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行省的农业税

亚述地区的地形和气候非常适宜农业发展，农业是亚述经济的基础，[1]因此农业税是亚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述农业税征收的范围一般限于其直接管理的地区，行省是亚述直接管理的基本单位，[2]行省也是农业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因此，本章将在介绍亚述行省制度的基础上考察农业税的征收情况。

第一节　行省概况

亚述的行省主要有mātu（语义符为kur）和pāhatu/pīhatu（语义符为nam）两种称呼，[3]从行省出现到亚述的灭亡，这两种称呼并没有一直同时使用，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多用在正式场合，而后者则常见于非正式场合。[4]

一　起源与发展演变

1.历史渊源

亚述地区的行省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卡德王国时期。阿卡德王国国王萨尔贡是第一位统一古代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也是古代两河流域行省制度的首创者。完成统一两河流域的伟业后，萨尔贡宣布：“恩利尔神把上方之海与下方之海（之间的土地）[5]赐给了我，阿卡德人（dumu.dumu a-kà-dè.ki）占据了上方之海与下方之海的总督职位（énsi-ku8-a-tim）。”[6]学界一般认为，众神之王恩利尔把“上方之海与下方之海（之间的土地）”赐给萨尔贡，象征着这位国王统一波斯湾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阿卡德人担任相关地区的总督标志着阿卡德王国对两河流域实行直接的统治，也就是建立了行省制度。[7]阿卡德王国诸王曾多次远征亚述地区，其中纳拉姆-辛时期的一篇铭文写道：“苏巴尔图的很多总督与北方的君主们都把他们的贡品送到我的面前。”[8]“苏巴尔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地理概念，大概指巴比伦尼亚以北的地区。[9]在哈布尔河流域和迪亚拉河流域，一些城市的遗址发现了阿卡德王国的行政管理泥板文书，[10]这是阿卡德王国在亚述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有力证据。不过，虽然阿淑尔城也臣服于阿卡德王国；[11]但是，该城的统治者阿祖祖并不是阿卡德人，阿淑尔城很可能是阿卡德王国的附属国而非行省。

乌尔第三王朝沿袭阿卡德王国创建的行省制度统治被征服地区，阿淑尔城成为该王朝的一个行省的省会。乌尔第三王朝诸王也曾进军亚述地区，阿淑尔城也被征服。[12]阿淑尔城伊什塔尔神庙的一篇铭文写道：“为了强者、乌尔国王和四方之王阿玛尔-辛的长命百岁，他的仆人、阿淑尔总督（šaknu，语义符为gìr.nìta）扎里库姆为他的女神贝拉特-埃卡里姆建造了这座神庙。”[13]阿淑尔城的统治者扎里库姆祈求神灵赐福于乌尔第三王朝国王阿玛尔-辛，可见他已臣服乌尔第三王朝，扎里库姆的总督身份表明阿淑尔城是该王朝的一个行省的省会。

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解体，阿淑尔城获得了独立，由于统治区域狭小，没有必要建立行省制度。不过，沙马什-阿达德一世需要采用行省制度来统治被征服地区，他宣布：“我重组了那片地区，给各地任命了我的总督（šakin māti）。”[14]尽管阿淑尔城因为阿淑尔神的驻跸而被关注，但是，该城北面不远的埃卡拉图城因为曾用作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扩张的基地而成为“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一个地区或行省（halzu）的行政中心，而阿淑尔城的政治地位并不清楚。

随着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去世，“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迅速解体，胡里安人主宰了两河流域北部，阿淑尔城很可能被其征服。由于材料的局限，米坦尼王国的政治结构并不完全清楚。不过，努兹地区的文献表明，该王国迪亚拉河流域的附属国阿拉泊哈分为若干个行省，行省长官也称为šakin māti。[15]不过，由于材料的缺乏，阿淑尔城是否是米坦尼王国的行省尚无法断定。

中亚述王国是在蚕食米坦尼王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亚述时期有时也像胡里安人一样称其总督为šakin māti[16]，因此，亚述的行省制度很可能直接来源于胡里安人。

2.行省体系的发展演变

亚述的行省制度随着“阿淑尔之地”的形成而建立，并随其扩大而向更广的地区推广，行省成了亚述的基本行政单位。

由于缺乏材料，亚述行省制度建立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定论。一些学者认为，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乘米坦尼王国的内乱使亚述人摆脱了胡里安人的羁绊，行省制度的建立也要归功于他。[17]然而，公元前14世纪的文献并没有提到行省的总督，[18]直到公元前13世纪，亚述文献才提到了行省总督（šakin māti[19]或bēl pāhete），[20]因此，行省制度的建立者又被一些学者归功于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或其子沙尔马纳沙尔一世。[21]但是，上文提到，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曾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并控制了从阿淑尔城到扎格罗斯山之间的广阔区域，征服了穆斯里地区，驱散了两河流域北部的许多游牧部落，[22]不能排除他借鉴米坦尼王国的行省制度统治被征服地区的可能性。鉴于上述情况，有学者不再将行省的创建归功于某位国王，而是将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时期到沙尔马纳沙尔一世时期笼统地称为行省的初创阶段。[23]

公元前14世纪中期和公元前13世纪，随着亚述的扩张，“阿淑尔之地”迅速扩大，行省逐步在被征服地区推广开来。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等国王征服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他们可能在“亚述腹地”建立了行省。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进一步蚕食米坦尼王国，“阿淑尔之地”逐渐拓展至哈布尔河流域，也将行省制度推广到上述地区。[24]

公元前12世纪晚期，哈布尔河以西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被添加到“阿淑尔之地”，相关地区也建立了亚述行省。随着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被暗杀，亚述的对外扩张停止了，先王征服的广阔区域先后陷于敌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登基后，亚述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将“阿淑尔之地”的西部边界再次推到了幼发拉底河畔，整个贾兹拉高原都建立了行省。[25]据一份奉献阿淑尔神的供品清单记载，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亚述的行省可能达30多个。[26]

公元前2000年代末、公元前1000年代初，亚述再次陷入衰落，“阿淑尔之地”的面积大为缩小，行省体系可能仅仅局限于“亚述腹地”。公元前2000年代晚期，阿拉米人成为亚述的最大威胁，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曾经28次渡过幼发拉底河去追击他们。[27]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去世后，亚述无力征讨阿拉米人，哈布尔河流域出现了多个阿拉米人王国，底格里斯河畔也有阿拉米人定居，[28]“阿淑尔之地”基本上被压缩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东岸地区，行省体系也局限于此。

公元前9世纪，亚述又恢复了强国的本色，行省体系进一步向外拓展，并出现了新特点。经过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父子的扩张，“阿淑尔之地”不但再次拓展到幼发拉底河畔，而且延伸到迪亚拉河流域等周边地区，这两位国王给上述被征服地区任命了总督。[29]从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起，“图尔塔努”（turtanu）[30]、“马森努”（masennu）[31]、“纳吉尔—埃卡里”（nāgir ekalli）[32]和“拉伯—沙克”（rabšaqê）[33]等朝廷重臣兼任西北部、北部和扎格罗斯山区等边远地区行省总督，这些高官的行省辖区往往面积非常广阔。[34]除此之外，亚述国王还任命被征服地区统治者担任新建行省的总督。例如，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曾任命拉库人容阿孜-伊尔为苏鲁等地的总督。[35]公元前9世纪，古扎努、西卡努和扎兰努等地的总督阿达德-伊提及其父亲沙马什-努里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可能也是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36]

