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思路方法
本书旨在以文学描述与礼学文献记载相互对照为主，以考古成果为辅助，从礼学思想、礼制活动分析其对唐代文人、文学、社会风气，以及对唐代文学之题材、主题、文体、文学表现手法、文学观念等的影响，以揭示造就唐代文学特色的深层原因。本书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研究时势必难以一一顾及，需要精心提炼研究论题，使研究落到实处。因此，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实证与专题研究作为首要任务。首先致力于唐代礼仪典章制度的梳理，在与文人生活和创作关系密切的“点”上寻找和发现问题，然后通过消化文献史料，参阅前辈与时贤成果，分析唐代礼制对不同阶层文人生活及人生仕途的影响，并探究礼制影响下的唐代文人诗文创作特点。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注重材料的原始性，积极致力于史料的挖掘与拓展。研究路径是先其他学科后文学创作，先人后文，先生活后创作。不是单刀直入、静止孤立地把目光落到作品上，而是先将眼光落在普通文人及其日常生活上，然后进入文学层面，遵循的是由边缘到中心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强调宽广的跨学科视野、多门学科知识的整合，建立起立体交叉的历史时空，重视背景、过程与细节，本书正是试图从这些方面阐释文人生活，解读文学现象，挖掘隐含在作品之后的那些含而未发的东西。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在结构安排上，绪论部分作为唐代礼制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首先对本书研究对象的核心内容进行界定，指出本书是以礼的本质内涵为基础，以唐代国家礼仪文化制度为中心，泛及国家礼制对地方的礼俗文化影响的研究探讨。本书的主体部分分上、下编，共有九章。上编为第一、二、三章，侧重于对唐代礼制与文学的总体论述。下编是专题研究。其中，第四、五、六、七从吉、凶、宾、嘉、军五礼角度进行系列专题研究。第八、九章分别从文学中的礼制、作为文学的礼制两个角度选择了个案研究。“结语”部分对礼制文化的传承价值和现代转化作了宏观把握和总体论述。
第一章以国家礼典为据，系统地考察了唐代礼制体系和礼制建立的文化环境。唐代以《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唐郊祀录》《开元后礼》《元和礼阁新仪》《元和曲台新礼》《续曲台礼》等为代表的礼典，体现了唐代国家以吉、宾、军、嘉、凶五礼为核心的礼制内涵。唐代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为国家礼制的实施推行提供了重要条件。唐代几乎每朝皇帝都有崇儒尊礼的举措，尤其是太宗贞观时期、玄宗开元时期、德宗贞元时期。这三朝都有规模较大的崇儒、制礼和议礼的活动。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代礼制影响下的文人心态和社会风尚。“礼制文化对文人的教化”一节从士族的家仪和科举对普通文士的影响两方面进行探讨。因袭了优美学业的世家大族，不但以古代三“礼”为基，也常常参举家法、旧仪指导朝廷制礼。世族人士将传统仪式和世族家礼融入朝仪，使得朝廷正式制定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实质上也成为具备家法成分的士礼。唐前期，“三礼”是常选进士明经试的考试内容，《礼记》为大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孔颖达等疏注的《礼记正义》，被列为全国统一教材。德宗时期，“三礼”和朝廷礼典《大唐开元礼》不仅成为礼部的贡举选科目，而且被设置为吏部的科目选科目。这一重要的改革举措使青年士子用心向学，学“礼”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唐代礼制影响下的社会风尚体现为文人的议政之风、献赋之风以及礼仪改制时士风的转变。从唐代文人行为来看，许多文人或因长于礼学，或因职事活动，议论祭祀礼制，撰写郊庙乐章，参与盛大典礼，积极参与国家的礼乐文化建设活动。在政治清明时期几乎各类礼乐活动中，朝廷都会要求举荐文士。文学之士可以献赋作颂施展其文学之长，唐代盛大的国家典礼成为文人晋身仕途的一条政治捷径。而在政治变革时期，礼仪改制旨在缘饰政权变革，激起了士风转变和文心演化，从而使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与复杂。
第三章分析了礼制文化视野下的唐代文学形态。首先对“礼”与“文”的关系进行探讨，“礼”与“文”在最初意义上形成了可以互训的意义等同关系，相生相成。礼仪制度推进文章的发展，并直接促成某些文体的产生；而“文”不仅仅是“礼”的受动者，同时也参与着郁郁礼仪制度的文化建构，其以文献的方式记录、保存礼仪制度，成为礼文化的主要载体。礼文化对于文人、文学除了正面的影响之外，也有一定的局限。“礼”不仅在思想上引导着文人的创作思维及情感，而且在科举的影响下，文人热衷于礼学的精习，有重经史而轻文词的趋向。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唐代与吉、宾、军、嘉、凶五礼相关的具体文体形态。吉礼与颂、祝、封禅文，宾礼与表、书、盟文、誓文，军礼与檄、移、露布，嘉礼与表、状、笺、启，凶礼与诔碑、吊祭、议谥文等文体密切相关。而赋作为“雅颂之亚”，与五礼相关均有作品传世。本章最后，从唐代祭礼的角度，探析了礼文学在史学、文学、美学意义上的文化传承价值，指出唐代礼文学更深层的价值在于以文学独特的审美形式向我们传递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涵养理性、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之气度和心态，为群体行为指示一个方向。
第四章论述吉礼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在吉礼中，郊祀礼最为重要，封禅最为盛大，释奠礼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重视。所以此章以这三大礼仪为例，梳理并分析相关作品，对唐代文学与吉礼的关系进行论述。
第五章基于挽歌和悼诗与礼制礼俗的不同关联，考察了唐代凶礼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对与唐代凶礼相关的不同文体的运用，学界已多有研究，但是对于相关诗体的不同社会角色，却少有涉及。挽歌与悼诗同属于哀祭类诗体，但二者所面对的哀挽对象及诗人与丧者的关系却大不相同。唐代挽歌运用于王公大臣这些特殊人群，直接体现了当时森严的礼仪等级制度，因此，本章将题目中明确题为挽歌的诗作单独列为一类，并将之与其他悼诗从诗体的社会角色、诗歌体裁、意象典故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第六章以贺正礼为中心，考察了唐代朝贺礼诗文的主题及其折射的文人心态。朝贺礼不仅仅是唐代嘉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常常涉及蕃国朝贺，所以又与宾礼直接相关。本章在考察唐代朝贺礼内涵的基础上，以贺正礼为中心，辨析其在五礼中的归属，并考察唐代朝贺礼诗文所反映的礼仪特点、文化内涵，进而分析其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及其所展现的文人的复杂心态。
