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城市眼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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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的房地产广告已发了六次。师思还是不理我。除了工作上的事必须说话以外，平常我们的目光从未碰到一起过。杂志社内部已开始有传闻，说是黄鹤山庄送了一套房子给杂志社作为广告费。我们一算账，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十二期的广告做下来，费用是可以买一套房子。
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心惊肉跳，杂志下半年的征订数整整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三万份，如果再降下去就得亏本了。对外，我们仍然号称发行二十万，但是，已有几次在同广告客户谈起这个数字时，我们露出了心虚的迹象。除了宴请上面来的领导，主编已不常去圣诞酒店签单，要去也只是带上师思。
天气又热起来。我想起搁在老租界那间房子里的箱子中，还有一件真维斯T恤可以穿。沙莎知道后，便催我过去看看，有有用的东西，可一并拿回来。趁午休时间，我和沙莎一齐去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女人说话。这么热的天，气象预报已连续三天报了三十九度，韩丁还可以关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干好事，也算是让我见识了。关键还在于对方女人也是厉害角色。这种功夫非在巷子里长大的女孩莫属。我正犹豫时，沙莎毫不客气地上去用脚尖踢了两下门。门一响，竟自己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同韩丁面对面坐着的是楼下的女邻居。韩丁看了我们一眼，迅速收起桌上的纸笔和小录音机。
女邻居不想掩饰，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请小韩帮忙写回忆录哩！”
沙莎抢先说：“这太好了。现在最赚钱的就是写回忆录。你是不是同哪个明星浪漫过。”
女邻居说：“没有。不过，这书一发表，我不就成了再就业明星？”
我同韩丁自那次碰面后，便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请了长假。我以为他有生命危险。哪知股市上全是垃圾，他却长得又白又胖。
我说：“你的股票怎么样？”
韩丁说：“还好，比卫生纸值钱。不然早揩了屁股。”
我说：“你是不是也改了行吃文字饭？真能在发行量大的杂志谋个差事，三年内弄套房子没问题。”
韩丁说：“我都快死心了。现在的房价，最少也要十万。除非上医院去卖肾才行。”
见女邻居离得比较远，我连忙小声问：“你怎么同她搞到一起了？”
韩丁说：“你当我是新贵？像我这样的大学生现在连当年的右派都不如。”
韩丁有些躲闪。
我的东西还放在原地没动，满是灰尘的枕头上甚至还留着师思的几根头发。
我拎上那只皮箱就走，沙莎看了看床上的铺盖，说了句什么，也跟着出了门。虽然是正午，可马路上比那屋里舒适些。在路上我提议给家里装只空调，沙莎同意后，又说还差点钱。
夜里的电扇一直开着三档，但那风又硬又热，将汗吹到一起，干成一个个的灰球。听着别人家的空调机嗡嗡作响，我抱怨说都是那些人将武汉蒸熟了。沙莎要我别再像个专好杀富济贫的无产阶级，在心理上要向中产阶级靠拢，起码要像个标准的市民。我没再吱声，一说话身上就会冒汗。
沙莎突然说：“现在连狗都敢写回忆录。”
我说：“这是对的。人对狗的兴趣大于对同类的兴趣。有兴趣就有市场。”
沙莎说：“你们杂志的市场是厕所。”
我说，“你错了。主要卖点是在小吃摊上给人包油条油饼！”
沙莎说：“我看你得早点找个退路。你们半年没向局里交利润，局长都烦了。”
我说：“是不是也想我去写回忆录。”
沙莎咯咯地笑起来。我还没见她这么笑过，情绪里一下子有了欲望。我们先去卫生间里冲了个凉。当我建议就在水龙头下面玩时，沙莎惊讶地说：“这行吗？”不过她还是接受了。在一片水哗哗的声音中，她用力地告诉我，必须尽快弄到一台空调，当她开始亢奋时，突然叫了声，“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天气终于变了些。气温从三十九度降到三十八度时，我们赶紧松了一口气。气温下降的这天傍晚，王婶家传来一个男人的叫门声，沙莎一下子就听出是汪总。汪总叫了半天，王婶就是不理睬。最后汪总大声说，他买了一台空调就在门外，请王婶自己开门出来拿。我打开门，汪总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地上去替他叫门，并说：“王婶，你开门吧，我帮你将空调扛进去。”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汪总扛着副机挡着脸钻进屋里，我将主机拎起来，刚进屋就听见王婶叫汪总滚出去，她不是发廊小姐。汪总几乎是哀求地说，这半年他像丧家之犬一样，没过一天人日子，他要王婶让他住在家里，这样王婶也好看他的表现如何。王婶不为所动，反说一定是外面天热，洗桑拿的地方关了门，汪总找不到去处，才又想起这儿的。汪总将一只存折放到王婶面前，他半年时间存了九千多块钱。我赶忙帮一句，说如果真是花天酒地，这点钱连一个月都不够花。王婶总算叹起气来，她知道汪总不是国家干部，没人替他买单，她也看得出汪总为攒这点钱，人都饿瘦了。但是她不能原谅那个小黄在这屋里放肆。说了半天，王婶将东西都收下，汪总还是得走。
不过汪总走时已不像是丧家之犬了。
汪总刚走，沙莎就喊我回家。她高兴地说马上有人送空调来，她要我还像从前那样去做。她将电扇搬进卧室。
半个小时后，来了叫李厂长的人。李厂长空手进来，见我一个人在客厅，就反客为主地说：“我家也是这样，天热时女人穿得少，有客来就躲进里屋。我不坐了，你随我到楼下将空调搬上来。这东西自己搬才不扎眼。”李厂长还冲着里屋大声说：“刘会计，你别出来，让你先生张罗。”
听着这话我心里一愣一愣的。我还是跟随李厂长走到楼下的马路边，从一辆桑塔纳的后备箱里取出两只纸箱。纸箱上的“美的”字样同汪总送给王婶的一模一样。
桑塔纳走后，我正想拎起这两只纸箱，沙莎突然出现了。她二话没说就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让我将空调搬上车。我见出租车往唐家墩方向开，以为她这是准备将空调送给娘家。谁知出租车停在新华下路旁的一家家电商店门口。沙莎让我将空调搬下来，跟着她。我扛着主机，拎着副机，汗水都快将自己淹没了。进了商店，一抬头不见沙莎人影。等了一会，她才同一个男人走过来。男人同柜台的售货员说了几句，然后又让我扛上另一套美的空调回到马路上。