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述王权衰微，行省总督势力膨胀，行省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元前826年，亚述发生了席卷尼尼微、阿淑尔、阿拉泊哈和阿尔贝拉等27个重要城市和行省的叛乱，[37]沙马什-阿达德五世历经7年平定了内乱，但是，亚述王权受到严重挑战，而朝廷重臣和行省总督趁机扩张势力范围，其所辖行省的面积迅速扩大。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自称为“哈梯、古提和整个纳姆里的总督”[38]，拉萨帕总督辖区包括拉萨帕、拉科、欣达奴、阿纳特、苏胡等广阔的区域，国王又把331个城镇划归他管辖。[39]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亚述的名年官表提到了数个以前未曾提过的行省，波斯特盖特据此断定这位国王重组了亚述的行省体系。[40]不过，波斯特盖特的推论经不起推敲：一方面，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都曾宣称任命了被征服地区的总督，他们的铭文没有罗列相关行省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建立；另一方面，名年官表提及行省总督与组建行省没有必然的关系，新建行省总督不见得都能成为名年官。

3.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行政管理改革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行省的数量大大增加，总督的职权受到削弱，宦官（ša-rēši）担任行省总督成为制度，[41]福雷尔称之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行政管理改革”。福雷尔认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不仅用从巴比伦尼亚引进的新总督称呼bēl pāhiti取代了旧总督称呼šaknu，[42]而且通过合并urāsi[43]管理的“从属行省”（urasischaften）来组建新行省。[44]波斯特盖特指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前亚述就有总督称为bēl pāhiti，urāsi管理的“从属行省”更是子虚乌有，由此断定“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行政管理改革”并不存在。[45]

萨尔贡二世时期，“阿淑尔之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亚述的行省体系也进一步向外拓展。萨尔贡二世征服安纳托利亚东南部诸国，分别在比特-普鲁塔什、希拉库、古尔古姆和昆穆赫等国的故地组建了行省，[46]并将地中海沿岸的撒玛利亚和阿什杜德分别组建为行省，[47]还在扎格罗斯山区新设立基舍西姆和哈尔哈尔省。[48]萨尔贡二世将穆萨西尔划入“马森努”的行省，[49]他还将靠近埃兰的被征服地区分别委托给巴比伦行省和甘布鲁行省总督管理。[50]

萨尔贡二世以后，尽管“阿淑尔之地”的面积还在增加，但是，亚述的行省体系基本稳定，新建行省数量不多，被征服地区往往被添加到附近的行省中。辛纳赫里布在扩展领土方面成就不大，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被征服地区被划入“阿淑尔之地”，因此，他并未组建新的行省，只是将被征服地区添加到其他行省中。[51]埃萨尔哈东在西顿设立行省，[52]埃萨尔哈东初年推罗也被重组为行省。[53]重新征服埃及后，埃萨尔哈东宣布：“我又给整个埃及[54]重新任命了国王、总督、šaknu、‘港口监督’、‘国王的代表’和信使。”[55]但是，亚述统治埃及的时间短且不稳固，亚述的文献并未提及埃及行省的名字，可见，它们并未融入亚述的行省体系中。据尼尼微出土的地名清单记载，新亚述时期的行省多达80个。[56]

二　组织结构

1.行省的构成

根据行省的组织结构，亚述的行省大致可分为城市行省、朝廷高官行省和部落行省三大类。在人口稠密、城镇聚集的河谷平原地区，行省一般以城市为中心，再加上周边的城镇、村庄和其他地区构成，行省多以相关的城市命名。一些行省以一个城市为中心。例如，阿淑尔省称为“内城（系阿淑尔城别名）省”，卡勒兹（Kalzi）省被称为“卡勒兹城省”（kur uru Kalzi）。[57]

一些行省管辖若干个城市和地区，每个城市和地区管辖数量不等的村庄。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颁布敕令将辛贾尔山以南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的许多城镇划归拉萨帕行省总督管辖，其铭文罗列了相关的城市和地区及其管辖的村庄：“杜尔-伊什塔尔和它的12个村庄、卡尔-辛和它的10个村庄、杜尔-杜克里穆和它的33个村庄、杜尔-阿淑尔和它的20个村庄、杜尔-涅尔伽尔-埃里什和它的33个村庄、杜尔-马尔杜克城和它的40个村庄、辛贾尔山区的卡尔-阿达德-尼拉里和它的126个村庄、阿扎鲁山的28个村庄、拉科地区的杜尔-阿达德-尼拉里和它的15个村庄以及卡特努地区阿达德城的14个村庄。”[58]

新亚述时期，“图尔塔努”、“纳吉尔—埃卡里”、“拉伯—沙克”和“马森努”等高官兼领行省，朝廷高官行省面积广阔，相关的高官一般被称为所辖地区的总督。例如，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图尔塔努”被称为“塔比图、哈兰、胡兹里纳城、杜鲁城、齐巴努地区、扎鲁地区和巴里胡城的总督”。[59]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图尔塔努”被称为“哈梯地区、古提地区和纳姆里地区总督”。[60]朝廷高官行省都位于亚述的边境地区。

新亚述时期，一些行省还生活着一些部落，个别行省甚至全部由部落组成。阿米蒂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提到其辖区阿拉米人的伊图部族及其酋长。[61]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曾组建了一个全部由部落组成的行省：“从我即位之初到统治的第17年，我俘获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苏拉普河和乌格努河畔直到太阳升起的下方之海的伊图、鲁布乌、哈马拉努、鲁胡阿图、纳巴图、欣迪鲁、鲁乌阿、里塔乌、马鲁苏、普库杜的阿拉米人，把他们（所在的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任命我的一个宦官担任他们的总督。”[62]

行省的辖区并不是固定的，国王可以调整行省的区划。例如，公元前831年，阿淑尔省的辖区不但包括阿淑尔城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囊括哈布尔河流域东部地区的纳西比纳、乌拉卡、卡哈特和马萨卡等城镇；到了公元前815年，阿淑尔省不再管辖哈布尔河流域的城镇。[63]又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沙马什-伊鲁为“图尔塔努”时，其辖区包括哈梯地区、古提地区和纳姆里地区，[64]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后，古提地区和纳姆里地区分别被划入“马森努”和“拉伯—沙克”的辖区。[65]

2.行省的官僚体系

行省的官僚体系包括总督、市长、村长及其附属的官吏等庞大队伍。总督是行省的最高长官，他们一般称为šaknu，pāhatu（语义符为man）/ bēl pīhate（语义符为en nan）。J.N.波斯特盖特认为，这两种称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šaknu多用于正式场合，而bēl pīhate则多用于普通场合。[66]需要指出的是，新亚述时期，除了指总督外，šaknu还可以指其下属的高级军官，负责征收马匹与赋税、征调和指挥士兵等事务。[67]哈马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šaknu和‘村庄巡检官’摊派到当地人口身上的银子已经上缴。”[68]总督负责行省的军政事务，还有副手（lúšanû，语义符为man.2 或2.kam）协助其处理军政事务。

总督手下还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行省总管（rab ekalli）协助总督管理总督府的事务，并参与行省的管理。总督的属官有税吏（mākisu）、驿站站长（rab kallî）、仓库总管（rab karmāni）、公共工程总管（rab pilkāni）和石匠总管（rab urāsi）等官僚协助总督处理国王委派的各项事务，有厨师长（rab nuhatimmi）、甜点师总管（rab karkadinni）等官吏负责管理后勤事务，还有征兵官（rab raksi）、队官（rab urāti）、分队指挥官（rab ki ri）骑兵指挥官（rab kallāpi）、要塞指挥官（rab bīrte）和间谍指挥官（rabdaiāli）等军官负责处理军务。

