翠西对我们出国留学项目的现状提了很多问题，她们对圣地亚哥的当地文化和我们的经历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好奇。

“面包上桌后，伊莎贝尔单刀直入，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那么，你认为你是怎么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凯拉？’她双眼盯着我。我有点儿猝不及防，因为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一种智利甜点。气氛风云突变，刹那间，我感觉到这顿晚餐的目的是采访我们，而不是随便聚聚。以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所以回答说：‘我想是运气吧。’伊莎贝尔笑了笑，并未就此打住话头。‘不会的，怎么可能？你的绩点是不是超高？你是不是一直在做各种课外活动？’我真的不知道，于是只好说：‘我想我真的想上斯坦福大学。我在作业和论文上下了很多功夫，因为我想去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学校读书。我认为它非常适合我。’

“整个晚上，伊莎贝尔都在盘问我和朋友们：怎么进的斯坦福大学、我们自认为有什么‘特别’之处。伊莎贝尔上卫生间时，我们和翠西一度改变了谈话方向。但伊莎贝尔一回来，马上又把话题转到了斯坦福的录取上。她仿佛感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尽情分析斯坦福学生的心灵，认为这对她孩子的成功至关重要。

“当晚最令人心惊的地方是，她不断地说自己的儿子不够好。她会说：‘我的孩子不那么特别，他不具备某某因素。’感觉得到，伊莎贝尔描述孩子的方式让我的朋友们越来越不自在，我也是。孩提时代，每个人都经历过失意，我们知道，即便没人随时指出你不够好，或者你做得不够好，或者你做的某件事情哪怕很好玩儿，可那对上大学不重要，你也已经觉得够难的了。那天晚上，我为伊莎贝尔的孩子感到悲哀。

“伊莎贝尔很快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了增加孩子上斯坦福大学的机会，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的父母是怎么做的？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父母是如何支持我们，在整个高中阶段是如何相对放手，让我们平静、放松，减少施加压力。伊莎贝尔很诧异，她看我们的眼神就好像我们不是人类，或者我们没有说实话似的。

“我试着问伊莎贝尔她的孩子喜欢做什么，她回答说：‘有一个孩子喜欢跆拳道，但他永远不会是最棒的，这肯定没法帮他进大学。’接着她又抱怨承受不起初中孩子的家教和课外学习的费用。

“我们试图说明我们对父母角色的看法，她则表示沮丧和不相信，这样来来回回花了好长时间，我感到谈话毫无进展。我和朋友们感到有责任帮助伊莎贝尔的孩子摆脱困境，也希望能让她安心。可我们的努力毫无成效。伊莎贝尔似乎仍然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进入斯坦福大学，因为我们是超人，而她的孩子不是，所以她不得不力所能及地克服她孩子身上的不足。

“我们的一些高中同学去了其他大学，他们很适应自己的环境。可伊莎贝尔不要听这些。精英大学在她心里有明确的层次，‘适应’与否无关紧要。伊莎贝尔不会满意低于斯坦福水平的大学。对于她8岁的儿子来说，那可不行。”

凯拉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池玲身上。虽然池玲没有谈到她的父母和他们的养育方式，但从她的沉思中，我得到了一个对父母来说很重要的警示。我们谈到梦想时，好似无边无际，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创建参数、条件和规定，让孩子们在这些范围内追寻梦想，仿佛清单化的童年才是通往成功的途径。

我承认，我也不能免俗，一样试图管控孩子对活动和机会的“选择”。2005年秋季，就在我担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的第3年，女儿埃弗里4岁了。斯坦福大学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我们设晚宴招待家长，席间，我做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讲，鼓励他们相信孩子能做出好的选择，要放手让他们拓展自己的道路。第二天是星期三，是我去必应幼儿园接埃弗里的日子。正要离开时，老师把我领到一张桌子边，桌上摆着十几张白色小画布，每块画布上都涂满了水彩。老师语带赞扬，说埃弗里的水彩画充分利用了整张画布，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显然不同凡响。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努力做出兴致盎然的样子，心里想的却是：“是啊，是啊，但这不会让她进入斯坦福。”作为教务长，我告诫其他家长不要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而作为家长，我也很难贯彻自己的建议。

如何实现梦想

当然，我们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并以此激励孩子，以最好的方法竭尽全力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为实现下一个人生目标，制定需要完成的任务清单，这本身没什么问题。要想成功，我们必须设定目标，并努力实现。

然而，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人生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清单，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构建我们的道路，而不是他们的道路。但与他们无关的道路可能是根本就走不通的。

28年来，菲尔·加德纳（Phil Gardner）一直领导着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所（CERI）。近年来，他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模式和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德纳认为：“现在盛行由家长决定孩子学什么专业。如果家长选择专业，而学生兴味索然，那他们就很难完成大学学业。找工作时，他们只能告诉未来的雇主：‘这是我爸我妈的要求。”这些学生不快乐。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

依据我们制定的清单来培养孩子，结果可能会让孩子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