这么一折腾后，虽然是空调，我也有些烦。到家后我逼问沙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厂长在这屋里喊她会计。
沙莎比我还狠，她说：“人家的舌头长在人家嘴里，想怎么喊，谁管得了。又不是张志新，你能割她的喉咙！”
我说：“你这样做要出事的。别拉上我。”
沙莎说：“那我，我们立个协议，这屋里的一切都归我，责任也由我来承担。”
我瞪了她一眼说：“你以为法律相信这个！”
这时，汪总又在外面叫王婶的门。这次他是带了安装工来。王婶仍然磨蹭着不肯开门。这期间我们趁机叫汪总让他的安装工将我家的空调也安上。
钱主任和老赵也听到动静，他俩看了我们的空调后，说还是分体机好，他们的空调是窗机，开起来像是跑久了的公共汽车。钱主任后来又后悔，说窗机有窗机的好处，不比分体，说多了不吉利。年轻人爱用分体机，所以分手的也多。
王婶将门打开后，只让安装工进去。
汪总坐在我家里，刚说了两句话，怀里的手机就响了。听他同对方说话的口气，就知道那是个女孩。不过依照经验来判断，他们的关系还不算暧昧。汪总收了手机，无奈地说，干他这一行，免不了受女孩的骚扰。我说，所以，能做他老婆的人，一定要免疫力特别强。
沙莎和钱主任都去王婶家里看热闹。老赵放着家里的空调不享受，到我家里陪着我们闷闷地坐着，要出声时一定是咳嗽。
汪总说：“当初别人劝我找武汉女人做老婆要慎重，她们的性子，有时会让人受不了，到想离开时，又丢不了。一个人过了半年，真的越来越觉得这话有理。”
老赵冷不防说了句：“到死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了。”
我一走神，不由得想起了沙莎。过上半年的日子后，真的对她有些依恋了。
汪总要我们给他拿主意。我们真的有了主意。等到安装工上我家后，我们就将王婶叫出来，然后让汪总进屋脱光了躺在床上，将衣服交给我们藏着。计划很快就做成了。沙莎指挥着将空调装好，试机成功后，就没有关上。等到屋里只剩下我和沙莎时，我差一点对她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有此凉爽的空间，而且是在这个城市里，我怎能不激动。十几分钟后，沙莎就开始喊凉。她想将温度调到二十六。我不同意，说二十二到二十四，是神龙公司的那些法国专家在合同中规定的室温，既然是空调就得按空调的品位来享受。沙莎第一次听了我的。当然我有本事让她身上发烧。
沙莎身上终于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电话铃忽然响了。沙莎破例让我接。拿起话筒，听到的却是汪总的声音。他要我赶紧将衣服送到楼顶上。
放下沙莎，我抱着汪总的衣服爬上楼顶。只见汪总披着一面床单蹲在角落里。他将短裤穿好后才告诉我，本来王婶心已软了，偏偏不知哪个女孩打手机找他，王婶听见女孩的声音后，扔了一张床单，让他裹上滚蛋。
我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告诉他爱情可以追寻，婚姻则完全是命运安排的。汪总穿上衣服，让我将床单还给王婶，他什么也没说就下楼走了。
回到屋里，沙莎听了我最简短的叙述后，脸上毫无表情，隔了一阵才问我想不想继续。我说不想，她就跑到客厅里，将电视机抱进房里一个人看起来。后来她还伸长腿让我给她修修脚趾甲。
第二天上班后，老赵将电话打到办公室，让我去他那里一趟。我去了门卫室后，老赵问我昨晚是不是有个姓李的厂长上家里来过。见我点头承认了，老赵就提醒我小心点。这人从前同他做邻居，是个心狠手也狠的家伙，凡是他给了别人的好处，回收时没有十倍的效益，他就同人翻脸。
从老赵那里出来时，我看见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在门口张望。她刚要往里走，又突然匆匆离去。一会儿钱主任出现了。看见钱主任，还要咳嗽的老赵连忙将嘴巴捂住。钱主任专门给老赵送热干面来。热干面是她亲手做的，她说老赵一辈子就喜欢吃她亲手做的热干面。
我径直到九楼找沙莎。一出电梯就听见她用软软的武汉话在向谁发嗲，进门后才发现是局长。局长的模样像是已不计较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了。沙莎后来告诉我，局长是来告诉人事处，弄一个名单，然后安排这些人到鸡公山和九宫山去避暑疗养一阵。局长问了我杂志社的事，我知道他是礼节性的，所以就礼节性地回答几句。
趁着没人，我将老赵的话对沙莎说了。沙莎像六渡桥一带摆地摊的女人，见到巡警来也只是不慌不忙地一卷货物，走到旁边避一避。她眨一下眼，让我放心，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光明正大的。
她盯着我说了句：“我们现在是相依为命，对不对？”
我说：“我怕你腐败了。”
她说：“腐败要有资格，我还不够格。”
离开沙莎，我在电梯里碰见师思。她眼圈有些红肿。电梯到站后，见她不动，我愣了愣，随后将电梯门关上，然后电梯爬上顶楼，在那儿我将电梯门用脚顶住，不让它运行。这时我问师思怎么啦，师思抱着一摞校样，偎在角落里不肯说话，也不见流泪。
我说：“你一定有事。发生什么了？”
好半天后，师思才说：“我要坐牢了。”说完，她走出电梯，顺着安全梯往回走。
9
我还没从师思的话中清醒过来，就得到父母亲双双从黄州来武汉找我的消息。来不及通知沙莎，我赶到新华路长途车站接他们。父亲站在车站门口，一只手紧紧牵着他那从未来过武汉的妻子。看到我时，他惊喜一下，马上就沉下脸。只有我的母亲仍看着我像当年从她体内脱落出来时一样，笑得合不拢嘴。在出租车里，父亲迫不及待地训斥我，连结婚这大的事都不同家里说，弄得他们很被动。对此，我无话可说。幸亏他们对我和沙莎的房子比较满意。特别是母亲，她望着正在制冷的空调怔了一会后，告诉我，能在武汉安这样一个家不容易，要知足。她还摸着沙莎的照片说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姑娘，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
沙莎知道消息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来了。她对我的父母比对自己的父母客气多了，都能与我们交欢时的温柔相比。沙莎回来的路上，已顺带将菜买回来。武汉女孩就有这个本事，越忙越能显出她的思路清晰，想让她犯糊涂，除非有本事灌她三小瓶黄鹤楼酒。