市长（hazannu）负责城市及其辖区的管理。市长的副手也称为lúšanšû，他与副总督的区别是该官员往往被称为某个城市的lúšanû。城市还有书吏（upšarāli）。阿淑尔城和古扎努城等城市还有长老。[69]一个行省还有若干“城市巡检官”（ša muhhiāli），可能负责协调城市之间或城市辖区内村庄之间的事务。一些城市还有“村庄巡检官”（rabālāni，语义符为gal uru），该官员可能管辖数个村庄。[70]手工业者的管理者被称为rab kāiri。

村庄（ālu或kapru）是亚述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与市长称号相同的村长（hazannu）负责村庄内外的事务。对内，村长按照当地的习俗和国王的法令管理耕地的轮作、牧场的放牧、审理村庄的案件、维护村庄的安全；对外，村长负责征收税收和征调人力。[71]

3.行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行省辖区是亚述直接管理的地区，包括总督在内的行省重要官员由国王任命。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均曾宣布：“我给我获得统治权的国家的和山区（部落）任命了总督。”[72]行省总督最初一般出自阿淑尔城的重要家庭，中亚述时期有些行省总督职位甚至父死子继。[73]亚述国王有时也任命被征服地区的首领或国王担任行省总督。上文提到，为了加强对行省的控制，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开始使宦官担任行省总督成为一种制度。总督麾下“城市巡检官”的任命也需要获得国王的同意。苏帕特行省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如果国王我的主人同意，请他们给šaknu纳布-乌萨拉寄一封信，让我任命他的副手雅伊鲁担任那里的‘城市巡检官’。”[74]

国王还委派亲信参与行省的管理。中亚述时期，国王向什巴尼巴、泰尔•阿尔-里马赫和哈布尔河流域的行省派驻了（收税的）“国王的代表”，主要负责转运谷物和管理流放的人口。[75]新亚述时期，“国王的代表”还直接参与谷物税的征收。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致国王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我们过去向巴鲁库和涅尔伽尔-阿沙莱征收nusāhē税，但是，现在贝尔-阿普里-伊狄纳驱赶了（收税的）‘国王的代表’。”[76]

亚述人把传统的商道和各地的道路连接起来，逐步建立连接各个都城、行省省会和主要城市的交通网，因此，亚述帝国有“交通帝国”之称。[77]行省总督通过交通网把辖区的情况汇报给国王，国王的指令也通过这套交通网及时地传达到相关地区。通过遍及全国的交通网，国王可以直接处理行省的军政事务。[78]

第二节　农业税

亚述的农业大致可以分为种植业和养殖业两大类，与之相对应，其农业税[79]也分为种植业税和养殖业税两种，前者包括šibšu税和nusāhē税，后者主要是ibtu税。

一　种植业税

1.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的词源与发展演变

šibšu税是两河流域古老的税种之一，而nusāhē税则是亚述特有的税种。由于它们通常一起征收，因此，亚述学术界通常把二者放在一起来考察。[80]

šibšu一词来源于动词šabāšu（本义是“收集”，引申为“课税”），[81]主要指农业方面的税赋。[82]在亚述文献中，šibšu有：še-eb-še，še-eb-še，še-ebšú，šešib-še，šeši-ib-še，šešib-ši，ši-ib-si，ši-ib-še，šib-ši，še in.nu等多种拼写方式。

šibšu一词最早出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但是，其词义尚不清楚。阿斯玛尔遗址出土的数份破损文献提到了šibšu，其中一份文献写道：“4古尔2帕努来自阿比-提什帕克；16古尔来自宫廷；3古尔3帕努来自伊达达；3古尔3帕努来自普-伊利：（以上是）阿扎伽尔（征收）的šibšu。”[83]这份文献可能是一个名为阿扎伽尔的官员收取或交纳šibšu的记录，但是，šibšu涉及的物品却不得而知。另一份文献写道：“□[84]□□□古尔□□□□古尔，šibšu大麦□□□□”[85]可见，šibšu很可能指的是大麦。由于阿斯玛尔出土的文献比较简短，且出现了破损，šibšu究竟是不是一种税赋并不确定。[86]尽管《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亚述语词典》的编者将其解释为“一种为土地收益权支付的税”[87]，但是，相关文献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它与土地的关系，因此，阿卡德王国时期的šibšu是否是种植业税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古巴比伦时期，šibšu已成为一种与土地有关的税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两河流域的统治者有时会豁免有关的赋役，[88]其中古巴比伦国王阿米-萨杜卡在一篇豁免赋役的敕令中写道：“由于国王向全国（民众）宣布（要建立社会）公正，苏胡地区（民众）所欠的（充作）šibšu税的大麦及其所欠的（根据）土地分成契约（应交的）大麦都被豁免了，不得征收了，（今后）不得向苏胡地区的家庭索要欠粮了。”[89]在阿米-萨杜卡豁免敕令中，šibšu税是一种国家税赋，交纳的物品是大麦。同期，哈尔马尔遗址出土的一封信也谈到了šibšu税与土地的关系：“伊姆古尔-辛对耕种我土地的埃特尔-皮-沙马什之子埃里巴姆吩咐道：‘你不要把他的土地的šibšu税交给库布图姆!’”[90]古巴比伦时期，šibšu税征收的物品不仅包括大麦，而且还可以是小麦、芝麻等。[91]

中亚述时期，šibšu一词开始出现在亚述文献中。一篇破损严重的文献写道：“mikisišibšu。”[92]šibšu前面有古代两河流域表示税收的单词miksu，这篇文献提及的šibšu无疑是一种税赋。[93]由于阿卡德王国曾统治过亚述地区，古巴比伦王国也对亚述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米坦尼王国是否存在šibšu税等问题尚无定论，因此，亚述的šibšu税究竟源于哪个时期尚无法确定。

与šibšu税不同，nusāhē税却是亚述人特有的税种。nusāhē来源于动词nasāhu，该动词主要有“使离开、驱逐、拉扯、离开、减少”等多种意思[94]，引申为“强取、征收”。nusāhē税主要指种植业税，尤其是大麦税。[95]在亚述文献中，nusāhē的拼写方式较为固定，总是拼写为nu-sa-he，不过，有时面前有表示类别的前置词še，后面有表示复数的后置词meš。

中亚述时期，nusāhē税一出现就与šibšu税一起征收。上文提到的中亚述破损文献还写道：“mikisišibšuše nusāhē。”[96]新亚述时期，nusāhē税频繁地出现在亚述的私人法律文献、国王敕令、书信和行政管理档案等多种文献中，并且在很多时候都是与šibšu税一起征收的。[97]

新巴比伦时期，nusāhē税不见了踪影，而šibšu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农业税赋，征收的产品仍然是古代两河流域主要粮食作物大麦。例如，尼布加尼撒29年的一篇收税记录写道：“10库尔大麦来自拉巴什和泽鲁图的哈鲁渠的šibšu税，（它们是）沙马什-埃里巴的家人为剪羊毛的工人做面包（用的）。”[98]

2.课征的物品

šibšu税课征的产品在不同时期差别很大。中亚述时期，šibšu税征收的产品可能与古巴比伦时期的šibšu税一样，也包括各种农产品，其中一篇法律文献写道：“1伊麦如（imēru，又作imāru）[99]兵豆的šibšu税，（它是）根据衡量同样耕地的šibšu税计算的。[100]尽管上述文献比较拗口，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亚述时期šibšu税征收的物品是兵豆。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亚述的主要粮食作物大麦很可能是šibšu税征收的产品。

新亚述时期，šibšu税征收的产品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能主要局限于大麦等农作物的秸秆。[101]例如，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涉及šibšu税的文件写道：“根据亚述（的计算方法），15捆禾秆是国王的薪俸田的šibšu税，（它应上缴）沙马什-阿胡-伊狄纳手下的粮仓官（rab karmi）。”[102]这份文件明确地指出šibšu税的物品是农作物的秸秆。