第七章分析了唐代巡狩礼诗文的文化内涵。巡狩礼作为古代帝王军礼的一项重要制度盛行于历朝各代，成为君主控扼天下、巩固王权的重要举措。巡狩礼在唐代臻于完善，成为唐王朝帝王出行的规定典范。唐代帝王巡狩活动相当频繁，尤其是前期，对大一统王朝的发展巩固与强大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本章在参照礼典梳理唐代巡狩礼仪程和讨论其五礼归属问题的基础上，以唐代诗文的书写考察了唐代帝王巡狩的实践内容，发现既有表现帝王雄才伟略、宏图霸气的狩猎讲武、整兵靖边，也有展现帝王关注民生、娱乐身心的访旧游幸、观政采风。唐代帝王巡狩的相关诗文也展现了唐代前后期巡狩不同的内涵。前期帝王亲巡，而后期则是帝王在宦官与藩镇操控下的逃亡避难。在诗文中，不论是帝王之诗，还是文人扈从之作，在唐前期皆情绪高昂，即使赴边战争也多悲壮，到了晚唐尤其是唐末，皇帝自身感叹涕零，文人更多的是感伤、悲叹，还有颓废自放、冷眼旁观的嘲讽。
第八章以杜甫“三大礼赋”为个案，对唐代文学中所体现的礼制进行研究。杜甫的“三大礼赋”典雅华丽，充分展示了杜甫的文学才华，成为唐代典礼赋的代表作品。本章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仪式理论，通过梳理“三大礼赋”创作背景，解读“三大礼赋”文本本身的仪式特征、象征意义与审美化倾向，考察“三大礼赋”所蕴含的礼仪与文学属性，进而试图把握盛唐时代的文人心态与文化精神。
第九章以敦煌书仪《甘棠集》为个案，对作为文学的礼制进行研究。《甘棠集》不仅是刘邺表状书信文集，还被作为当时官方文书的范本从朝廷流入敦煌，体现了唐代朝廷礼仪对地方官场礼仪的影响。敦煌写本书仪是朝廷礼仪制度向地方的辐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朝廷礼仪制度对地方藩镇、普通官吏的影响，及当时主宰民众生活的礼仪制度的变迁。《甘棠集》体现了晚唐幕府公文作者身份从科举出身到“白衣”的转变，公文内容表现出以贺、谢仪为主的特色，其形式也体现了晚唐幕府公文以骈体为主的行文特色和程式化倾向。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取宏观论述与微观考证相结合、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辅助以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及统计分析。本书需要深入系统的史学知识和大量的文献实证做支撑，在论述唐代礼仪制度的前半部分，尤其如此。这决定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沿用传统的文史考证方法去研究问题，充分重视实证、归纳的研究方法，从古典文献中广泛搜集辑取与论题相关的礼学、史学及文学的第一手资料，甄辨史料，发现问题，在研读、考订、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力求做到分析科学、论从史出。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仪式理论的运用也是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解读杜甫“三大礼赋”文本本身的仪式特征、象征意义与审美化倾向时，就尝试运用了文学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以考察“三大礼赋”所蕴含的礼仪与文学属性。
统计分析的方法亦是本书的基本操作技巧。统计数据和图表都可以直观地说明问题，并便于省览。本书在基础材料的处理上，运用了统计的方法，采用表格以助分析归纳，力图使论述更为准确和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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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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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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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针对唐史论著所编纂之研究史专书，尚有张国刚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然此书关于唐代礼制的研究成果与《二十世纪唐研究》内容大体一致，故此处暂不予讨论。
[5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5]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6]关于陈著与任著之评论，参阅了雷闻对此二书之书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见《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7]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三联书店2009年版。
[58]参见吴丽娱对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的评价，见该书封底。
[59]郑显文：《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
[60]甘怀真：《“制礼”观念的探析》，《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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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55—158页。
[97]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98]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99]高明士：《唐代敦煌官方的祭祀礼仪——以P.2130号为中心》，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宗教文史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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