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德两国的思想文化关系[1]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成为潮流并引领时势，自不待言。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亦专列一节，论“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2]，文字不长，却独有见地。可在我看来，国人之论西学，往往过于宽泛。其实，就西方传统而言，英美与欧陆不同；即便是欧陆，德法两大传统也各有特色。所以，即便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德国作为一种国别性资源也值得特别关注。[3]就外国在中国的影响而言，德国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并非“首屈一指”。晚清之以日本为榜样，民国时期美国影响甚巨，都会使得德国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仍必须指出，“从1928年到1938年，蒋介石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中的任何一个”[4]。虽然，政治上的密切并不导致必然的思想文化联系；但由此引发的两国关系的亲密，人员往来的频繁，乃至留学生的增多，都可能会对思想、教育、文学以及文化领域产生影响。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虽然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5]，但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仍旧是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地。至今为止，学界的努力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中德文学关系 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在很长时期里都出自德文，如Aurich, Ursula《中国在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中的反映》（China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1935）, Tscharner, Horst von《至古典主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München,1939）、Schuster, Ingrid《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aratur 1890—1925. Bern,1977）、Rose, Ernst《面向东方——关于歌德晚期著作和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图像》（Blick nach Osten—Studien zum Spätwerk Goethes und zum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Bern,1981）。最近的著作是Leutner, Mechthild & Yue-Dembski, Dagmar编：《异乡与现实——从17世纪到当代游记中的中国》（Exotik und Wirklichkeit—China in Reisebeschreibungen vom 17.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作者希望讨论的问题是：

从旅行者的旅行动机出发，考察他们如何同中国接触，如何认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本书将简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简述他们如何通过游记借中国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设想和自己所勾画的生活蓝图；书中还将揭示他们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兴趣，描述他们的想像和固定看法在历史上的延续性和非连续性。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的认识和描写终究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6]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文学关系的研究本身，越来越超出文学之外，更多地是尝试以文本为中介来辐射和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交流乃至思想水平。若上述著作之所以选择游记，是因为它们“记载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因为它们表达出作者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7]。就中国的研究情况而言，开山之作当推本书研究对象之一——《中德文学研究》。其作者陈铨希望：“对所有重要的德文作品对中国纯文学的翻译、改编、仿效、依赖的情况，尤其是它们对德国文学产生的意义，进行批评性的研究。”[8]此著以大量翔实的德文材料，说明了中国文学被译成德文及在德国的传播情况。但这一工作得到延续，却是要等到半个多世纪后，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的出版。该书厚达五百多页，按照德国文学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从骑士文学一直叙述到战后文学，分阶段梳理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影响。由于作者主要从大量的德文文学文本出发来进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影响精心梳理，并形成章节规模，所以就显得颇为厚重，成为此领域中不可规避的重要著作。[9]2002年，曹卫东完成了《中国文学在德国》一书，就中国对德国的影响而言，这本书没有质的推进，但其研究模式和方法却显示出某种新颖之处：一是在整体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德国汉学史角度、下篇从德国文学作品角度，分别梳理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学术史和文学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形成了互为补充的结构；同时作者试图引入“‘异’的解释学研究”[10]，用以建构下半部的文本解读框架。

有关德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尚未见专门的著作。一般资料可在西方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著作中找到，如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按照不同时代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了梳理，但其中涉及德国文学的不多，只是如“叔本华、尼采与‘战国策’派”、“歌德、席勒与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11]；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则按照不同国别探讨了其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其中专列有“‘五四’新文学与德国文学”一章，对中国新文学与德国文学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梳理，总结了介绍德国文学的三大特色：“以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的人充当主力”、“以尼采、歌德为中心进行译介”、“以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12]。早在20世纪20年代，刘大杰即谓：

综观各国的文学，最伟大最有特殊个性的，要算德国与俄国的作品。在他两国的文学里面，能深深地看出他们的民族性，体验当时的时代精神……德国的文学，与俄国的作品有同样的伟大，兼有比俄国悠远的历史与富有理想的民族精神为背景，我敢说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为最优美的一部分。[13]

遗憾的是，对这么优美的德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尚无专门的研究著作。至于个案研究，某些德国大家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14]，但其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另外，学者们研究中国作家，主要还是侧重于探讨其与总体西方文化的关系[15]，专门探讨其与德国文学、文化渊源的研究还太少。

