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之共同富裕思想探析

刘建琼

共同富裕或者说大同世界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向往憧憬的理想社会，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与之前相比，有新的理念、新的阐释和新的任务及行动，丰富发展了人类历史以来的共同富裕观，并借此开启了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共赢新局面，也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的理论渊源。

一、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背景分析

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面临四个维度的“增长陷阱”困局，使得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社会矛盾越来越大。

第一，从空间维度的外围角度审视，中国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所谓“贫困性增长陷阱”，是说一国无法掌控自身制造产品的定价权尤其是出口的定价权，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贸易条件可能越恶化、相对收入越来越低，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处于越来越弱势地位的状况。“贫困性增长陷阱”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到手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

第二，从空间维度的内部角度审视，中国面临“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所谓“非均衡性增长陷阱”，是指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推行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广大中西部地区经过20年发展不仅没有出现后发优势的积累和赶超，反而分别落入技术变迁停滞和资源悖论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并导致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一是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群体差距都存在着东中西部地理区域上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制度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二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村吸引力日渐衰微，儿童留守、老人空巢、社会服务严重缺失等问题突出；三是行业差距惊人，垄断是造就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并将这种差距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从时间维度的当时情况看，中国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所谓“低福利、低消费陷阱”是指曾经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的低福利、低消费模式，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反而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8.8%降至2013年的36.2%，而政府消费则相对稳定，这表明，改革开放近40年来，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居民消费却一直受到挤压，主要成因是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转型期结构性要求不协调所导致，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消费；另一方面“低福利、低消费”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转型期结构性要求从而沦为“陷阱”。

第四，从时间维度的中长期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之险。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拉美和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既无法在工资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上与富裕国家竞争，从而经济容易出现长期停滞状态。

综上所述，“低福利、低消费陷阱”所导致的经济内部失衡风险、“贫困性增长陷阱”所导致的经济外部失衡风险、“非均衡性增长陷阱”所导致的区域性社会风险，任何一项风险若不能及时化解，都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习近平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审时度势，郑重宣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靠辛勤劳动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后的一系列讲话和治理措施进一步丰富并系统化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

二、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治理措施

（一）主要内涵

（1）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思想，具有前提性作用，它保证了有能力的人，靠辛勤劳动与创造可以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富裕。

（2）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扶贫开发推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不行。要做到‘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各地都要在这几个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因此，精准扶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具有关键性作用，它保证了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在精准扶贫中可以实现脱贫。

（3）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2015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就曾明确指出：“要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共享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思想，具有及时性作用，它保证了人们的需求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更好的满足，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中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指出：“使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思想，具有直接性作用，它可以让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富起来的人们能尽快富起来，同时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5）坚持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因此，区域协调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思想，具有制胜性作用，它可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乃至行业协调发展。

（6）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017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讲话点明了“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具有和合性作用，它向世界证明中国十几亿人口共同富裕不是对别国的威胁，而是合作国家之间共同发展的机遇，从而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治理措施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蛋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关于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结构性调整，目的是增强经济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居民收入。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结构调整：一是产权结构调整，就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促进国企活力与民间活力共同发挥作用；二是投融资结构调整，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重组与再生，如推广PPP模式等；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并转型升级，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生态农业为导向，寻找新动能、发展新业态、培育新主体，并依靠网络平台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建设农业现代化；四是分配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公平，并开发消费经济增长点；五是流通结构调整，打造物流强国，适应线上线下快递发展需求，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六是消费结构调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消费、企业消费与居民消费的结构关系，其中，居民消费是重点，提高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消费水平，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以及经济活力的激发都将是无法估量的，为此，要特别提高低层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可以通过减少社会开支来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如社会养老体制建设、公费医疗体制建设、义务教育体制建设以及社会贫困保障体制建设等。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好蛋糕”。主要实施了扶贫攻坚行动计划：一是扶持生产，就业一批。对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生产和务工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加大产业培育扶持和就业帮助力度，因地制宜多发展一些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业，使这部分人通过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实现稳定脱贫。二是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对居住条件恶劣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三是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对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要通过社会保障实施政策性兜底扶贫。四是医疗救助，扶持一批。调整民政救助政策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增加大病报销比例和救助力度，发挥医疗救助保障对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群众的脱贫作用。

