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中国学者一般将装饰在器物上的动物称为动物纹，西方学者称为野兽纹，甚至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草原的动物纹是来自西方，由此产生中国北方草原文化“西来说”。其实，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早商时期就出现了动物纹，那种认为动物反颈、四肢内屈造型来源于斯基泰的说法，随着内蒙古宁城县那四台出土的马纹金饰牌也不攻自破，因为这种造型的母体就在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早于斯基泰文化。因此，中国北方草原的动物纹有自己的发展渊源，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一定的西方文化因素，并与其他亚欧草原地区的动物纹形成一定的共性。
匈奴金银器的动物纹装饰在山戎、东胡等动物纹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早商时期，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朱开沟第五阶段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虎纹青铜戈，出现了最早的动物纹装饰。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陕西省北部等地，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圆雕动物形象，基本上附着在青铜短剑、青铜刀、青铜匕的柄端，有绵羊、马、鹿、鹰、蛇等，多表现动物的首部，双眼和鼻孔呈双环形，长角的动物角部弯曲成环，这种造型在整个亚欧草原的其他地区发现甚少，并对匈奴金银器中的圆雕动物有一定的影响，说明有内在的承继关系。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为分布中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动物纹青铜器和金银器，器物造型、动物装饰风格、制作工艺等对匈奴金银器有较大的影响。如饰牌边框内的动物常见同样动物的排列，动物的形态呈一致性；动物自然构图的饰牌多表现单体动物和动物争斗情景，这也是匈奴金银器惯用的纹饰布局。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18]出土的虎咬羊纹青铜饰牌，与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匈奴墓葬出土的虎咬鹿纹银带扣和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虎咬牛纹金带扣在装饰风格上比较接近；宁城县那四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屈足马形金饰牌，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金冠带饰上的马纹和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葬出土的卧马纹金剑鞘饰片的动物形态相近。所以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纹装饰对匈奴金银器影响深远。
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鹰顶金冠饰，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比较完整的“胡冠”标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胡冠传入中原地区。王国维的《胡服考》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又谓之繁冠，古弁字读若盘，繁读亦如之……，若插貂蝉及鹖尾，则出胡俗也。其插貂蝉者，谓之赵惠文冠。……其加双鹖尾者，谓之鹖冠，亦谓之鵕鸃冠。”《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从而可知，赵武灵王仿效的胡冠，并不是直接的搬用，而是加以改造。《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钓。亦本胡名。”这几段记载，说明了战国时期的匈奴金银器在服饰上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西汉时期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种类和装饰风格在继承战国匈奴金银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西汉匈奴金银器的饰牌、带扣多数为长方形边框，内有单体动物或同样动物的组合纹样，这是战国时期的遗风。但新增加花草衬托主体动物的纹样，相反动物间争斗纹样相对于战国时期有减少的趋势，这跟匈奴与汉朝和亲政策有关。汉代匈奴金银器中的透雕工艺比较普遍，这也是与战国时期匈奴金银器的一个差别。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出土的金带扣和银节约上，背面都錾刻器物重量和制作机构的汉字。如虎豕咬斗纹金带扣的背面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二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七件虎形银节约的背面分别刻“少府二两十四朱”“晏工二两二朱”“晏工二两十二朱”“晏工二两廿一朱”“晏工□两十二朱”“晏工二两五朱”“晏工二两十朱”。这完全是受汉朝影响的结果，抑或是来自汉朝工匠所为，或为汉地工匠制作以赐贡的形式传入。根据史书记载，匈奴使者出使汉朝都会得到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黄金、钱财、衣被等赏赐，其中就包括了金银饰品，因而可以看出匈奴与汉朝通过金银器为载体，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状况。
文化交流是双向和互动的，一方面匈奴金银器受汉朝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汉朝的金银器也有匈奴文化的因素。在汉朝境内发现的几批金或青铜带扣，如河北省易县燕下都30号墓[19]出土的动物纹金带扣，江苏省徐州市西汉宛朐侯刘埶墓[20]出土的三兽纹金带扣，广州登峰路1120号墓[21]和象岗南越王墓[22]均出土鎏金青铜带扣等。这些汉墓出土的金带扣和鎏金青铜带扣，无论是装饰纹样还是制作工艺，都具有战国晚期的草原遗风，与匈奴金银器的装饰风格一致。说明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对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动物装饰有一定的影响。同样，中原地区金银器的制作也影响了汉代匈奴的金银器。河南省洛阳市金村汉墓[23]出土的银人像、银耳杯，其上面都錾刻有汉字铭文，标明器物的重量、制作机构等。这种类型的金银器在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也有发现，如虎豕咬斗纹金带扣、虎形银节约，背面錾刻标明重量、制作机构的铭文。表明匈奴文化中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素。
汉代匈奴生活的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是如此，这在其他考古学资料中也能证实。在南西伯利亚、蒙古国地区，发现一些汉代的古城和宫殿遗址。如1940年在俄罗斯的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一座汉式宫殿遗址，经考古发掘后显露出中央大殿和两旁的厢房遗迹，并在中央大殿的四周发现板瓦、瓦当，其中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有铭瓦当，还发现有建筑中的炕，用石块砌成的取暖设备，以及绿玉椭圆形花瓶残片、环首刀、尖端的铜扣、铜制铺首等。[24]从建筑材料、建筑形制、出土遗物看，属于汉代风格的遗址。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宫殿主人的看法存在分歧，有李陵之说、丁零之说、汉家公主之说、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之说、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之说等，但可以反映当时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状况。
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与斯基泰文化的“野兽纹”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基泰人分布在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南俄罗斯地区，于公元前8至前3世纪驰骋在俄罗斯草原上，以兵器、马具和“野兽纹”为其文化特征。特别是“野兽纹”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动物装饰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斯基泰文化的形成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渐丰富，学术界已对那种认为斯基泰文化是欧亚草原兵器、马具、“野兽纹”中的某些母体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文化模式不是产生于一个地区，而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只不过在相同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下有文化的共同性而已。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就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某些文化因素和造型艺术上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包括了匈奴金银器的动物纹。