中德教育关系 郑观应撰《盛世危言》，对德国教育制度甚为推崇，称：“今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欧洲书院以德国为最盛，人才之出于书院者，亦以德国为最多。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德国书院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备，宜乎人才辈出，方兴未艾，而高执欧洲之牛耳也夫。”[16]不仅仅是《盛世危言》，在晚清，德国作为拥有优良教育制度的国家形象，使其很快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楷模。蔡元培申请留学德国，强调的也正是德国教育的发达。[17]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德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黄逸（Huang Yi）著《1871—1918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德中关系的文化因素研究》（Der deutsche Einfluβ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 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Ä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就是专门探讨德国对中国教育影响的专著。在作者看来：“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毫无疑义地是通过一边倒的德国文化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中国教育事业本身发展得到了清楚的证明。”[18]而正是出于上述简单明了的判断，作者从中国教育制度及对德国的认识入手，考察了德语在中国的传播、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中国留德学生的情况，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教育对中国影响的方方面面，描绘出了清晰的图景。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与德国的联系，当年傅斯年曾一针见血地说：“中国早年学制是抄日本的，即间接抄德国的。”[19]这样的抄袭，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但是，教育制度上的取舍，还可说是官方意志的决定；具体到某个教育家的办学思路，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家本人的性情、理念与抉择。与黄逸全面探讨德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相比，陈洪捷注重理论梳理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其《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一书，上篇由大量德文文献梳理并总结德国古典大学观，下篇则通过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这一中国实践，来探讨其与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关系，颇能独辟蹊径，是中德教育关系研究的力作。

尽管如此，我以为，在这一领域中，认真深入的个案研究仍嫌太少，对于德国大学思想的区分度亦嫌不够。陈洪捷的著作可以代表此领域的前沿水平。应当承认，作者精心梳理了以洪堡、施莱尔马赫与费希特三人论述为中心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经典文献”，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概念“修养”、“科学”、“自由”、“寂寞”，并进而讨论它们在19世纪所产生的影响（3—4章），是非常大的贡献。但德国的教育思想从来就不是划一的，其构成的丰富与多元是最大的特色，落实到大学思想更是如此。我以为，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大学、工科大学、专业学院等大学类型划分愈加细致，其办学思想也各自不同，必须区别对待。这点，在德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中同样得到体现，蔡元培改革北大与德国人创办同济大学，二者的办学思路显然就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本书在马君武这一个案中，相对重视他的工科大学出身与日后办工科型的广西大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其与同为留德学人的蔡元培进行比较，强调“同中有异”，希望借此对德国大学思想的多元性作出有益的补充。

中德学术关系 德国是教育大国，也就自然导致了其学术大国的地位。德国大学之发展相较英法虽起步较晚，但可谓“后来居上”。经过18世纪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的革新，更经过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到19世纪中期，德国大学已经明显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拥有多所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柏林大学更是长期以来享有世界性的声誉。[20]高等教育的发达，也促进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德意志的国力；而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反过来也促进了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德国成为了当时世界科学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处于鼎盛时期，也是“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颠峰”[21]。难怪德国学术在当时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目中地位极高，蔡元培就称：“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22]。

由此而生发的中德学术关系，其实很值得细细探究，尤其必须关注具体学者是如何接受德国学术思想影响，并贡献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其实上面提到的陈洪捷著作已经涉及到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接受问题，是一部兼涉学术、教育、思想等方面的著作。Schneider, Axel的《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中国历史学家》（Wahrheit und Geschichte—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以陈寅恪、傅斯年这两位具有留德背景的历史学家为个案，探讨他们创建中国新史学的文化意义，颇见功力。[23]但可惜对他们与德国历史学的学术渊源揭示不多，比如其与兰克史学的可能关系等，便未做深入探究，让人感到遗憾。这方面，张国刚撰有《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一文，利用柏林大学的档案材料、陈寅恪的听课笔记，参照当时柏林学界情况，勾勒出陈寅恪与德国学术的渊源[24]，很有开拓性。张国刚还撰有《德国的汉学研究》，对德国汉学发展史给出了一个初步轮廓。[25]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该著作以审美现代性为中心命题，对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之东渐有系统之论述。该书既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又在学术史意义上对德国美学东渐这一专题进行了清理。

