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学研究之过去、现在和未来

最早在新疆获得吐火罗语写本的是俄国驻喀什的领事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和另一个俄国人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由于发现非汉文的古代写本的信息传至世界各地，189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便通过了霍恩勒（Hoernle）、拉德罗夫（Radloff）、克莱门茨（Klementz）和塞纳（Sénart）等人的提议，拟在新疆地区进行更加系统的探寻。日后，随着英、德、法、俄、日、瑞典等各国探险队在新疆和甘肃敦煌等地所进行的探测，发现了大量多种语言文字的写本残卷，从而开启了欧洲学者对这些文献研究的热潮，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用婆罗谜字（Brāhmī）书写的未知印欧语写本。著名突厥学家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依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的题记，在1907年将这种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1908年，梵学家西格（Emil Sieg, 1866—1951）和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1880—1946）发表著名论文《吐火罗语考》，赞同缪勒的命名。特别重要的是，两位学者清楚地证明了这种语言是印欧语系中独立的一支，其发现和译释是20世纪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件大事。

吐火罗语分为A、B（或甲、乙）两种，通常称为“方言”，之间差异很大。这两种吐火罗语可以追溯到“共同吐火罗语”，即尚未分化时的语言。吐火罗语的元音分为简单元音与复合元音；辅音有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与流音、咝音、声门音、塞擦音。与梵语比较，吐火罗语缺少清送气音、浊音和浊送气音。吐火罗语的时态有现在时、未完成时、过去时、加重过去时；语气有虚拟、愿望、命令三种；名词、形容词有阴性、阳性、中性；数有单数、对数、双数、复数、复合复数；格为双层结构。代词有人称、指示、疑问、不定等，还有副词。动词有基础动词与致使动词；语态有主动语态与中间态。从类型上看，吐火罗语是一种SOV语言。在词汇方面，如果与原始印欧语比较，吐火罗语有明显的印欧语西支的特征。由于现存文献大多为佛典，吐火罗语中存在大量梵语借词，也有一些来自伊朗语的词汇。有的词语与非印欧语，如突厥语、乌拉尔语、汉语等有关。英国学者伯罗（T. Burrow, 1909—1986）认为古代鄯善的语言虽与吐火罗语不同，但存在吐火罗语底层，故两者有共同性，他称之为吐火罗语C。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1922—2013）则主张中国史籍所载的一些中亚古国如大宛也说吐火罗语，这观点尚有争议。

关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问题，早期研究者往往强调其与西支印欧语如意大利—凯尔特语及日耳曼语的联系。但经过近年来的进一步研究，有些原来被认为是语言特征的现象其实只是存古或微小的创新。比如原始印欧语的腭音与软腭音的合并，在其他印欧语中也反复出现，原始安纳托里亚语与赫梯语之间就是如此。以前美国学者亚当斯（Douglas Q. Adams）认为吐火罗语与日耳曼语关系密切，而保加利亚语言学家盖奥尔吉耶夫（Vladimir I. Georgiev,1908—1986）主张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有特殊联系。美国语言学家伦治（Donald A. Ringe）指出，这些假设未经仔细推敲，难以成立。吐火罗语与任何其他印欧语分支都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德国语言学家哈克施坦因（Olav Hackstein）进而指出，有些被认为是“西方”印欧语（包括希腊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拥有的共同创新，其实是存古或各自分别经历的语言变化，如吐火罗语和希腊语各有其语法化的历程。现今一般认为，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是第二个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仅次于安纳托里亚语。

关于吐火罗语的定名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这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缪勒和西格根据回纥文本题识所说先从印度语译为twγry语，又从twγry语译为突厥语，认为twγry就是历史上的Tokharoi（吐火罗），遂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法国印度学家烈维（1863—1935）研究了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自库车带回巴黎的木简，于1913年发表论文《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把吐火罗B语定名为“龟兹语（Koutchéen）”。此文由冯承钧（1887—1946）译为中文，其论点已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古代龟兹地区（主要指今天的库车、拜城、沙雅、新和四县境内）发现了不少吐火罗B语写成的世俗文书和题记，包括官方颁发的所谓“通行许可证”（laissez-passer，过所），所以把该语言认定为龟兹国的日常用语。此后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龟兹语虽主要通行于公元6—8世纪，但其使用有悠久历史，其语音、语法、构词法以至书写字体等诸层面均有从早到晚的变化，甚至还有方言的区别。特别是克孜尔发现的一些龟兹语佛典，根据日本学者玉井达士（Tatsushi Tamai）的研究，在语音、语法和字体上都有比较古老的特征。所以可以说龟兹语是古代西域北道流行的主要语言之一；除龟兹外，焉耆、吐鲁番等地也发现了不少B语的中晚期佛典。而吐火罗A语，虽然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arold Bailey,1899—1996）很早就提出了“焉耆语（Agni）”这样的名称，但A语文献大多发现于焉耆地区，有一些出土于吐鲁番地区，其他地区几乎没有。现有材料没有反映出语言与字体的明显变化，而且字体在年代分类上又属于较晚阶段。A语材料本身都为佛典经文，除两件德藏硕尔楚克出土的寺院文书外，几乎没有用于日常生活的证据。A语的书写者称自己使用的语言是ārśi语，至于ārśi语名称的由来，它与焉耆有怎样的历史关系，仍待继续研究。日本学者荻原裕敏（Ogihara Hirotoshi）据此主张仍然保留吐火罗语A的名称，但他后来又指出焉耆语这一名称还是可以使用的。