在南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发现的斯基泰文化遗迹[25]中出土的属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金银器，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战国晚期匈奴金银器既有相近的地方，同时又有一定的差异，这正是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状况。罗斯托夫州五人兄弟墓群8号墓出土的虎首圆形金项圈，与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葬出土的虎衔羊银项圈接近，都是在端部装饰动物纹，但形制有所不同，前者只有一圈，前部中间有缺口，两侧装饰相对的虎纹；后者盘曲两圈，一端装饰虎衔羊。罗斯托夫州基陶科夫墓地2号墓出土的鹿纹金缀饰，与准格尔旗2号墓出土的卧鹿纹金剑鞘饰片，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鹿的造型近乎一致，只是在姿态上有所差异。虎咬野猪纹金饰牌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嵌宝石豹噬野猪纹金带扣在题材上相同，但制作工艺和动物间排列却不同。罗斯托夫州五人兄弟墓群8号墓出土的金珠项饰，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金珠项饰属于同一类型的装饰品，但形制有差异，前者以编结的金丝串联金珠，后者将金珠直接串联而成。罗斯托夫州温索奇脑墓地2号墓出土的人形金饰件，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在制作工艺和祭祀功能上相近，但造型却不相同。西方学者曾认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首部反颈、四肢内屈的造型是由斯基泰地区传入的说法，其实在早于斯基泰文化的北方草原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就已经发现，从而可以推翻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动物造型的原型就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斯基泰文化中的同类造型也许是从草原东部传入的。所以说，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反颈屈足羊纹金缀饰有自己的造型渊源，并非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而怪兽形造型却在我国找不到原型，但这种题材的器物无论是北方草原地区，还是中原地区、南方地区都有发现。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葬、河北省易县辛庄头30号墓、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26]、广西平乐县银山岭94号墓[27]，出土有怪兽纹金带饰、金剑鞘饰片和青铜带饰，说明流行于斯基泰艺术题材也传入了中国境内。因此，文化交流是客观的、互动的、双向的，只有在交流中才能不断地充实自有文化的内涵，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的。
在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的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怪兽纹器物。如图艾克金和卡坦达巨冢出土的狮身鹰头、狮身鹰喙木雕品，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的角上带鹰头的鹿头饰，尤斯特德19号墓出土的兽身鹰喙木雕品等。[28]这些怪兽形象与中国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发现的怪兽纹都很相似，说明这一时期巴泽雷克人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曾经发生过联系，并传入中原地区。另外，在匈奴遗迹中，还发现有金银制作的项圈，这种器物在黑海北岸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比较流行，分为中间有缺口和盘曲成圈两种类型，有的两端有动物装饰。由此可知，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中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因素。同样，西方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中也有中国文化的元素。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有一件金壶，造型具有斯基泰和波斯的艺术风格，植物纹却接近古希腊的特色，飞鸟与中国的“长生鸟”相似，其神态极似中国汉代朱雀、凤鸟的形象。[29]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哈布力墓地3号墓出土有两件嵌宝石双龙纹金带扣，与中国汉朝常见的龙纹装饰相同。这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国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国家。
从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和制作工艺看，战国晚期继承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因素，西汉早期具有战国晚期的遗风，西汉晚期出现了表现祥和氛围的动植物组合纹样。总体上看，匈奴金银器装饰艺术中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主，在继承北方草原传统的动物造型的基础上又有创新，既反映了畜牧业、狩猎业的社会经济类型，又表示出观念形态上的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含义。同时，以金银器的造型、纹样装饰、制作工艺为载体，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的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原刊于《中原文物》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景明（1966— ）男，大连大学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博物馆副馆长，教授，主要从事专题考古学、艺术人类学、民族文化学研究。
[1]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2] 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
[3] 伊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合期。
[4]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考古》1991年第5期。
[5] 包青川、胡晓农等：《察右前旗白家湾金器窖藏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6] 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第12期。
[7] 王炳华：《新疆阿拉沟发现春秋至汉代少数民族墓葬群》，《文物》1977年第12期。
[8]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9]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10] 黄晓芬、梁晓青：《甘肃华池县发现透雕金带饰》，《文物》1985年第8期。
[11] 谭前学：《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牌饰》，《文博》1997年第4期。
[12] [俄]米尼亚耶夫：《德列斯图依墓地》，圣彼得堡，1998年，第78—84页。
[13] [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乌兰巴托，1961年；[蒙]策温道尔吉：《匈奴考古的新资料》，《蒙古古代文化》，诺沃西比尔斯克新西伯利亚，1985年，第51—87页。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15]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9页。
[16]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17] 班固：《汉书·金日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59页。
[18] 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5期。
[1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20]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2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2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23] 王世民：《金村古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日]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1944年。
[24] [俄]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乌鲁木齐，1981年；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25] 日本东方博物馆·朝日新闻：《南俄罗斯骑马民族遗宝展》，朝日新闻发行，1991年。
[26] 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28]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29] 齐东方：《苏联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鸟纹金壶》，《文物天地》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