新亚述时期，nasāhē税继承了šibšu税的大部分内容，大麦成为其征收的主要农产品。尼姆鲁德出土的另一份文件清楚地记录了nasāhē税的内容：“根据每苏图10卡的计量方式，9伊麦如大麦是国王薪俸田的nasāhē税，（它应上缴）沙马什-阿胡-伊狄纳手下的粮仓官。”[103]

nusāhē税征收的农产品并不局限于大麦，还可能包括水果。公元前682年，一桩交易的对象是一个果园，但相关的交易契约的附加条款写道：“那个果园的nusāhē税不得征收。”[104]不过，上述果园的保有者并不一定要交纳水果，也可能像其他耕地的保有者一样交纳大麦。

新亚述时期，šibšu税与nusāhē税不但征收实物，还可以征收折算的银子。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租地契约写道：“在11月1日，阿达德-伊克比应该与塔塔亚一起起誓道：‘我发誓的确在宫廷总管的耕地上播种了9苏图的（大麦）种子，我真的（要）付给他4米那银子作为šibšu税与nusāhē税。’如果他们拒绝以神的名义起誓，他们就要付给宫廷总管3伊麦如2苏图大麦。”[105]阿达德-伊克比和塔塔亚耕种了总管的土地，他们需要负担šibšu税与nusāhē税，但是，他们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在神面前起誓，他们可以缴纳4米那银子来顶替šibšu税与nusāhē税；如果他们拒绝发誓，他们就要付3伊麦如2苏图大麦。我们不清楚在神面前起誓与šibšu税和nusāhē税交付方式有何关系，但是，这份文献告诉我们，土地耕种者可以交纳银子代替实物税。

3.纳税的土地

种植业税与土地有直接关系，不过，不同种类的土地负担的šibšu税和nusāhē税的义务也不尽相同。根据土地保有者的不同，亚述的土地可以分为行省总督直接管理的公田、官署的公廨田、国王与官员等人员的薪俸田、职业军人的土地、神庙的土地和私人保有的土地等多种类型。

行省总督负责管理辖区内的土地，其中一部分土地由总督直接组织人员进行耕种。例如，哈马总督阿达德-哈梯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已收获了□□□□城的耕地，除了它们之外，我还收获了拉巴乌城1000伊麦如的耕地。”[106]总督直接耕种的土地收益可能归行省，他没有必要向这类土地征收税赋。

官署的公廨田指官署占有的土地，获得的收益主要充作公用经费。在亚述文献中，一些公廨田直接称为某官员官署（é）的土地。例如，一位官员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苏卡鲁’（sukkallu，又拼为šukkallu）[107]和‘萨尔提努’（sartinnu）[108]官署的土地不超过拉达努河，通向阿扎里的御道是它们的边界。”[109]在亚述的文献中，在提到有关土地的归属时仅仅提及某官职，而根本不给出相关官员的名字，这类土地与其职务有关，也属于公廨田。尼尼微出土的一份土地清单罗列了“拉伯—沙克”、“纳吉尔—埃卡里”、“萨尔提努”、尼尼微总督、比尔图总督、塔姆努纳总督等官职占有的土地。[110]上文提到，阿达德-伊克比和塔塔亚租种的土地属于“纳吉尔—埃卡里”，但是，相关文件并没有提及该官员的名字，因此相关土地应该是该官员的公廨田，这类土地的耕种者需要负担šibšu税和nusāhē税。官署公廨田的耕种者交纳的税赋主要用作办公经费，实质上相当于地租。

亚述国王和大臣等人员都占有薪俸田（ma’uttu）。[111]虽然国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但是，他可以享受收益的土地仅限于其薪俸田。新亚述时期的文献多次提及国王的薪俸田，其中一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比特-胡散尼是国王的薪俸田，（它）坐落于库塔和基什之间的皮图水渠畔，它的椰枣（产量）是100（古尔），它的大麦（产量）是100（古尔）。”[112]一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国王的土地非常好，国王的薪俸田已收获完毕。”[113]王太子也占有薪俸田，其中一封信写道：“□□□□一块40伊麦如的土地□□□□我当面给了太子府的管家，在伊萨纳总督贝尔-阿普里-伊狄纳的1000（伊麦如）耕地中，他还享有200（伊麦如）薪俸田。”[114]亚述的一些薪俸田并没有提到国王或王太子，它们可能是一些官员的薪俸田。一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将把收获工人派到薪俸田里，如果人手仍然不足，我自己将（设法）弥补缺口。”[115]亚述的一份土地清单写道：“（这块）10伊麦如的耕地（是一块）薪俸田。”[116]阿淑尔巴尼拔的车夫莱曼尼-阿达德购买卡特纳附近的土地契约中提到有关的耕地临近某人的薪俸田。[117]神庙祭司等人员也占有薪俸田。一位祭司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的父亲把哈拉胡的10伊麦如耕地赐给了我，我已经享有这块耕地的使用权达14之久，没有人向我提出异议。但是，现在巴尔哈尔兹总督赶来虐待我的农夫，劫掠他们的房屋，侵占我的耕地。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我是一个穷人，我关注着国王我的主人的安全，我在宫廷里没有任何懈怠。现在，我被剥夺了耕地，我恳求国王我的主人，让国王为我主持公道，不要让我饿死。”[118]上文提到，耕种国王薪俸田的人需要交纳šibšu税和nusāhē税，国王田产的管理人员把国王的薪俸田出租给有关人员耕种，他们要像耕种其他土地一样缴纳税赋。不过，薪俸田的最终受益者是国王本人而非国家，相关的税收实质上相当于地租。可以想见，亚述的官吏也会像国王一样出租其薪俸田，然后收取名为šibšu税和nusāhē税的地租。

亚述神庙也占有大量土地。一份菜园的交易契约提到，被转让的菜园临近“涅尔伽尔神的一个菜园”。[119]尼尼微的人口和财产清单提到哈拉胡地区的纳布神的一个村庄，[120]另一份清单提到胡兹里纳地区的伊什塔尔女神的一个果园。[121]亚述神庙的土地主要来自国王的赏赐和个人的捐赠。上文提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经颁布敕令将宦官的薪俸田赐予阿淑尔神庙。[122]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一封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把哈拉胡省一个叫库拉尼的村庄4000伊麦如可耕地献给了杜尔-沙鲁金的纳布神庙。”[123]除了直接捐赠土地外，亚述国王还指定耕地向神庙提供供物。一份葡萄园转让契约写道：“它是一个向阿淑尔神和穆里苏女神提供ginû供品的葡萄园。”[124]在赐予神庙土地时，国王一般都豁免了其国家赋役。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在赐予阿淑尔神庙土地的诏书中写道：“为了保全他的生命，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豁免了（它们的赋役），把它们献给了他的主人阿淑尔神。”[125]在修建杜尔-沙鲁金时，萨尔贡二世占用了向阿淑尔神和巴布神提供大麦和面粉的耕地，它们是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献给两位神灵的。[126]

除了上述各类土地外，亚述文献提到最多的是私人土地，这类土地是šibšu税和nusāhē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在提及私人土地时，有关文献一般要列举保有者的名字而非仅仅介绍其身份。私人土地在进行买卖和租赁等交易时，有关文献不但明确土地所有者的名字和身份，而且往往列举其亲属等与土地权属有关联的人员。私人土地要负担šibšu税和nusāhē税。亚述人可能按照惯例由土地的保有者缴纳税赋，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一般不涉及税赋问题，因此，正常的土地买卖很少提及税赋问题。然而，在租赁土地时，承租人只是在一定期限内占有相关的土地，双方往往在契约中要明确税赋的负担者。公元前631年，一份租地契约规定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由承租人负担：“他将享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6年；（其中）3年耕种，3年休耕，总共是6年。它的šibšu税将要征收，它的nusāhē税（也）需要征收。”[127]公元前650年，一份土地抵押契约则规定：“他将享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8年；（其中）4年耕种，4年休耕，总共是8年，（这块土地）既不需要交纳šibšu税，也不需要交纳nusāhē税。”[128]

