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侧重探讨“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它们交互组成了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尤其是历经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极一时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后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兴起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一整套清晰的理论框架，向来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政治经济取向虽在传播学内广受认可，在电影研究领域却较为少见。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1999）认为，这一面向之分析乃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的批判之后，方才渐渐进入主流视野。通过将电影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与传播媒介的分析单位，电影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必须视电影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生产与流通的商品，进而关注其如何维系与再制某种权力结构。换而言之，政治经济学取向不仅对电影为何流行感兴趣，而且注重电影背后市场与国家的卷入过程，探讨电影输出如何与其他媒介产品联系起来，从而延宕出特定的政治文化意涵。

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中国电影最令人瞩目的属性之一在于它对政治事件的反应方式”，因而，国内电影文化研究往往集中于国家历史层面，关注被特定塑造的文本如何体现政治权力的流转。不过，由于媒介产制与国家意志的紧密程度乃是随社会整体转型而变化，这种研究偏向在新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郝晓鸣与陈嬿如（2000）对1980—1994年中国大陆类型片进行了统计，发现宣传主旋律类题材电影从原有的19.3%下降到1989年的12.5%，继而降至1993年的7.9%，这揭示出伴随电影由过去的宣传工具向市场化产业过渡，决定电影生产定位的力量从国家转接到观众，电影的社会评价标准也因此发生相应改变。这启发研究者摆脱旧有观念，将受众主体性纳入华莱坞电影动力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动机与文化生产操作过程的中国化过程在华莱坞研究中同样不容忽视。有研究也指出，尽管当今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然而“政治”一直是重构中国在西方形象的决定性因素，若不使用相应的政治代码策略，中国电影难以获得对外承认与文化认同。换而言之，政治成为一种服务于电影传播的手段，类型化的政治能够为华莱坞电影的国际输出提供必要的资源与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