我母亲也是个好婆婆，见到沙莎就夸个不停。甚至不惜说她讲的武汉话比黄州话好听。对于沙莎做的菜，母亲更不惜溢美之词，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酸辣豆芽和豆瓣喜头鱼，就连一碗普通的蕃茄蛋汤也称赞了两次。母亲当然不忘顺带说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几样菜。沙莎极有耐心地听着我母亲的唠叨。不过，她还是不留情面地拒绝了母亲想去她家看看的要求，尽管当时母亲刚送给她一枚金戒指。
母亲和父亲在这儿的时候，钱主任带着老赵上家里坐过两次。邻居家串门，这在城市里已经是不多见了。钱主任这样做显得有些反常。钱主任第二次来串门时，还带上自己煨的一罐藕汤。母亲临回黄州时，特地嘱咐我，要关心一下邻居老赵，他和钱主任一起过得并不幸福。
沙莎待我父母应该说不错。她力主将装了空调的房间让给我父母睡。我们睡另一间房。刚享受过空调的舒适，回头再用电扇，号称不怕热的沙莎也受不了。父亲和母亲只在我们这里住了两晚上。第三天中午，沙莎回来吃饭时，发现自己的唇膏被人用过。本来好好的，她一下子就变了脸，毫不客气地说：“妈，你要用唇膏我可以另买一支给你，别用我的。唇膏是不能共用的。”母亲当即麻木了。沙莎说出来的这些文字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串起这些字的语气。沙莎同师思都一样，急促起来，语气吓人不说，连眉眼都会竖起来。
下午四点，父亲在新华路长途车站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钥匙已放在茶几上，门已反锁好了，家里有事，他们得急着回去。我知道这些全是因为那唇膏。下班后，我当着沙莎的面将那支唇膏扔进锅里，恶狠狠地要熬一锅汤灌进沙莎肚子里。沙莎一点不含糊，舀了一碗汤便要喝，见这样子我又软了。
刚好这时，老赵不知为什么在门外独自说了句：“谁叫我是男人！”
夜里汪总又来求情，沙莎让我将老赵叫上，在家里开了一桌麻将。沙莎说这是照我母亲的意思办的，让老赵幸福一点。沙莎的意思也对，无论在这个城市的哪儿，碰到有人叫痛苦之后，必定还要补上一句：三天没摸麻将了！
从此老赵天天晚上上我家来，很少同钱主任一道出门去散步。这样玩了十几场。有天晚上，还没到十一点，老赵突然捂着嘴跑进卫生间。他在里面呆了十来分钟。汪总这时正抓着一副好牌，豪华硬七对已听和了，他急着催了几次，要老赵快点。老赵出来时，脸上挂着一副凄惨的微笑，他对我们说：“好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一坐下，他就将一只东风放出来，并说：“汪总，成全你了，也算我积一回德。”汪总愣了愣后，还是将牌推倒和了。他还是单吊东风。偶尔过来冷冷看几眼的王婶也忍不住笑了。钱主任则不高兴，她起身去上卫生间，刚一进门就惨叫起来。
卫生间地面上全是血。
老赵像是得意地说：“是我吐的！”
我、汪总、还有钱主任，七手八脚地将老赵送到二医院。大夫当即就让老赵留下住院治疗。到第三天，诊断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医院没办法了，钱主任只好将老赵接回来，餐餐做好吃的给老赵吃。
由老赵的脸色自然想到师思。我几次叫她上医院去查一下，她都不理。从在电梯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后，她又像观音菩萨像一样对我。
星期五的早上，我和沙莎在办公楼前的小吃摊上吃热干面，晚来一步的师思出乎意料地抢着将我们的钱给付了。然后说：“我若是去坐牢，请你们常去看看。”
师思先上楼去了。我问沙莎是怎么回事，沙莎告诉我，局里已查清了，师思同主编一起，利用给黄鹤山庄做广告的机会，接受了对方的一套住宅。主编将它偷偷给了师思。作为回报，师思当然献出了自己的秀色。
见我作不出反应，沙莎说：“这家的热干面做水了，以后我们不在这儿吃。”
我突然责怪起沙莎来：“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别太将那破纪律当回事！”
上午九点，局纪检组的人来杂志社开会，他们庄严宣布将那套房子收归局里，然后统一分配，对主编和师思只是给了个行政记过处分。宣布完后，他们问主编和师思有什么意见。主编说了一通让人肉麻的话。
轮到师思，她说：“我希望局里能将这套房子分给局长的女儿。”
师思用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叠了一只小房子，再用拳头将它砸扁。
我跳出来说：“我支持师思的建议，现在到处都在流行这样的分房原则，希望我们局不要例外。”
杂志社的人全都狡猾地笑起来。
我的话当天就在楼上楼下流传开了。下班回家，没想到沙莎表扬了我，说我终于有几分像武汉人，嘴巴上特别来劲。
嘴巴再厉害终归还是嘴巴，永远比不上屁股，屁股坐准了，那才是真厉害。被局里收去的房子，当天下午就被分给了上次分房的第二十一名，局长的女儿。看着那张光明磊落的告示，大家都无话可说。只有师思自己嘟哝一句：举贤不避亲。
星期六一早，沙莎就同老赵他们一道去鸡公山避暑。老赵自己坚决要求去，局里见他不像个晚期癌症病人，就同意他去。沙莎的名额是处长让给她的。临出门时，沙莎只叮嘱我一件事，有陌生人打电话找到家里，什么也不要多说，让对方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局里的车在楼下等着，我送沙莎上车时，钱主任在马路边对老赵一声声地嘱咐。车上的人都笑话，人到老了方知爱情甜蜜。
刚刚回到屋里，门铃就响了。我以为是缠绵的钱主任有话想跟我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的竟是师思。
师思进屋后，自己打开冰箱，将一大瓶可乐咕咕地灌进去大半，放在桌上的那碗我给自己准备的绿豆稀饭，也被她端起来就喝下去。我在一旁问她怎么了，她也顾不上回答。
放下碗，她就往卧室里钻，嘴里说：“我想睡觉！”
卧室的地上还有昨晚我同沙莎用过的卫生纸。师思视而不见，她一下子趴在我用的枕头上，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句“将空调打开”，就睡着了。我怔了一会后，开始收拾夫妻间不可示人的那些东西。并抽空打量着师思：师思的皮凉鞋很脏，不仅有干泥巴，还有湿泥巴。纯棉白色短裙的后面，有一大块被青草染成的绿渍。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比男孩子照顾得还差，眼窝肿肿的，还有泪痕。房子收拾整齐后，我站在床前，犹豫着思忖该不该将那双脏鞋脱下来。就在我下决心将那脏鞋脱下来时，呼机突然响了。我伸出去的手一哆嗦，响起来的呼机是师思的。我回到客厅，从那只红色拎包里取出呼机，将按键按了一下，显示屏上出现一排字：师小姐，有位女士骚扰你，按规定我们没有呼你，谢谢你对本台的信任。十分钟后，呼机又响了，这次是给语言信箱留言，那呼叫的电话号码是主编家里的。师思的呼机每隔十分钟就响一次。每次都是那个号码。我试着打过去问主编在不在家，一个女人凶恶地说他得艾滋病被隔离了。我明白那边东窗事发了。