4.征收方式

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的征收也是季节性的工作，因此，亚述没有专职的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税官。不过，上自行省总督下至村庄的村长的各级官员都参与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的征收。

征收税赋是行省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埃萨尔哈东时期，阿淑尔省总督公然违反惯例向阿淑尔城征收šibšu税和nusāhē税，阿淑尔城的市长和长老们联名写信给国王维护他们的权益：“您的父亲、您的祖父和您祖父的父亲都豁免了阿淑尔城（的赋役），您还赐予我们额外的特权。现在总督府的人任命了内城的‘国王的代表’，他们正在征收šibšu税和nusāhē税。您是辛纳赫里布的嫡系子孙，阿淑尔神和沙马什神保佑您、您的儿子、您儿子的儿子乃至千秋万代。（可是）在您统治期间，他们却征收我们的šibšu税和nusāhē税。”[129]

行省副总督和派驻行省的“国王的代表”也参与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的征收。[130]上文提到，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过去我们向巴鲁库和涅尔伽尔-阿沙莱征收nusāhē税，但是，现在贝尔-阿普里-伊丁驱赶了“国王的代表”。在这封信中，贝尔-阿普里-伊丁驱赶的伊萨纳省的征nusāhē税的官员是“国王的代表”。

有时，国王派遣其侍卫去催交税收。一位高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现在，国王我的主人应该问问正在这里征收nusāhē税的国王的侍卫曼努-基-阿赫，这里是否有大麦。”[131]

由于一些人员拒交税赋，征收šibšu税与nusāhē税有时还需要军队协助。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致萨尔贡二世的信还写道：“我已派去了一个‘国王的代表’□□□□□□舍佩-阿淑尔的nusāhē税□□□□□□我派去了伊图族士兵。”[132]卡尔胡省的一位官吏在致总督的信也提到了军队参与征收nusāhē税的情况：“总督沙马什-贝鲁-乌粟尔正要拿走□□□□我们不应被征收的nusāhē税，他今年为什么征收我们的nusāhē税？他的军队天天都□□□□□在我们的村庄周围游荡。”[133]

有关官员一般在打谷场上征收šibšu税与nusāhē税。尼姆鲁德出土的一篇征税记录写道：“他（纳税人）应该把（它）运到打谷场（adru）上。”[134]行省征收的šibšu税与nusāhē税一般储存在行省，行省官员根据国王的命令向军队士兵等人员供应粮草。阿拉泊哈省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道：“他们应当送给我一个盖（国王）印的命令，我才可以根据写字板的记录，给他们相应数量的大麦。（我的）大麦都储存在沙布□□□□镇□□□□□□。”[135]一位官员在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们准备出发去参加检阅，但是，队官伊什美-伊鲁给我们带来了国王的金印，他三番五次地阻止我们说：‘交来给马扎穆阿行省军队的大麦!”[136]

5.税率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亚述涉及šibšu税与nusāhē税率的法律，其他涉及这两种税赋税率的文献也屈指可数，因此，这两种种植业税的税率还没有定论。大约公元前685年，[137]一份破损的土地买卖文书的附加条款写道：“nusāhē税是1/10，šibšu税为1/4。”[138]无独有偶，公元前625年10月3日签订的一份租地契约的附加条款规定：“nusāhē税是1/10，šibšu税为1/4。”[139]然而，上述税率似乎并不是全国统一的税率。公元前630年10月，一份以土地作抵押的借款契约约定：“他需要像村庄一样缴纳šibšu税与nusāhē税。”[140]但是，这份契约既未明确参照同村村民纳税的原因，又未提交税率。

新巴比伦时期，šibšu不再仅仅是一种国家课征的农业税，而主要指土地所有者向承租人收取的地租，比例可达25％至30％，甚至可达50％。与šibšu有关的农作物通常是芝麻等二类农作物，这在波尔西帕城尤其明显。[141]

二　养殖业税

1.ibtu税的词源与起源

ibtu大概来源于动词abātu（抓住、捆住等），它的语义符máš通常与动词aābu（增长、添加）联系在一起。[142]ibtu一词的用法和意思非常复杂，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意思：在法律文献中，ibtu通常指“利息、利率”[143]；在肝脏占卜文献中，该词既可以表示“增长或增加”，也可以表示“（疾病等）的发作”[144]；而在与牲畜有关的文献中，则指国家征收的一种家畜税。[145]在与牲畜有关的文献中，ibtu主要拼写为i-bit，i-ib-ti，i-bi-ti，i-ib-teib-ti，ib-te，ib-tu，ib-tú，其语义符是máš；ibtu多跟表示牲畜的名词构成结构态，它一般拼写为ibit或ibat。

作为牲畜税，ibtu税最早出现在中巴比伦时期国王豁免臣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巴比伦第四王朝国王尼布加尼撒一世曾在奖赏对埃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战车军官里提-马尔都克的敕令中写道：“（他的）牛羊的ibtu税不得被国王和纳马尔总督征收□□□□□□”[146]国王马尔都克-纳丁-阿赫在赏赐对埃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阿达德-泽尔-伊科沙的敕令中写道：“□□□□□□征收牛的ibtu税和征收绵羊的ibtu税的税吏（mākisu）不得进入他的城镇□□□□□□。”[147]尽管上述文件残缺不全，但是，ibtu和牛、绵羊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到了税吏，ibtu税是一种牲畜税无疑。

在亚述地区，ibtu税作为牲畜税最早出现在新亚述时期。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它很可能像其他赋役制度一样随着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而被引进到亚述。迄今为止，亚述最早提到ibtu税的文献是沙尔马纳沙尔四世时期“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记录以其名字命名城市修建过程的铭文，他写道：“我确定了这个城市的免税特权，（它的）šibšu税和nusāhē税不得征收，任何人都不得改变其渠道的流向，它的边界不得改变，（它的）牛羊的ibtu税不得征收。”[148]此后，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等国王在豁免其臣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们的牛羊不得课ibtu税。”[149]ibtu税与其他税赋出现在国王的敕令中表明，它是一种正式的国家税赋。

新巴比伦王国和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ibtu税仍然是一种与牲畜有关的税赋，大多供应神庙。埃巴巴尔神庙的文献和一些私人文献表明，尽管ibtu税官征集大量牲畜奉献神灵，但是，该官员仍然是独立于神庙之外的国家官吏，可以供应数个神庙需要的牲畜。[150]然而，在国家的档案中，ibtu则指从国家的牧人手中征收的牲畜，[151]然后送到国家掌管的牲畜育肥圈中育肥。[152]

2.课征的牲畜

ibtu税征收的牲畜包括多种常见家畜，主要有牛、绵羊、驴、马和山羊等。

牛和绵羊是亚述ibtu税课征的主要牲畜。尼尼微宫廷档案中一份分配ibtu税牲畜的清单写道：“ibtu税（征来的）牛和绵羊分配（如下）：厨师长官署（提供的）ibtu（牲畜）共有140头（只），（包括）40头牛、‘rēšēti供品’和100只作为日常供品的（绵羊）（牛）；辛-沙鲁-伊伯尼麾下的尼尼微众神的农夫（交来）20头（牛），纳布-沙鲁-乌粟尔的农夫（交来）110头牛□□□□□□”[153]