而就中德学术关系来说，留德学人显然对德国学术的东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留德学人不仅注意学习德国人的专业知识，并确实学有所成，如张维、裘法祖、李国豪分别成为在各自专业领域（力学、医学、工程机械）世界知名的权威学者；同时，他们学到的又不仅是专业知识而已。如张维即称自己“所受益的德国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我直接接触的老师那里获得的”[26]。可见，中德学术关系的构建应注意到两个层面，即既有作为其表的“专业知识”，亦有暗藏其里的“学者人格”与“学术精神”。本书不准备具体探讨各个个案的德国学术关系，但在展开论述中都有所涉及。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他们留德期间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和精神熏染，也就没有后来成为一代人物的“留德学人”。因而，在指出其专业训练之后，我相对更关注学人留德期间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受到德国学术精神的影响的。

中德思想关系 在本领域中具有奠基性的文献，当推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领衔所编《德国对中国现代精神史的影响——中文出版物目录》（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本书给出了相当完整的德国著作的中译目录，为研究德国思想的中国影响建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两部文集，即〔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美〕秦家懿编《德国哲学家论中国》。

单世联著《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中有一辑“反抗现代性与中国思想”，专门探讨德国思想与20世纪中国的可能渊源，从一个个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的人物中剥离出其思想成分中的德国资源与背景，其指向则在“反抗现代性”，而之所以探讨“德国思想与20世纪中国，不仅意在推进中国批判理论的确立，也期在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引进一种张力”[27]。对德国思想研究，尤其是中德思想关系的研究，最终落实到对中国文化问题乃至出路的追寻，这似乎是中国研究者的一个特色。即便是旅德的华人也不例外，Hu Chang-tze的专著《德国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对1920—1940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另类思想研究》（Deut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Kultur Chinas—Eine Studie zum Sonderwegsgedanken der chinesischen Bildungselite 1920—1940）关注的是中国政治文化接受德国思想的影响，作者从1920年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写作入手，探讨中国教育精英的自我判断与理想主义思想、中国1932—1935年对贝克“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思想的接受情况以及对费希特、斯普朗格与黑格尔“国家身份认同”思想的接受等，最后归结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表达的思想。在作者看来，某种德国思想的引入与被接受，主要还是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与需求密切相关，如前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C. H. Becker）关于文化国家的思想之所以在1931/1932年的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主要就是因为它符合当时中国教育精英反议会、反共产主义、政治特殊道路等思路的需要。[28]

值得指出的是，纯粹就思想论思想的中德思想关系论著并不多，中德思想关系的研究往往更多地被包含在文化关系的研究之中，而文学关系、教育关系、学术关系等研究中其实也处处渗透着思想关系的成分。这也是我为什么试图在更加宏观的大文化史框架下来构建本书的重要原因，因为以上诸领域，彼此间相互关联，甚至密不可分，孤立地去研究每一领域，而不注重系统的整合，很难避免以偏概全乃至支离破碎的情况。

中德文化关系 对中德文化关系史进行系统的清理工作，是中德两国学者近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值得关注的文章，如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该文引用了较为丰富的中、德文资料，简明而系统地勾勒出从13世纪至1933年纳粹上台前的中德文化关系[29]；其他如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邵灵侠《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等。[30]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则出版过八卷本的《德中关系史：资料汇编》（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其中有不少关于文化方面的文献。法国学者Françoise Kreissler的《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对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与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正在合作研究近代德国在天津的文化活动。这一类的研究，从具体的文化交流史实入手，通过历史的梳理，来挖掘深层的文化交流动因与问题，代表了目前中德文化关系研究中外国研究者比较明显的思路。