我找出一只夹子夹住自己的鼻子，然后又拨通主编家的电话。我说：“是不是你在骚扰师思，告诉你，我是她的男朋友。你丈夫不是个好东西，老子要将他阉了。还有，听说你的女儿很漂亮，都十六了吧，小心我将她弄到南边去当小姐，真是搞邪了。”没等说完我就将电话重重地挂上了。
坐在沙发上，从卧室门口吹来的冷气也压不下我身上的燥热，我明白自己这是真的生气了。
外面又有人来，开门后，进来的是钱主任和王婶。他们没有事，就是想来串门坐坐。我以为她们知道我屋里有别的女人，仔细观察，根本找不到她们有疑心的样子。钱主任先聊起师思。她是从沙莎那儿听说的。钱主任手头上掌握着一个条件蛮高的男性征婚者，学位是博士。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忙从中搭个线。我一口拒绝了，并劝她别浪费精力，师思心气很高，不会去她那里应征。钱主任反复劝我，声称不少男女开始都瞧不起征婚，后来试过了才明白，任何事都是一种缘分。
王婶见钱主任说完，支吾几声后，终于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我那天是不是碰见汪总和小黄在家里进出。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汪总，不该这么出卖我，嘴里承认有此事。
我说：“就只买碗热干面的工夫，不会出事。你别再怀疑了！”
王婶说：“我知道。沙莎只吃解放公园路那儿卖的热干面，这一来一去得半个小时。”
我说：“那是哄沙莎，哪儿的热干面不一样。我是在门外的摊上买的。”
钱主任说：“男人现在怎么都这么滑头。”
王婶说：“那也得十分钟。他那习惯，够了。”
听见我笑起来，王婶一红脸，连忙跑回自己屋里。钱主任也要走，她刚站起来，又捂着胃部蹲在地上。没待我问，她自己说是老胃病发了，平时只顾拼命照顾老赵，老赵一出门，这病就来了。我叹息他们夫妻有病都自己抗着不让对方知道，真是恩爱。钱主任听我说老赵老早就在咳嗽时，一脸诧异说，自己从前怎么就一点也没发觉。钱主任的话让我也诧异起来。
剩下一个人在客厅里，我将师思喝过的可乐倒了一些在嘴里，然后出门去买西瓜。
天热西瓜价钱长了一角，从两角变为三角。卖瓜的人见我没说武汉话，就将瓜价抬到三角五分。我扔下西瓜要走，卖瓜人将长长的砍瓜刀拍得叭叭响，幸好附近的人认识我，他们一吆喝，卖瓜人就软了，说自己下岗后挣点钱不容易，请我原谅。我重又拿起瓜，将钱扔给他，说还有人活得不容易哩。
我将西瓜放进冰箱里，转身再看师思，还像上床时一样趴在床上死睡。师思腋下的拉链像是自动松开了一截，露出一团白嫩的软肉。我心神不定地回到客厅，开始抱着电话到处找人聊天。后来居然在一个同学家里找到韩丁。韩丁说他现在不去想那些股票了，他准备十年后再到交易所看看行情。韩丁要跳槽，对方将他的住房都准备好了。我当然只能祝贺他。正在说话，师思的呼机又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主编的老婆呼她，主编的老婆留言道：原谅我的失态，我明白了，你我都是受害者。
卧室里有动静。师思走出来，拿过呼机看了一眼，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她叫起来：“我要冲个凉。把你的衣服借我穿一下。”
我找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裤衩从门缝里塞进去。我说：“别用别大的化妆品！”
师思说：“我知道，女人的东西自己心里都有数。”
卫生间里的水像是流在我身上。我觉得哪儿都是湿淋淋的。水声停下后，我身上还不见干。师思穿着我的衣服开门出来，我的心绪顿时全被她胸前的两个朦胧的黑点拴住了。师思已将自己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她要我回头帮忙取出来晾干。
师思继续睡她的觉。我搬出西瓜用刀杀了，留下一半，就着花生米和几块酱板鸡，一个人穿着裤衩慢慢地用去一个小时，将它们都吃下去。然后就着困意在铺了竹席的沙发上打起盹来。迷糊中，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被自己的回应声惊醒。屋里没有别人。我走进卧室，猛地看见师思像一只蚕儿那样盘在床上。我下意识退了一步。师思伸出一只手，从空中将我的魂抓过去。恍惚中，我听见师思说，到目前为止，她只欠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她自己。现在，她要偿还这笔债务。在我完全拥起她的身体时，我感到自己正在拥有一份上帝的恩赐，一份自己的神往，还有一份是自己真实的感情。清凉的空调机中喷出的全是润滑剂，一切都是那么轻松，那么舒适，身体内的一切成了流动的渠水那般欢畅。我听到了那种从灵魂里发出的呼唤声。这种声音只在男人女人完全交融时才会产生。疼痛让师思眼角里盈满泪水。我知道在我和师思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什么也不顾忌，宽大的床单上一片片的鲜花开得又红又艳。
师思说：“我只想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需要你了解我。”
我说：“师思，我爱你！”
这句憋了很久的话就这样从我心里迸出来。
师思说：“我也爱你！”
随后的一切，让我们之间开始一场真正的蜜月。我告诉师思，这是自己真正的新婚之夜。师思告诉我，此后的一切与爱情无关。
师思说要走却一直没走。每一次说走之际，就是我们狂欢的开始。师思也没地方可去，自从半个月前她搬进黄鹤山庄的那套房子以后，家里已彻底取消了她在家里的睡觉资格，而她也不愿再回那温度高到差不多可以烧开水泡茶的笼子里去。这样的夏季，谁家里也不愿多添一个人。昨天晚上她一个人在江边呆坐着，就盼今早局里的车早点出发。师思要去我在老租界那儿半间房子的钥匙，她准备在那里住一阵。至于韩丁，她一点不怕。她说韩丁财力不够，像她这样的白领若做鸡，开价当然在千元以上。师思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主编的，她已陪主编玩过武汉所有好玩的地方。
我和师思在家里呆了两天。
星期天傍晚，门锁响了起来。我的头一下子胀得老大。沙莎在我们最不希望她回来的时候回来，所幸的是夏天的衣服穿起来太方便了。让我想不到的是沙莎还能对我们笑。她手头上拎了不少菜。一进门就说她听说家里有客，有意买了猪蹄等可以美容的食品。沙莎客客气气地请师思到厨房帮忙，转眼就做好了一桌菜。她带头喝酒，带头吃肉，饭后还请师思留下来，看上海卫视台重播的“相约星期六”栏目。