驴和马也是亚述ibtu税征收的重要牲畜。卡尔胡出土的一份接受牲畜的账目清单写道：“□□□□年闰6月ibtu税的账目：一个栏25头骡子，1栏有120头驮重的驴，356头□□□□□两栏总共476头驴。151（头驴）是后备的□□□□（头驴子）是旧的贡赋□□□□头（驴是）□□□挽车的驴，总共412头驴。”[154]

亚述ibtu税征收的牲畜还可以是马和山羊。亚述的一份登记人口和财产的清单写道：“□□□□30匹马是□□□□□ibtu税。”[155]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破损的印文写道：“□□□百40只山羊□□□□ibtu税□□□□。”[156]

3.课税的对象

牧民是ibtu税的征税重要对象。埃萨尔哈东时期，由于牧民没有交纳ibtu税，负责阿淑尔神庙牲畜供应的官员达狄无法进献宴会上用的绵羊，该官员在国王的信中写道：“致国王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达狄。祝国王我的主人身体健康!愿纳布和马尔都克保佑国王我的主人!现在，卢丁-伊拉城负责供应宴会的牧人阿尔贝拉玉和吉里图扣留我向国王交付的绵羊ibtu税（已）达7年了，他们（根本）不出来交税。”[157]可见，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是ibtu税的负担者。

除了以放牧为生的牧民外，其他居民饲养的牲畜也要交纳ibtu税。上文提到，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豁免了其城市居民的ibtu税，然而，他并没有提到牧民，因此，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豁免的可能是其城镇居民的牲畜。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豁免臣僚地产的赋役时，其地产上饲养的牲畜的ibtu税也被豁免，可见有关人员地产的牲畜也要交纳ibtu税。

ibtu税课征的对象有时是被征服地区居民。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158]的一篇铭文写道：“在我登极之年和我统治的第一年，我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的王位，调集了我的战车和庞大的军队。我收取了吉尔扎努的（作为）ibtu税的马匹。”[159]公元前720年，萨尔贡二世把（提供）大小牲畜的ibtu税摊派到新征服的哈马人身上。[160]公元前710年，萨尔贡二世还向普库杜和欣达鲁部落征收ibtu税以供应贝尔和纳布等神灵。[161]

4.征收的方式

行省总督负责征收ibtu税供应神庙。巴比伦尼亚的一份神职人员的备忘录写道：“关于给贝尔、纳布和涅尔伽尔的牛和绵羊的ibtu税，总督们已经征集了。”[162]由此可见，行省总督对本省ibtu税的征收负有责任，各个神庙是各种牲畜的重要消费对象。

在行省中，ibtu税由专职官员“ibtu税官”（rab ibti）负责征收。由于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绵羊，“ibtu税官”受到了宫廷书吏的责罚，他的朋友塔伯尼向宫廷书吏求情，他在信中写道：“致宫廷书吏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塔伯尼。祝我的主人身体健康!愿纳布和马尔都克保佑我的主人!愿您精神饱满地进入尼尼微，心平气和地面对纳布和国王!现在阿尔帕德城（负责征收）ibtu税绵羊的税官阿伯尼就要去面见我的主人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还）是一个尊重我的主人的人。关于（充作）ibtu税的绵羊，我的主人应该信任他。我的主人为什么要虐待他？这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愿我的主人向总督求情，让会计总管出来帮助他。”[163]“ibtu税官”阿伯尼因充作ibtu税的绵羊受到宫廷书吏的责罚表明，“ibtu税官”具体负责ibtu税的征收，而宫廷书吏可能负责登记全国上交的ibtu税。塔伯尼请求宫廷书吏让总督安排会计总管帮助ibtu税官，再次表明行省总督对ibtu税征收负有责任。

尽管不少亚述文献提及ibtu税，但是，它们并未提及具体的课税数目，因此，该税的税率还有待于新文献的揭示。

需要指出的是，新亚述时期，国王还委派mušarkisu到行省的村镇，他们负责运送、征集国王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其中包括军队需要的马匹。[164]不过，我们既不清楚他们以何名义征集马匹以及它们与ibtu税的关系，也不清楚mušarkisu与ibtu税税官的关系。

总之，征收农业税是亚述剥削行省居民的重要方式。随着亚述的扩张，亚述在借鉴被征服地区行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行省，并组建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行省是亚述的基本的行政单位，上自总督、副总督、“村庄巡检官”，下至村庄的村长等主要的行政管理官吏都参与农业税的征缴。尽管亚述存在ibtu税税官，但是，该官吏隶属于行省总督，不过是养殖业税的具体执行者。

种植业税是亚述农业税的重要税种，它们与土地保有有直接关系。亚述名义上实行土地国有制，实际上土地被上自国王下至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占有，多数私有土地均负有交纳农业税的义务，征收农业税是土地国有的重要表现形式。占有土地是负担农业税的前提条件，大土地所有者应多负担农业税，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少负担农业税，不占有土地的人员则不需要缴纳农业税，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亚述农业税的种类比较单一，且实行分成税。种植业仅仅负担nusāhē税和šibšu税，而养殖业需要负担ibtu税。1/10的nusāhē税和1/4的šibšu税表明，亚述的种植业税赋实行的是分成制。尽管亚述农业税的税率尚无定论，但是，土地耕作者多产则国家多征，而土地耕作者少收则政府少征，分成制税赋有利于提高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耕种土地有利可图，富有的贵族官僚纷纷购买土地，亚述农业税的分成税制可能是导致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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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rtmut Kühne，“The Rural Hinterland of Dur-Katlimmu”，in Hartmut Kühne，ed.，Dur-Katlimmitu 2008 and Beyond，Wiesbaden：Harrassowitz，2010，pp.115-123；Maria GraziaMasetti-Rouault，“Rural Economy and Steppe Management in an Assyrian Colony in theWest”，in Hartmut Kühne，ed.，Dur-Katlimmitu 2008 and Beyond，pp.129-137.

[2]J.N.Postgate，“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WA，Vol.23，No.3（1992），pp.203-204.

[3]中亚述时期，有些地区被称为hal um或halzum，一些学者认为它们也是行省的一种称呼，但是，他们的推断并未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参见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2。

[4]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p.2-5.

[5]文本文献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根据上下文进行的必要补充，否则引文的语句不通。本书所引的楔形文字文献既参照了现代学者的译文，又对照了阿卡德语和苏美学语原文，因此，有时与现代学者的翻译有一定的出入。

[6]RIMEⅡE2.1.1：73-85.

[7]H.Nissen，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9000-2000 B.C.，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68；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40.

[8]RIMEⅡE2.1.4.25：33-40.

[9]温纳德（Ungnad）认为“苏巴尔图”指整个“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盖尔布则认为它指亚述地区，而格策认为它可能指更北的地区，并不能肯定它是否包括亚述地区。参见Albrecht Goetze，“Review of Hurrians and Subarians by Ignace J.Gelb”，JNES，Vol.5，No.2（1946），p.166。

[10]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p.40.

[11]RIMA 1 A.0.1002.2001.

[12]T.M.Sharlac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ⅢState，Leiden and Boston：Brill and Styx，2004，pp.6-7.

[13]RIMA 1 A.0.1003.2001.

[14]RIMA 1 A.0.39.1001：ii4-ii7.

[15]GernotWilhelm，The Hurrians，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 Ltd，1989，p.46；N.Stillman and N.Tallis，Armies of Ancient Near East 3000 B.C.to 539 B.C.，Worthing：Wargames Research Group，1984，p.24；Alexander Henry Friedmann，Economic Geography and Administration at Nuzi，PhD Dissertation of Hebrew Union College，1982，pp.154-157.