如果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交流”，那么乔伟、李喜所、刘晓琴著《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从德国大型军事企业克虏伯的在华活动入手，梳理史实，探讨其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对其中的“文化活动”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强调“通过翻译克虏伯军事科技图书，互派科技人员，中国掌握了克虏伯的一些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31]。这样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历史资料的爬梳上，但也明确表现出作者的“中国关怀”。而从文化史角度进入，在思想层面进行探讨，则很容易看出借文化思想来抒写作者情怀的意图，如吴予敏的《晚清文化思潮语境中的德国哲学和美学》，便试图借“德国启蒙时代至现代主义早期的哲学美学思想汇入晚清文化思潮的过程”这一事实的讨论，来探讨“异域观念如何经由不同立场的移介解释，在晚清社会文化舞台上发生变奏，以响应中国面临世界现代化压力所遭遇的紧迫问题”[32]。其实，本书的关注点明显在于德国观念是如何被留德学人在构建自己思路与回应时代问题时所借用的，这么一来，德国观念本身的“原汁原味”倒并不是一个根本问题，外来资源的吸收和转化，主要更多地是取决于接受者本人的个人趣味、价值取向乃至时代背景。

中德文化关系交流的广泛性，尤其表现在那些跨越某一专门领域的重要人物身上。德国人物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如歌德、莱布尼茨、汤若望、卫礼贤等[33]，都受到相当重视，但中国人物自身由于与德国资源发生关系而产生的文化影响却似乎还注意得不够，尤其在宽泛的文化史意义上。与至今为止的学界研究不同的是，本书尝试以具有特殊背景（留学德国）的个案研究为基础，从他们留德归国后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贡献这一角度进行把握，突出他们借鉴、选择和吸收德国资源后的本土作用，通过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渗透和关联，来追溯其思想形成，并探讨德国思想文化资源在其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在涉及各个不同时代（也注意相同时代的比较）、不同专业背景（也注意相同专业的比较）、不同活动范围（也注意相同领域的比较）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试图揭示出留德学人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基本策略是：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以问题出思想。

必须指出的是，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大规模留学热潮中，日本、法国、美国、苏联都曾轰动一时，蔚为潮流，惟有德国未曾在中国留学史上形成一段时期的特别热点。但留德学人作为近代以来的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各个领域均贡献出非凡人才，尤其在文化、科技、学术等方面成就显著。这与德国的高等教育有深刻之关系。本书主要关注留德学人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教育、学术、思想诸领域）的发展中发挥其特殊作用，在正式论述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人留学德国史这一研究领域的状况。

如果说，在留学通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学者（包括大陆、台湾）唱主角的话，在国别史研究领域，我们则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到国外学者的贡献。作为中国留学史上三大热点，留日、留法、留美[34]都得到比较多的关注，尤其是留美史研究；至于其他重要国家，如德、英、俄，则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笔者目力所及，留德史情况稍好，主要是德国学者做了不少研究，至于留英、留俄，研究成果相对更少些。至今为止，学界对中国人留德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35]：

一、史料积累与史实梳理

在国内，2000年出版的《旅德追忆》一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6]。此书副题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收录了从192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近50位留德学人的回忆录，其资料价值弥足珍贵。1999年汉堡出版的韩尼胥（Harnisch, Thomas）博士的教授资格论文《中国留德学生——1860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则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这部大作的德文本厚达五百多页，以其翔实的资料、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很多访谈、档案材料的查找，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是一部相当重要、无可回避的著作。但可惜的是，此书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在方法论上亦缺乏新颖醒目之处。笔者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完成硕士论文《1930—1940年代中国留德学人之研究》（Studie über die Situation der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in Deutschland von 1930—40er Jahren），也仍处于史实梳理的状态，没有深度上的推进。

二、教育学视角的引入

2002年，孟虹（Meng Hong）在柏林工业大学教育系完成了博士论文，题为《1861到2001年中国的留德教育》（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此文由教育学视角切入，打通历史研究与当代状况的界限，是研究“留德教育”的一大成果。如果说，韩尼胥博士的大作以史料丰富胜出的话，孟虹博士的论文则以“贯通”见长。该论文用德文撰成，长达三百多页，分为三大部分：历史发展（Historische Entwicklung）、社会文化视角的考察（Sozio-kulturelle Aspekte）、结论及展望——对留学与留学生的整体性思考（Schlussfolgerungen und Ausblick—Systematische Behandlung des Auslands-und Ausländerstudiums）。即便是考虑到韩尼胥已经进行过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的详尽叙述，本书仍在历史发展部分的梳理中有其独到贡献——从1861一直写到了2001年，探讨的是长达一百四十年的中国人留德史。如果说在历史发展部分，该文主要还是史料整理上的贡献的话；那么，我认为第二部分强调从社会文化视角来考察一百四十年来中国人留学德国情况，更具特色。在这部分，作者分三章（6—9章）对“中国人留学德国的意义”（Synopse:Die Bedeutung des Auslandsstudiums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中国人留学德国的融入过程”（Integrationsprozesse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r in Deutschland）、“留德经历的影响”（Folgen des Studienaufenthalts in Deutschland）等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三、专题探讨的展开