师思临走时对我们说：“我现在不欠任何人的了！”
沙莎收起床上的床单，别的都没动。她对我说，她相信师思是讲职业道德的，不会动别的属于她的东西。我不明白沙莎哪来这么大的毅力，她竟然连固有的火辣味都改了，不仅是我与师思的事，就是别的以往会发火的事发生了，她也沉静得可以。惟有两只眼睛充满血丝。
沙莎说：“你了了一桩心愿，现在可以死心塌地同我过日子了。”
我无法回答。
我仍然睡在沙莎的枕边。睡不着时，空调成了废物。
10
那个李厂长又来家里。由于没打招呼，他将沙莎堵在屋里。见到沙莎，李厂长有些傻眼。沙莎给我使眼色，我只好同她一道否认自己见过这个人。李厂长走后，我终于明白，沙莎姓刘，牛会计姓牛。武汉人讲话从来不分刘与牛，刘也是牛，牛也是刘。这些送钱送空调的人，将姓刘的沙莎，当成了姓牛的会计。李厂长留下一句话：“你们搞邪了，想吃我的黑！”
沙莎叫我别慌，向她学习点经验。
我一直猜，在王婶和钱主任两个人中，谁更可能是告密者。
我和沙莎做爱的次数比以前还频繁，而且总是她主动要。可我清楚，没有哪次她是真动情了。她那牛皮一样的嘴唇和干涩的身子，根本就是机械。有天夜里，我们正例行公事时，她突然痉挛起来，捂着胸口，直叫喘不过气来。我顾不上斯文，连忙敲开钱主任的门，找她要速效救心丸。钱主任拿上药后，让我就在她家呆着。她自己去料理沙莎。
老赵从鸡公山疗养回来，脸色更加不好。他当着我的面将钱主任熬给他喝的银耳汤倒进便池里。他告诉我，我同师思的事是钱主任打电话到鸡公山去报信的。他还告诉我，沙莎能这样忍着也是钱主任教的。他还设想钱主任这时一定正在同沙莎说，这是最关键时刻，一定要咬牙挺住。夫妻间该做的事一点也不能少，等真的挺过来后，男人就会死心塌地一辈子在家好好过日子。我问老赵身体怎样，他说他在等一个日子。
钱主任说沙莎没事了，沙莎就真的没事了。
沙莎还妩媚地对我说：“咱们继续吧！”
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行了。
沙莎惊慌几天后，很快买回一台VCD机，另外还从前进四路买回十几盘“顶级”的影碟。她陪着我看，当我又行了时，她流下了眼泪。然后，她真动情了。虽然想法不一样，我们都是由衷高兴。
就在我们高兴的第二天上午，局纪检组的人将我和沙莎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反贪局的人。初见面时大家都很客气。反贪局的人还问沙莎，怎么才两个月没见面就瘦成这样，是不是妊娠反应。我对武汉女人有时真有种说不出的佩服。每当大事临头时，很难见到她们有那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她们总能很快在纷乱中理出一二三四的条理来，并抓住其中最主要的。这种天赋应该是武汉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构成的。由于长江、汉江的分割，外地人总也闹不清汉口、武昌和汉阳，到底在哪条江的哪个位置。在武汉问路，得到回答总是往上怎么走或往下怎么走。由于有两条江交汇，这上下也变得混乱，况且又不比山里，这种上下是看不见的。只有武汉人自己能看见。这是地理。还有天文。武汉这儿夏天比广州热，冬天屋里比哈尔滨冷。多少年来，政策不允许武汉降温抗寒，这种冷热交替磨炼，使武汉人格外地精明。而热不叫热、冷不畏冷的女人又更强几分。此外，说是有山有水，但东湖枉比杭州西湖大许多倍，也枉清许多倍，谁也不买账。龟山蛇山名气倒大，去的人也多，不过大家也就是去了而已，在心里什么也留不下。这些不利练就了这儿的人在心里算计的本领。沙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典型。她一看架势，就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与什么李厂长没有任何瓜葛，他是找错了门。
沙莎说：“一定是将我当作了牛会计。我说我姓刘，他没有听清楚。”
听见沙莎竭力地说刘和牛时，我就忍不住笑。反贪局的人也笑。他们像沙莎一样，虽然说话时分不清刘和牛，心里都很清楚。
接着他们问我，有没有接受一台别人送的空调。
我说：“现在买空调，哪家不是送货上门。”
还是沙莎主动建议，现在的家电都有货号，拿出发票来一对就清楚了。反贪局的人上我家将空调机的货号抄走了，还有发票号。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虽然我心里慌，并后悔，但我心里没有责怪沙莎的底气。惟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师思每天在办公室里给我的无数微笑。
师思的微笑在杂志社里像春天的风在吹拂。只有主编在不舒服。师思越笑，主编越是不舒服。
我抽空问师思：“同韩丁相处得好吗？”
师思说：“他？银样蜡头枪一根。”
我说：“怎么啦？”
师思说：“他吓得不敢进门了。”
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足有两分钟，闹得隔壁办公室的人都来打听是怎么回事。巧的是韩丁这时突然出现在门口。这让她笑得更起劲了。还是王婶在门外说了一句话：“等嫁了个男人，你就笑不起来。”师思一听这话就收拢了脸上跑位的五官。
我将韩丁拉到椅子上坐下说：“你来干什么？”
韩丁说：“我写了篇稿子，给你们看看。”
我将韩丁的稿子铺开，师思一伸手抢过去，她看了一眼说：“写下岗工人的，交给我编好了。”
师思一口气看完后，连声说可读性极强，完全能够盖过“猫头鹰”今年发出来的那些稿子。我接过来看过几行就知道这是写老租界那儿的女邻居。越往下看越像，特别是踩“麻木”的经历，活脱就是那一家子。不过最让人感动的是女邻居的母亲那场爱情经历。我建议师思去同主编商量，将别的稿子抽下，就在十期上推出来。
师思去了五分钟就回来。主编已签了字，同意我们的意见。主编还跟过来，同韩丁握手，夸他初次写稿就达到这个水平实在不容易。主编欢迎韩丁以后多给我们杂志写稿子。
主编授权我们中午请韩丁吃一顿饭。
我们去圣诞酒店。酒店老板一脸不高兴，要我们付现金，他说杂志已经欠了他们近两万元了。师思更不高兴，她威胁说，要换头头了，当心新官不理旧账。老板收敛一些，还是接受了我们。吃饭时，韩丁和师思的目光有多次会心的交流。韩丁还多次望着师思说，能在这座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住房，幸福才会开始到来。师思举起啤酒杯同韩丁重重碰了一下，说快了快了，好日子就要来了。
天气转凉了。夏天之后的凉爽也是武汉的好日子。
十期杂志出来后，接着又马上加印了三万。大家都冲着韩丁的那篇稿子而来。就连反贪局的人也开口要我送他们十本。他们说算我请客，毕竟还了我一个清白。沙莎那次立即去换空调实在太高明了，被抓住把柄的是牛会计，她被反贪局的人带走时，已查出她贪污和收受贿赂达九十一万三千元。牛会计被抓的那几天，我和沙莎身上一直在冒冷汗。家里也头一次备上了舒乐安定药片。