[16]有人认为halzuhlu也是米坦尼王国的总督称呼之一，但是，M.P.麦达曼认为这位官员主要负责地产的测量和分配，他与中亚述时期的halzuhlu（地区长官）有显著的区别。参见M.P.Maidaman，“The Office of Hal uhlu in the Nuzi Texts”，in M.A.Morrison and D.I.Owen，eds.，Studies on th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of Nuziand the Hurrians：In Honor of ErnestR.Lacheman 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April 29 1981，Winona Lake：Eisenbrauns，1981，pp.233-246。

[17]P.Machinist，“Provincial Goverance in Middle Assyria and Some New Texts from Yale”，Assur，Vol.3，No.2（1982），pp.13-15；E.Cancik-Kirschbaum，Diemittelassyrischen Briefe aus TallŠēh Hamad，p.25；S.Jakob，Mittelassyrische Verwaltung und Sozialstruktur：Untersuchungen，Leiden：Brill，2003，p.7；B.Faist，“Kingship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Assyrian Period”，in G.B.Lanfranchi and R.Rollinger，eds.，Concepts of Kingship in Antiquity，Padova：SARGON，2010，pp.18-19.

[18]P.Machinist，“Provincial Goverance in Middle Assyria and Some New Texts from Yale”，Assur，Vol.3，No.2（1982），p.14；Jaume Llop，“The Creation of the Middle Assyrian Provinces”，JAOS，Vol.131，No.4（2011），pp.597-601.

[19]S.Jakob，Mittelassyrische Verwaltung und Sozialstruktur：Untersuchungen，p.140.

[20]S.Jakob，Mittelassyrische Verwaltung und Sozialstruktur：Untersuchungen，pp.140-147.

[21]E.Forrer，Die Provinzeiteilung des assyrischen Reiches，Leipzig：Hinrich Buchhandlung，1920，p.9.

[22]RIMAⅠA.0.76.1：30-32，

[23]Jaume Llop，“The Creation of the Middle Assyrian Provinces”，JAOS，Vol.131，No.4（2011），p.594.

[24]J.J.Szuchman，Prelude to Empire：Middle Assyrian Hanigalbat and the Rise of the Aramaeans，p.17.

[25]J.N.Postgate，“The Middle Assyrian Provinces：Review 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WA，Vol.23，No.3（1992），p.251.

[26]J.N.Postgate，“The Middle Assyrian Provinces：Rezension of Die Orts-und Gewâssernamen mittelbabylonischen und mittelassyrischen Zeit”，AfO，Vol.32（1985），pp.95-98.

[27]RIMAⅡA.0.87.4：34.

[28]H.W.F.Saggs，The Might thatWas Assyria，p.69.

[29]RIMAⅡA.0.0101.1：iii125；RIMAⅢA.0.102.6：iv 26-iv 38.

[30]“图尔塔努”是新亚述时期宫廷七大高官之一，亚述义务兵的主将。参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Geburtstag am 19 Juni1993，Kevelaer：Butzon und Bercker Verlag，Neukirchen-Vluyn：Neukirchener Verlag，1995，pp.379-382；SAASⅪ，pp.107-125。

[31]“马森努”是新亚述时期宫廷七大高官之一，负责工程建设，尤其见于在杜尔-沙鲁金建造过程中。参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1993，pp.379-401；SAASⅪ，pp.13-28。

[32]“纳吉尔—埃卡里”是新亚述时期宫廷七大高官之一，一般译为“宫廷传令官”。参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1993，pp.392-401；SAASⅪ，pp.29-43.

[33]“拉伯—沙克”是新亚述时期宫廷七大高官之一，一般译为“大持杯者”。参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 1993，pp.379-401；SAASⅪ，pp.45-60。

[34]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 1993，pp.379-401；SAASⅪ，pp.138-139；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p.5-9.

[35]RIMAⅡA.0.101.1：i89.

[36]RIMAⅡ，p.390.

[37]RIMAⅢA.0.103.1：i9—i52.

[38]RIMAⅢA.0.104.2010：8—9.

[39]RIMAⅢA.0.104.7：13-20.

[40]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p.5-6.

[41]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5.

[42]E.Forrer，Die Provinzeiteilung desassyrischen Reiches，pp.8ff.

[43]Urāsi本义指砖瓦工，引申为服劳役者。Simo Parpola，Assyrian-English-Assyrian Dictionary，p.130.不过，福雷尔曾误以为“从属行省”的长官。E.Forrer，Die Provinzeiteilung des assyrischen Reiches，p.9.

[44]E.Forrer，Die Provinzeiteilung desassyrischen Reiches，pp.9-10.

[45]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3.

[46]ARABⅡ25，29，64.

[47]ARABⅡ4，30.

[48]ARABⅡ56，57.

[49]ARABⅡ22.

[50]ARABⅡ41.

[51]RINAPⅣ4：29-30；17：ii6-ii20.

[52]RINAPⅣ1：ii65-ii82.

[53]RINAPⅣ1 iii1-iii14.

[54]亚述人称古代埃及为“穆苏尔”（Mu ur），本书按照学术界的惯例称其现代的名字或古典文献中的名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地中海和非力士等一些现代人比较熟悉的地名也按此例处理，其古代名称均可在附录中的地名对照表中查到。

[55]RINAPⅣ99：47-48.

[56]SAAⅪ1.

[57]RIMAⅡA.0.99.1：r.19.

[58]RIMAⅢA.0.104.7：13-20.

[59]RIMAⅢA.0.102.2002.

[60]RIMAⅢA.0.102.2010：9.

[61]SAAⅤ3：10-16.

[62]RINAPⅠ40：3-11.

[63]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p.9-10.

[64]RIMAⅢA.0.102.2010：9.

[65]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p.6-8.

[66]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pp.2-5.

[67]J.N.Postgate，“The Place of thešaknu in Assyrian Government”，AnSt，Vol.30（1980），p.108.

[68]SAAⅤ176：4-5.

[69]SAAⅩⅥ63：31；96：3.

[70]Richard A.Henshaw，“Review：Late Assyrian Officialdom”，JAOS，Vol.100，No.3（1980），p.285.

[71]J.N.Postgate，“The Ownership and Exploitation of Land in Assyria in the FirstMillennium BC”，in M.Lebeau et P.Talon，eds.，Reflets des deux fleuves：Volume demélanges offertsàAndréFinet，pp.141-152.

[72]RIMAⅡA.0.101.56：12-13；RIAMⅢA.0.102.6：iv 37-iv 39.

[73]沙马什-努里和阿达德-伊特伊父子均曾担任古扎努总督。参见RIMAⅡA.0.101.2004.8-9；V.A.Jakobson，“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in I.M.Diakonoff，ed.，Ancient Mesopotamia：Socio-Economic History：ACollection of Studies by Soviet Scholars，p.286。

[74]SAAⅠ177：17-21.

[75]P.Machinist，“Provincial Governance in Middle Assyria and Some New Texts from Yale”，Assur，Vol.3，No.2（1982），p.25.

[76]CTNⅤ74：1-11.

[77]M.Liveran，i“The Growth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the Habur/Middle Euphrates Area：A Paradigm”，SAAB，Vol.2，No.2（1988），pp.81-98.

[78]SAAⅠ，pp.xiii-xiv；K.Kessler，“‘Royal Road’and other Ques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Communication System”，in S.Parpola and R.M.Whiting，hrsg.，Assyria 1995：Proceedings of the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Helsinki：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1997，pp.129-136.

[79]中国史学界往往称农业税为田赋，而西方学术界则多称之为土地税。

[80]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pp.174-199.

[81]CADŠ/1，pp.6-7.