2000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出版了《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120年》（120 Jahr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收集了中国人留德120周年研讨会的论文。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元青的论文《民国时期中国留德学生与中德文化交流》、余德美（Yue-Dembski, Dagmar）的系列论文《在德国的中国知识分子，1922—1941》（Chinesische Intellektuelle in Deutschland,1922—1941）、《中国留德知识分子的生活理念和政治活动》（Lebenskonzepte und Politische Aktivitäten Chinesischer Intellektueller in Deutschland,1920—1941）、《留学生与革命者：中国人在柏林（1929—1949）》（Studenten und Revolutionäre:Chinesen in Berlin 1929—1949）、《二十年代至二战结束时在柏林的中国学生、商人和革命者》（Chinesische Studenten, Kaufleute, Revolutionäre in Berlin von den 20er Jahren bis zum Kriegsende）等。

以上论著，多从宏观角度入手，对留德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基本研究，对留德学人的群像进行了梳理，对若干重要问题也有所涉及。但若论从个案角度进行深入挖掘的，却还少见；有之，则当属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该书下篇是对蔡元培的个案研究，将其留学德国背景与日后的北大改革贯穿起来，作为德国古典大学观影响中国大学的例证来论述，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但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对此专题的研究成绩不小，不足也颇多，最让笔者感慨不已的是个案研究的明显不够，因而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体贴之敬意”。正是鉴于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及本人在做硕士论文时的体会，本书将视线收缩到个案研究上来，试图通过若干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揭示留德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

[1] 由于本书主要关注德国思想的东渐问题，所以相对更重视德国文学、教育、学术、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6—99页。

[3] 这一问题，似乎越来越得到更多研究者的特别重视。张辉以“审美现代性”为主题，详细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请参见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单世联对德国现代性问题也予以特别关注，对中国思想的德国背景尤其予以相当的阐发，如《王国维思想中的叔本华》、《青年毛泽东的德国背景》、《新儒家的德国依据》、《朱光潜对德国美学的解释》、《告别黑格尔》等文均是此类文章，详见单世联：《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6页。

[5] 早在1913年，德国学者Fr. Wertheimer就出版了《德国在中国的成绩与任务》（Deutsche Leistungen und Aufgaben in China），此后研究著作陆续出版，比较系统的中德关系史著有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当然，在此领域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当属哈佛大学W. Kirby教授著《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中译为《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似欠妥），其中颇有涉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容。关于中国的中德关系史研究状况，请参见刘立群：《中德关系史研究在中国》，载《德国研究》1996年第1期，第1—9页。有几部论文集值得予以关注，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版；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德国学者的相关论述，请参见Kuo Heng-yue und Leutner, Mechthild（Hrsg.）: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m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Beitraege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in Berlin（《从19世纪到当代的德中关系——柏林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München:K. G. Saur Verlag GmbH & Co. KG,1991.

[6] Leutner, Mechthild&Yue-Dembski, Dagmar（Hrsg）:Exotik und Wirklichkeit—China in Reisebeschreibungen vom 17.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异乡与现实——从17世纪到当代游记中的中国》）。München:K. G. Saur Verlag GmbH& Co. KG,1990。译文见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第354页。

[7] 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第354、355页。

[8] Chen, Chuan: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Christian-Albrecht-Universität zu Kiel. vorgelegt von Chuan Chen aus Fu Schün in China. 1933, S.1。译文参考了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9]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目录第1—9页。

[10] 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82页。关于文学形象学问题，请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0—1015、1108—1124页。

[12]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96年第2版，第615—639页。

[13] 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1页。

[14] 主要是一些大家如歌德、席勒与海涅，参见杨武能：《歌德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杨武能选编：《席勒与中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Liu Min:“Zur Rezeption und Wirkung Heinescher Lyrik in China”（海涅抒情诗在中国的接受及影响）, in Zhang Yushu（Hrsg.）:Heine gehört auch uns （《海涅也属于我们》）. 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SS.172—179。

