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8日出发井镇

新年伊始，所领导向有关研究人员下达了任务，要求今年继续抓好中国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我被安排研究农民工群体，要求撰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我是有一定基础的。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处理的就是农民工问题，论文名为《作为群体存在的农民工地位研究》。文章^[1]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的农民工已经有近20年了，农民工发展到今天，他们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零散走向规模，从随意的来往到长期定居，从松散到建立组织，从不被注意到引起全社会关注，农民工越来越以一种群体的、整体的方式生存与发展。然而，我们对这样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社会现象关注不够，研究甚少。这是文章从群体角度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的主要意义所在。而且，这个以群体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新生事物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换言之，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地位失调的群体，即该群体地位的中介化功能向度与暧昧的法律性向度以及边缘化社会性向度的不一致的情形。

具体来讲，当时的我认为，从功能（职业）角度来讲，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该群体一直没有获得合理、合法的地位（只是最近才获得了文本上粗略的认可）；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来讲，该群体力图摆脱农村体制却又力不从心，始终在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生存。这种状况，对农民工群体本身而言是不公平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文章把农民工群体的地位作为研究中心，指出农民工群体地位失调是权力、心理、话语等诸多因素共同建构的产物。在对群体地位进行分析之后，文章进而指出农民工群体地位的失调会引发角色紧张，角色紧张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农民工群体由于其群体的特殊性，其紧张的表达会呈现出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和网络效应。因此，矫正农民工群体的失调地位以充分发挥该群体在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性作用势在必行——这恰恰是文章的落脚点。

后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课题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个课题，前者侧重于分析和研究农民工基本权益保护问题，后者主要关注农民工贫困问题。《改善农民工基本权益》^[2]认为，农民工的出现有其经济、制度和社会原因，农民工权益成为“问题”并且备受关注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之处在于其“复杂”的身份，他们具有农业户口却从事非农工作。换句话说，他们与一般农村人口（务农者）的区别在于其工作，与城市职工的区别则在于其户口。而且，正是这种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际遇将该群体的权益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第二，进城务工农民数量逐年攀升，规模巨大。第三，不管是农民工群体自身还是其他群体或人士，作为一种进步，权益保护意识得到了逐步地提升。据调查，目前农民工权益遭遇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安全卫生问题突出，拖欠和克扣工资现象仍然存在，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就业准入和就业过程中存在歧视等等。进而，文章从户籍制度、政府政策、市场行为以及国际政治经济视角分别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发起的综合性项目——“城市青年移民反贫困”为例，阐述了改善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的原则、方法和路径。而受世界银行的委托，我在内蒙古赤峰市草村调研时，既发现了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村庄变化，也亲眼目睹了不少因外出打工致残而陷入贫困的悲惨。^[3]这些图景至今仍然不时出现在眼前。

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能够抽出专门时间继续研究这一群体的变化，但是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从来没有停过。时至今日，这一群体到底发生了怎样变化，我应该如何去捕捉和认识这些变化，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思考之时，脑海里不停地涌现出2011年年底我在山东新泰调研时的一次遭遇。记得那次我和几位同事前往新泰考察“平安协会”以及基层选举有关事宜。有一天晚餐，我们被安排与两位来自成都的年近七旬的作家共同就餐。席间除了喝酒之外自然免不了寒暄、交流和讨论。其中，我说到从这几年调研情况来看，老百姓一般认为“上面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歪嘴巴和尚’把经念歪了”。谁知话一出口，即遭到两位老人“婉转且严肃”的批评。他们反复强调，“地市以上领导干部看到的情况都是经过彩排的”，“只有到村里去，跟农民同吃同住才能了解到真正的情况”，并“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不能把北京当作中国，不能把县城当作基层”。我当时是微笑着把话听完了，但是扎实地受刺激了，心里甚至还有些不高兴。冷静下来后发觉，这两位老人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这几年的一些研究及其方法确实有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这一次，我何不深入到农民工群体当中去？

春节期间，在湖南老家我遇到了多年没见的堂弟小远（生于1978年）。交谈之后，我获得了以下两点“有用”信息：第一，早在五年之前，小远就离乡去了广东B市井镇打工。因为“干事肯吃苦，做人很灵活”，小远现在“混到”了井镇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职位。也就是说，不但他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而且他在井镇已经积累了一定人脉关系，有能力帮助我“协调关系”做好研究。第二，无论从区域位置、产业特点和人口结构来讲，井镇都是一个理想的观察和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田野”。

据小远介绍，同时结合从井镇官方网站获取的资料来看，井镇位于广东B市东部，全镇面积108平方公里，下辖32个村（社区），户籍人口7.5万，总人口超过50万，外来人口通常数倍于本地人口。20世纪80年代，不少“三来一补”企业在井镇获得大发展，当时的主要工业企业涉及毛纺、制衣、玩具、电子、五金制品等等。现阶段，井镇形成了以生物制药、五金模具、电子、毛织、玩具、塑料制品等为主的完善工业体系。其中，电子信息产业是支柱产业（全镇电子信息企业及其配套企业500多家），生物技术产业是战略产业，毛织、玩具、灯饰等行业是传统优势行业（仅毛织企业就超过1000家）。各类企业合计超过6000家。基于这些情况，我同小远约定年后前往井镇“同农民工朋友生活一段时间”。

然而，众所周知，农民工群体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从学界来看也吸引了“大家”（一指研究者多，二指研究者中的知名学者）来研究。如何在吸取既有成果基础之上实现有所推进之目标？思考几天之后，我做出如下决定：其一，坚持两个“原”字。一是原始性，即材料来源的一手性。坚持材料的原始性原本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信息爆炸以及网络成为重要生活和学习工具的时代，这一基本要求早已被不少学者遗忘。相信社会科学研究的“走转改”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为了达成原始性目标，我决定真正走到农民工群体当中去，采取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一手材料。二是原滋味。我打算“代表”“忙碌”的人们（包括学者和官员）去“听和看”，只是“听和看”（还包括少许体验），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其间不分析现象、不讨论问题，希望读者看完书稿之后自己根据所录入信息去拼凑一幅完整或不完整的图画。其二，坚持“两个视角”。既考察农民工群体社会本身内部的情况，又考察农民工群体是怎样看整个社会的情况，综合起来，对考察农民工群体的生活休闲、学习工作和思想状况。这些研究设计能否实现？不得而知。因为从以往调研经验来看，调研过程一般都会出现不少可能意想不到的状况，我只能见机行事。

总之，在酝酿和准备半个多月之后的今天，同家人一一告别之后，我登上了飞往广东的飞机，然后转车前往井镇。必须指出的是，直到出发，我甚至还没有阅读多少近期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成果，因而还没有形成任何理论假设带去井镇，我打算彻底尝试一次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生成过程（尽管我可能根本不会提出什么新观点、新理论）。但是，我带上了三本书，因为我相信它们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给我以启示。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以及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

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我开始阅读这三本书并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以何种方式体现和表述即将开始的研究成果。效仿费老的处理手法去分析一个农民工居住地，还是效仿曹教授去写一些“学术性的游记”，抑或像怀特先生一样在长期观察和生活基础上致力于分析一个特定群体的权力结构？考虑到我能够“挤出来”的时间相对有限以及其他原因，“几番挣扎”之后我基本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以日记形式形成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