沙莎说：“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我吸着凉气说：“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等哪天换到局长住过的房子，用上局长留下的电话，我们还要大捞一回。”
沙莎说：“你这是做梦。”
沙莎拿着油墨未干的杂志对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上面写的那个处长很像老赵。”
沙莎说的处长是韩丁文章中的母亲的情人。
沙莎将杂志拿给钱主任看，钱主任看过后，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文章到处都有人写。来我那儿征婚的人，经历比这传奇多了。”钱主任说“多了”二字时，声音有些颤抖。她马上对我们说，师思同她见面了。师思愿意与那位博士试着谈一阵。
我的反应很平静。
沙莎说：“你要难受就找个方式发泄一下。”
我说：“我不难受。”
奇怪，我真的不难受。
电话铃响起来，现在我能自由地接电话了。
我说：“你好！请问找谁？”
董博士的声音突然传过来：“蓝方，有件事我想同你通个气。你们发的韩丁那篇文章，可能有大麻烦。这是被人控制操作出来的。目的是想釜底抽薪，将你们杂志彻底打入泥潭。哪怕整不垮，也要让你们爬不起来。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责任提醒你们。当然我不能详细告诉你整个计划，那叫出卖，我是不会干的。以你的智慧，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学问的人讲话总是慢条斯理，好不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我才抢着说：“‘猫头鹰’太狡猾了，对吗？”
董博士说：“市场份额只有这么多，竞争手段当然越来越不近人情。”
董博士对我们仍将心理咨询专栏办下来表示钦佩，内容却被他贬得一塌糊涂，特别是我编的那一期，更是只有幼儿园的水平。我本想嘲笑一下他，说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当汉奸的都是有水平的人。话到嘴边后，心一软又缩回去了。
上班后，我见老赵坐在门卫室里，拿着一本“猫头鹰”在看。这时，门口进来两个扛摄像机的人。他们二话不说，就将镜头对准老赵。老赵发现后，顿时火了，顺手将那本杂志摔过来，并且吼道：“我同你们说清楚了，别人想拍你们去拍别人。想拍我，得等我进了太平间才行。”记者们很尴尬，宣传处的人赶紧上前打圆场。
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我找出老赵看过的那期“猫头鹰”。在董博士主持的栏目里，有这样一段话：日前，一位姓钱的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夫妻恩爱多年，最近老伴被查出患了肺癌。之后情形大变，一到没有外人时，两人关系就非常紧张。钱女士不肯往下多说。我只好如实告诉她，丈夫可能根本就没爱过她。往下是董博士的心理分析，我越看越觉得像是老赵和钱主任。
我将这些内容指给师思看。
师思瞟了一眼说：“我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也不同心理医生打交道。”
办公室里还好没有别人，我抓住她的手说：“你去了钱主任的婚姻介绍所？”
师思的手动了动后说：“我觉得那是最讲实际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个博士和一处三室一厅。”
我说：“人怎样？”
师思说：“不知道。钱主任的规定是，没有好感前不能见面，也不能通电话。”
我说：“你怎么会找她哩！”
师思说：“不能再搞大海捞针，我得有的放矢。”
外面有人在小声哼唱。
我放开她的手，等门口的人走过后才说：“你送我的礼物快没用了。我们有可能在一起。”
师思说：“你是打算让我又同别人合住在一起？我心理很脆弱，不可能再承受这些。”
这样的谈话没办法进行下去。我只好改变话题，告诉她董博士打电话告诉我的内容。
师思眼睛一亮说：“别管它。由它自然发展。”
我说：“那样杂志会砸牌子的。”
师思说：“砸了才好。到那时，我俩搭班子参加竞选，不就成了机遇。”
师思想分散我对此事关注的心情，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信的行文逻辑性很强，像是读博士的人的手笔。我对他们以职务和学位来称呼对方，感到极不舒服。开头是“亲爱的编辑”，结尾是“你的博士”，这样的规定只有钱主任才能想出来，也只有着急要结婚的人才会接受这种规定。在修行老到的钱主任安排下，从哪个角度看去，我都觉得这更像是在做交易。
师思说：“市场经济的方式就是自由交易。其实你对真理的实践还早我一步。”
电脑打印出的情书末尾，手书签名的“博士”二字让我觉得挺眼熟。
11
我给韩丁打了十几遍呼机，也不见他复机。主编比我更急，他不敢催师思，只好找我。我只得回从前的住处看看。下楼时，正好碰上沙莎，她叫我今晚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别回家。她家里的人要找我算账。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的，来得这么迟，这让我意料不到。
韩丁正在收拾东西，女邻居同一个嘴唇很薄的体面男人，围着他说话。见我进屋，他们都怔了怔。随后韩丁将那男人介绍给我，说他是女邻居请的张律师。
我说：“我们真要吃官司了。想打官司就打吧，大家都能提高知名度。”
张律师深沉地看着我嗯了一声，示意女邻居同他走。
韩丁告诉我他有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时，脸上并没有曾经盼望的兴奋出现。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房子是“猫头鹰”给的，自己已辞去先前的工作被他们招聘作为编辑的秘密。尽管自己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黑箱”操作，我还是对此事表示吃惊。
韩丁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的。”
韩丁又说：“包括文章中的女主人翁，她就盼着你们杂志早点将文章登出来，好同你们打官司，拿赔偿费。”
韩丁从床缝里翻出一条粉红色内裤。他想也不想就扔进垃圾桶。