[82]CADŠ/2，pp.383-385.

[83]I.J.Gelb，Sargonic Texts in the LouvreMuseu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3.

[84]□表示文本文献中的破损部分，一个□相当于一个楔形文字字符。

[85]I.J.Gelb，Sargonic Texts from the Diyala Region，35：1-3.

[86]G.Visicato，“A Temple Institution in the Barley Records from Sargonic Ešnunna”，ASJ，Vol.19 （1997），p.246f.

[87]I.J.Gelb，Glossary of Old Akkadi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263.

[88]Moshe Weinfeld，Social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an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pp.103-137.

[89]J.P.J.Olivier，“Restitution as Economic Redress：The Fine Printof the Old Babylonian mēšarum-edict of Ammişaduqa”，ZAR，Vol.3（1997），pp.16-17.

[90]A.Goetze，“Fifty Old-Babylonian Letters from Harmal”，Sumer，Vol.14（1958），p.16：3-7.

[91]M.deJEllis，“Old 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 and Letters from Tell Harmal”，JCS，Vol.24，No.3（1972），9 and 10.

[92]J.J.Finkelstein，“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illa”，JCS，Vol.7，No.4（1953），86：9.

[93]不过，芬克尔施泰因将še.in.nu转写为tibnu。

[94]CAD N/2，pp.1-14.

[95]CAD N/2，pp.351-352.

[96]J.J.Finkelstein，“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illa”，JCS，Vol.7，No.4（1953），86：9.

[97]CAD N/2，pp.351-352；AHW，p.805.

[98]D.B.Wiesberg，Neo-Babylonian Texts in the Oriental Institute Collec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80：1-6.

[99]imāru本义为“驴”，由于驴是古代两河流域的驮兽，一头驴所载货物的重量逐渐成为一种重量单位。新亚述时期，播种的种子的重量发展成为耕地的面积单位，一头驴所载种子的重量又演变成面积单位。CAD，I-J，pp.111-114.

[100]1 imēru abšušibšu ina giš.bánšašibše，转自CAD，p.384。

[101]中国古代称为“刍稿”，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和秦代一项重要的税收。参见黄天华《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40—41页。

[102]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ND 9904：1-6.

[103]CTNⅢ16：1-7.

[104]SAAⅥ191：r.4-r.6.

[105]CTNⅢ70：1-10.

[106]SAAⅠ176：r.25-r.26.

[107]“苏卡鲁”是新亚述时期宫廷七大高官之一，一般译为“高官”（vizier）。参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1993，pp.379-401；SAASⅪ，pp.91-106。

[108]“萨尔提努”是新亚述时期宫廷七大高官之一，一般译为“大法官”。参见Simo Parpola，“The Assyrian Cabinet”，in 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 1993，pp.379-401；SAASⅪ，pp.77-90。

[109]CTNⅤ41：16-21.

[110]SAAⅪ219.

[111]在巴比伦语中，该词拼写为mu’untu。波斯特盖特曾将其译为“水田”，参见J.N.Postgate，Neo-Assyrian Royal Grant and Decrees，pp.180-181。

[112]SAAⅩⅧ56：r.6-r.9.

[113]CTNⅤ52：4-6.

[114]CTNⅤ74：r.3-r.9.

[115]CTNⅤ24：25-28.

[116]SAAⅪ224：5.

[117]SAAⅥ335：4.

[118]SAAⅩ173：6-r.9.

[119]SAAⅥ204：6.

[120]F.M.Fales，Censimentie catastidiepoca Neo-Assyria，Rome：Studi Economici tecnologicins.2，1973，24：r.14.

[121]SAAⅪ219：iv 16.

[122]SAAⅡ1：5-7.

[123]SAAⅠ106：6-9.

[124]SAAⅥ188：r.6.

[125]SAAⅫ1：4.

[126]SAAⅫ19.

[127]SAA287：7-10.

[128]D.J.Wiseman，“The Nimrud Tablets，1953”，Iraq，Vol.15，No.2（1953），ND 3430：3-10.

[129]SAAⅩⅥ96：1-r.10.

[130]SAAⅠ181：6-r.1.

[131]SAAⅤ82：r.9-r.13.

[132]CTNⅤ74：r.17-r.19.

[133]CTNⅡ196.

[134]CTNⅢ14：8；16：7.

[135]SAAⅩⅤ10：7-r.3.

[136]SAAⅤ234：1-r.1.

[137]由于相关部分的破损，这份法律文书的确切时间无法断定，但是，由于买主穆沙里姆-伊鲁曾在公元前685年借给亚狄-伊尔4米那银子，我们断定上述两宗交易可能相距不会太长。参见SAAⅥ175。

[138]SAAⅥ176：s.1.

[139]SAA41：r.14.

[140]SAA122：r.3-r.4.

[141]G.van Driel，Elusive Silver：In Search of a Role of a Market in an Agrarian Environment：Aspects of Mesopotamia’s Society，Leiden：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2002，pp.291-292.

[142]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p.171.

[143]K.R.Veenhof，“Price and Trade：The Old Assyrian Evidence”，AoF，Vol.15，No.2（1988），p.262；SAASⅥ，pp.177f.

[144]SAAⅣ，p.xlv.

[145]CAD，pp.158-162.

[146]L.W.King，Babylonian Boundary-Stones and Memorial-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2，Ⅵ：i55.

[147]L.W.King，Babylonian Boundary-Stones and Memorial-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ⅧAddition Article：21-24.

[148]RIMAⅢA.0.105.2：19-21.现在的铭文提到的是提格拉皮拉沙尔三世，但是，铭文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原来的铭文写的是沙尔马纳沙尔（四世）。

[149]SAAⅫ25：33，26：33，36；35：r.26，36：r.30.

[150]M.Dandamaev，“The Neo-Babylonian rab ibti”，in J.Marzahn und H.Neumann，hrsg.，Assyriologica et Semitica：Festschrift für Joachim Oelsner anläβlich seines65 Geburtstagesam 18 Februar1997，pp.29-31；A.C.V.M.Bongenaar，TheNeo-Babylonian Ebabbar Templeat Sippar：ItsAdministration and Prosopography，Leiden：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h Instituut te Istanbul，1997，p.101；M.G.Kozuh，The Sacrificial Economy：On the Management of Sacrificial Sheep and Goats at the Neo-Babylonian/Achaemenid Eanna Temple of Uruk（c.625-520 BC），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6，pp.182-184.

[151]John MacGinnis，“The Royal Establishment at Sppar in the6th Century BC”，ZA，Vol.84，No.2 （1994），p.202.

[152]G.van Driel，Elusive Silver：In Search of a Roleof a Market in an Agrarian Environment：Aspectsof Mesopotamia’s Society，pp.286-288；G.van Driel，“Cattle in the Neo-Babylonian Period”，BSA，Vol.Ⅷ（1995），pp.228-229.

[153]SAAⅪ90：1-12.

[154]B.Parker，“Administrative Tablets from the North-West Palace，Nimrud”，Iraq，Vol.23，No.1 （1961），ND 2451：1-12.

[155]SAAⅪ201：iii2.

[156]CTNⅡ256.

[157]ABL 727：1-25.

[158]学术界对这份文献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坚持认为此文献是阿淑尔纳色尔帕一世的铭文。RIMA II，p.254.

[159]RIMAⅡA.0.101.18：1-4.

[160]S.Holloway，Ašur is King!Ašur is King!Religion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p.106.

[161]A.Fuchs，Die Inschriften SargonⅡaus Khorsabad，Göttingen：Cuvillier Verlag，1994，Ann.277-278.

[162]SAA166：r.1-3.

[163]SAAⅩⅥ48.

[164]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pp.14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