[15] 解志熙从思想流派的角度探讨了某一外国思想流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其中专列一章“冯至：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见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99页。这一类的著作还包括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程金城的《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海外学者中值得注意的则有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16]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53—254页。

[17] 蔡元培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美。”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3页。海尔伯脱即德国著名教育思想家赫尔巴特，弗罗比尔今译为福禄贝尔。

[18] Huang Yi:Der deutsche Einfluβ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Ä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71至1918年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之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的文化视角研究》）.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Wien:Peter Lang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5, S.7.

[19] 马亮宽：《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20] 为纪念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后改称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关于该校，请参见Bode, Christian. Becker, Werner & Klofat, Rainer:Universitäten in Deutschland （《德国的大学》）, München:Prestel,1995, SS.30—31。

[21] 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22]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3] Schneider, Axel:Wahrheit und Geschichte—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中国历史学家）. 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

[24] 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220页。

[25] 参见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

[26] 张维：《留德八年》，载《欧美同学会会刊》1999年第3期，第32页。

[27] 单世联：《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第471页。

[28] Hu Chang-tze:Deut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Kultur Chinas—Eine Studie zum Sonderwegsgedanken der chinesischen Bildungselite 1920—1940（《德国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对1920—1940年中国知识精英的另类思想研究》）. Bochum:Studienverlag Brockmeyer,1983, S.159.

[29]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 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载《德国史论文集》；邵灵侠：《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

[31] 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2] 吴予敏：《晚清文化思潮语境中的德国哲学和美学》，载饶芃子主编：《思想文综》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33] 关于莱布尼茨，如孙小礼：《莱布尼茨与中西文化交流》，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2期。关于汤若望，如康志杰：《西学东渐的先行者汤若望》，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作为德国同善会来华传教士，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将许多典籍译成德文，著有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杨武能《卫礼贤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对此有比较深入的分析，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5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34] 早期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当是此领域中最为值得关注的著作，这部著作数易其稿，到最后修订完成时，前后将近数十年，费正清教授称其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盛赞实藤氏的研究是“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译序第2页）；黄福庆《近代留日学生》亦有独到之处，而沈殿成主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则横贯百年，一直梳理到当代；另有旅日学者周一川完成了《中国女子留日史》（中国人女性の日本留学史研究，国书刊行会2000年）。留法史中似尚无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黄利群编著《留法勤工俭学简史》、日人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都集中于“勤工俭学”历史的描述，法国学者，Geneviève Barman与Nicole Duliooust有《中国镜中的法国》（La France au miroir chinois）和《邓小平在法国》（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的文章，但并没有发现更多的研究，倒是Levine, Marilyn A．的专著《寻找的一代——1920年代的中国留欧共产主义者》（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虽然研究的是留欧中国共产党人，其实论述的主要还是“留法学人”，就留法史整体而言，安延在巴黎第五大学教育系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人留学法国的历史、现状与趋势》（L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historique, situation actuelle et perspectives）提供了一个概括性的线索和基本史实。相比之下，国别史研究中最为兴旺的还要算是留美史研究，这可能与留美确实是中国留学史的中心地点、美国学术发达都有很大关系，早在1922年，即有J. P. Chu出版了《中国留美学生：决定其成就的素质》（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Success）;1942年，美国学者LaFargue, Thomas E．出版《中国留美幼童史》（China's First Hundred—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利用大量档案资料研究了留美幼童的历史；2000年，石霓的著作《观念与悲剧》问世，通过研究留美幼童，在纵深上追问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整体留美史而言，黄利群著《留美教育简史》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史实性梳理，李喜所等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则将留美史分解成数个专题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出版的新著，Ye Weili所著《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年的中国留美学生》（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另外，李又宁教授主持的“华族留美史研究丛书”正在进行中，值得给予关注，此套书包括《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留美八十年》1—2、《当代留美中学生》1—2。

[35] 关于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的研究情况，请参见：叶隽：《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的研究情况概述》，载《德国研究》2000年第3期；叶隽：《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研究情况之进展》，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4期。

[36] 万明昆、汤卫城主编：《旅德追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