我说：“韩丁，你真是个混蛋。怎么不早点从股票交易所的大楼上跳下来！”
韩丁说：“可惜只有大户们才能上去，我没有这个资格。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成了蚂蚁，怎么好意思去跳楼。”
韩丁拒绝了主编的邀请，不肯去杂志社，他急着要搬家，也到两室一厅的环境中过过瘾。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场官司的赢家只会是女邻居，因为到时候他会道歉，申明自己确实没有经过女邻居的同意，而写了她和她家的隐私。他还告诉我，其实师思一开始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深究，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像《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个抓鸡的傻大个儿匪兵一样，在马路上踩出沉重的脚印，领着女邻居和张律师往杂志社走。进电梯之前，女邻居的目光在病入膏肓的老赵身上停了好久。老赵要女邻居和张律师在他的窗口前填出入证。女邻居将表格填好后，还回去时，老赵看着她的名字，眼睛忽闪了一下。
他们走进主编的办公室不久，从紧闭的门里传出主编发怒的声音。
我们这边一共有六个人，大家全都竖着耳朵在听。只有师思仍埋头看校样。我忍不住将她叫到楼梯间里，将从韩丁那里听来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
师思说：“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谁上去当主编更合适。”
我表示自己不会袖手旁观时，师思说：“你别自作多情，人家要不要你帮忙，还很难说。”
我嘴里仍然没软，师思开导我，还没弄懂武汉这城市里做事的规矩。她说：“这是烂屁股的事，没人愿意让自己现丑。”
女邻居和张律师走后，主编将我叫过去。我将从韩丁那儿听来的话中，除了关于师思的那一部分外，一一告诉了主编。主编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建议他想办法将韩丁拉过来，让他作证人。
下班时，钱主任来接老赵，刚巧我、沙莎和王婶都在门口等车，他们四人合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花桥方向走。这段路，同乘公共汽车相比，每人只多花一元钱。我对沙莎说自己去找韩丁，看看他的新房子。事实上我去了韩丁和我的旧房子。
最多比我早到十分钟的师思正唱着歌打扫房间。我劝她就将这房子占住，这样就用不着急着同那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博士搞拉郎配了。师思说这房子都建了七八十年，上面说拆就要拆，那时又不知怎么办了。
我告诉师思，自己今晚得在这儿逃避。师思正在犹豫，呼机响了起来。她一看后，脸都变色了。
师思说：“你陪我回家去一下。”
出门时，我们叫上了女邻居。
女邻居开着“麻木”送我们去六渡桥时，向我们打听主编这人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赔偿的意思。我吓唬她，这样同人合伙做笼子，性质相当于诈骗。女邻居不但不怕，还笑起来，说如果做笼子是诈骗要坐牢，除非将武汉的饭店都改成监狱，才够关人。师思也笑。在武汉做笼子的事，议论起来，人人都会会心一笑。做笼子的机灵、敏捷与狡猾，在这笑中，变成了一种类似耍猴的东西。
“麻木”开进六渡桥大街背后的一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巷子中间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在叫。师思说这就是她妈妈和嫂子。下了“麻木”，师思上去问怎么回事。她嫂子抢着说，因为妈妈不懂得心疼儿子，所以她来补课。师思的妈妈气得话都说不连贯，说儿媳妇是想将公婆扫地出门。师思的嫂子马上说，这屋子小得舞不开扫帚，不用扫地就能出门。还说自己若是只有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好意思让儿子娶媳妇。师思还没说话，女邻居就丢下“麻木”冲上去，说师思的嫂子在当新媳妇时欠了一顿男人的打，所以才敢往婆婆头上爬。女邻居说，六渡桥的苕都能娶上漂亮媳妇，就因为这儿是风水宝地，摆只板凳在门口就能发大财。她当初想嫁六渡桥的男人都没资格。只好与六渡桥做邻居。女邻居说，别看她现在乳房不像乳房，屁股不像屁股，腰也不像腰，当初可比师思的嫂子漂亮多了。师思的嫂子这是沾了大便宜，要好好孝顺公婆丈夫才对。说着话时，师思的哥哥赶了回来，问是怎么回事。女邻居说，弄得长辈在一旁哭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应该二话不说，先给老婆一耳光，这才叫武汉男人。师思哥哥真的上去给了老婆一下子。师思赶紧上去拦，女邻居则将打蒙了的女人扯到一旁细细数落开来。我跟着师思他们进屋后，小小屋子站了四个人就难以转身。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上下两层。我无论怎么打量，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师思。
师思的爸爸羞愧得躲在邻居家不出来。
我劝师思将妈妈爸爸带到老租界那儿去住几天，师思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关键，无论发生什么都得顶住。师思的妈妈哪儿也不想去，她说自己在六渡桥住惯了，换一条街都睡不着。
这时，沙莎打呼机唤我回去。
回到家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师思家住的那种地方简直比火车站里的公共厕所还不如。然后就想喊两室一厅万岁。
沙莎在努力收拾被家里人踩烂的房子。她对我说没事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哥哥为了自己的妹妹，将妹夫揍一顿的事，哪儿都会发生。所以才有天上雷公，地下母舅的说法。沙莎让我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揩污垢。我擦了半间屋子后，她又不忍心似的将我拉起来，自己接着干。我蹲在一旁，她告诉我，她已说服家里人相信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我说谢谢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被感动，反而老在想师思家里的事处理完没有。