（3）实施三大区域战略，促进全国均衡发展。目前中国的贫穷具有区域性特征，一方面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贫困，另一方面是区域承载能力与产业布局结构不协调所导致的贫困。因此，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中国区域发展与开放的新战略：一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二是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三是“一路一带”建设构想。这三大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已经由局部均衡发展向全国均衡发展转变，或者说由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局部开放阶段向面向国际的全国大开放转变。

三、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意义分析

（一）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客观规律要求，有效化解了中国内部失衡风险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规律到目前为止，具有阶段性特征，即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重点解决总量不足问题；第二阶段为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重点解决供给质量和需求能力问题。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需求量毋庸置疑，可是需求能力则未必。对比中美两国政府和居民最终消费的比重，中美两国政府消费非常接近，最大的差距是居民消费，2011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到GDP的70%，中国是35%左右，相差了一半。从世界市场来看，一旦中国消费潜力变成真实的消费能力，必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2013年有专家指出如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水平提高到50%，中国的消费能力将超过美国而领先全球，其影响力将堪比翘楚。由此可见，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作用是不言而喻，如果要建立起具有世界引领作用的消费市场，则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关键因素。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已高居世界第二位；此外，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亦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定义的每天生活费1.9美元，中国仍有2亿贫困人口。根据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严格执行精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举措，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释放其购买力，无疑将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顺应了合作国家之间共同发展的机遇性要求，有效化解了中国外部失衡风险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主要原因在于美元虽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却承担不了而且不愿承担汇率稳定的责任，加之金融过度膨胀，导致2008年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未解除，欧洲经济衰退，新兴国家经济亦步亦趋，要求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重心已转移到亚洲，其中，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但是亚洲的过剩储蓄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因缺乏投融资转换机制与平台，只能流入美国意在“避险”，导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更加匮乏而且长期处于落后贫穷状态。不止于此，2016年底以来，反全球化乃至诋毁中国经济增长的声音也不断出现，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也给中国经济提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些许困扰。中国亟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既能被众多国家接纳的声音，还能有效摒弃不良“杂音”的中国声音。具有和合性作用的共同富裕思想指导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这样的心声。“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了沿线国家发展需求，至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其倡导的互联互通经贸规则，有利于完善世界市场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世界市场效率，拉动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与现有机制能相互补充，是针对国际合作中的瓶颈和制约因素提出的“中国方案”，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各国在此过程中将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通过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中国外部失衡风险必将得以有效化解。

（三）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契合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均衡性要求，有效化解了中国社会失衡风险

一方面，中国由局部开放向国内开放再到国际开放，意在解决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地缘优势，采取的是局部优先的区域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让一部分地区先形成增长极、形成示范效应，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优先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以西部大开发和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区域发展从非均衡战略转向均衡发展战略、从局部开放转向全国开放。其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发展的短板，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扩大向西开放，把广大西部地区从开放的边缘变成开放的前沿，可以助推东中西部地区梯次联动发展。

另一方面，习近平城乡发展一体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创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我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与城乡一体化目标结合在一起时，共享农业等新型经济业态立马呈现在全国各地，各种资源要素将会快速进入农村，有助于根本解决资金、人才、社会服务等资源之不足，并有助于化解社会失衡风险。

（四）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坚持了创新与共享有机结合的人民性要求，能有效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要点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奋斗目标。但是，现阶段面临着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对待这个问题的取舍以及态度，决定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要点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确保最贫困人们不掉队。仔细审视这一矛盾我们不难发现，矛盾的核心在于那部分富不起来、碰到困难的人们，其贫困实情究竟如何？实际调研情况折射出我们的政策还存在缺陷和不足之处。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享发展政策主张：从贫富区域来看，“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对贫困地区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是共享发展表现之一；从同一区域来看，把分配性和创新性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发挥人们的智慧和劳动积极性，实施共创共享发展，也是共享发展表现之一；从同一区域不同时代来看，建设“两型社会”，促进资源代代共享，更是共享发展表现之一。据统计，中国已经有17个城市、2亿人口达到世界平均1.2万美元的收入水平，同时，中国的居民财富拥有情况也已达到全球第二位，因此，在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指导下，坚持了创新与共享有机结合的人民性要求，一定能有效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