半夜里，沙莎对我说，她决定去监狱里看看牛会计。
半个月后，沙莎真的去了。回来后她说牛会计坐牢将人坐得又白又胖。
师思像是也长胖了些。她同杂志社里的那些女孩，一天到晚讨论减肥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当主编，然后被人追着打官司。
女邻居同张律师后来又来过三次，他们一次比一次强硬，咬定如果私了必须付给女邻居十八万人民币。他们还找了局长。局长表面没什么，但王婶说局长内心里开始烦主编了。主编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在这中间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主编刺激成这样。
在杂志为九八年的订数开始大战时，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主编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上了法庭，但他的表情是胸有成竹。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说师思想让他下台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既不是鸡，也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惟一高兴的人是沙莎。喜悦让她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
情人节的前几天，老赵终于无法起床上班了。大夫来家里看过后，吩咐准备后事。老赵像一盏熬干的油灯，正一点点地熄去，他那眼睛里的火苗越来越暗。沙莎奉命翻阅老赵的档案，她意外发现老赵二十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当时他是另一个局的宣传处长。但在十九年前，他不知为何一调到我局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门卫并兼做清洁工。沙莎将这些基本情况，交给写悼词的人。我、沙莎和王婶被局里安排就近轮流照顾老赵。老赵的眼皮一次次无力地闭上后，又奇迹般睁开。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同沙莎、王婶守在老赵家的客厅里。钱主任看着挂钟说，这时候师思该同董博士见面了，她安排他们在一路专线车起点站碰头，然后一起去东湖游玩。我以为钱主任搞错了。钱主任说一开始就这样，这是她的经验，有些人将真实面目露早了反而不行。这时，老赵突然在床上叫了一声。钱主任连忙跑过去，坐在床边问老赵是不是有话要说。老赵拿起钱主任的手，慢慢送到嘴边。我们都以为他要同钱主任吻别。根本没料到他会张大嘴将钱主任的手狠狠咬住。钱主任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费了很大劲才将钱主任的手从老赵的牙缝里救出来。钱主任的手腕一会儿就肿了。我们拖着她上王婶家里去敷药。待我们回来时，老赵手里竟握着一枝鲜红的玫瑰。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将花瓣和老赵的鼻尖粘在一起。我上前用手一试：老赵趁钱主任不在时，一个人永远走了。我跑到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上班时间，小区里静悄悄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钱主任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那支玫瑰从老赵手里夺下来，用脚碾碎。
沙莎拿起电话给局长报丧。按道理，必须趁老赵尸体还在发热时将寿衣穿上。沙莎和王婶不敢动手，钱主任又只顾哭泣，我一个人没办法弄。幸亏汪总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有惊人的消息。王婶要他将老赵的寿衣穿好再说。汪总说这话他不说心里难受。结果，汪总边给老赵穿寿衣边告诉我们。长江大桥靠汉阳一头发生爆炸，一辆一路专线车被炸飞了，满满一车人全成了肉酱。我惊叫起来，因为师思很有可能就在车上。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褪。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
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
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
沙莎说：“你就开始咒我先死呀！”
我俩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
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惟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都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老太太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惟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杜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到广东去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就有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屋里非常香。我忍不住敲了敲沙莎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一个人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不知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王婶马上讥笑他在用弯管子说话。夜很深时，难说城市有无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