吐火罗语A、B语文献收藏于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俄罗斯圣彼得堡，日本东京、京都和中国的北京、乌鲁木齐、旅顺等地，书写材料有纸张和桦树皮等。设于库车的龟兹研究院藏有一批木简，此外还有石壁上的粗刻（graffites）和铭文等。部分吐火罗A语文书早在1921年由西格和西格林刊布，B语文书则刊行于1949—1953年。法国的烈维和费辽札（Jean Filliozat, 1906—1982）整理、出版了一批法藏材料。近二十年来，法国吐火罗语专家皮诺（George-Jean Pinault, 1955—）在吐火罗语文献的释读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英国所藏材料曾由布隆姆赫德（J. W. Broomhead）较为系统地整理过，其著作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位论文（1962年），未正式出版，现有学者拟重做。我国学者季羡林（1911—2009）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焉耆出土的44张共88叶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进行释读，于1998年出版了英文专书，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对吐火罗语的研究，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主要学者有上述西格、西格林，他们在舒尔茨（Wilhelm Schulze）的帮助下，出版了巨著《吐火罗语语法》（Tocharische Grammatik, 1931）。上面提到的烈维也与语言学大家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合作，刊布伯希和所获吐火罗语资料。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有更多学者投入吐火罗语研究。中国学者季羡林师从西格，二战期间开始学习吐火罗语；王静如（1903—1990）讨论了相关的若干历史学问题。这一时期国外主要的吐火罗研究者有美国的蓝恩（George Sherman Lane,1902—1981），丹麦的裴特生（Holger Pedersen, 1867—1953），捷克的普哈（Pavel Poucha,1905—1986，他在1955年用拉丁文出版了吐火罗A语词典），比利时的顾物勒（Walter Couvreur, 1914—1996）、温德金斯（Albert Joris van Windekens, 1915—1989），德国的温特尔（1923—2010，曾在美国工作）以及西格的弟子托玛斯（Werner Thomas,1923—2008）。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研究者除上文提及的皮诺外，包括德国的施密特（Klaus T. Schmidt,1932—2017）、斯坦普（Peter Stumpf, 1940—1977）、哈克施坦因、沙费尔（Christiane Schaefer），冰岛的希尔马森（Jörunder Hilmarsson, 1946—1992，世界上唯一的吐火罗语专业刊物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的创办者），美国的亚当斯和伦治，瑞典的卡尔林（Gerd Carling），俄罗斯的布尔拉克（Svetlana Burlak），现在波兰的韩裔学者罗纳尔德·金（Ronald I. Kim）等。当今活跃在吐火罗学界的语言学家还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玛尔粲（Melanie Malzahn），以及一些近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如荷兰莱登大学的贝明（Michaël Peyrot，曾在维也纳），受教于皮诺的荻原裕敏和台湾的庆昭蓉，他们都已用英、德、法、中、日等文字发表了许多论著，捷克学者布拉泽克（Václav Blažek）在吐火罗语词语的语源方面进行了探索。

此外，一些著名的印欧语学者如雅萨诺夫（Jay Jasanoff）、克林根施密特（Gert Klingenschmitt）、屈麦尔（Martin Kümmel）、梅尔切（H. Craig Melchert）和威德迈尔（Paul Widmer）也对吐火罗语历史语言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吐火罗语文书用婆罗谜字书写，这种行用于西域北道的婆罗谜文来自印度笈多斜体字母。近年在吐火罗语文献的字象学和古文书学的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展，其成果已经用于文献的分期和断代。此外，还有一件用接近于摩尼教粟特文的摩尼文（来自阿拉美文）书写的残卷，已由温特尔和突厥学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于1958年发表，以后希茨（Douglas A. Hitch）等作了进一步研究。

从目前情况来看，对吐火罗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引起了不少欧、美、亚洲的青年学者的关注，并无“曲高和寡”之感。吐火罗语文书的数字化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特别是通过“国际敦煌研究项目”、法兰克福的“TITUS项目”以及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吐鲁番研究项目”，不少原始资料已经可以通过网络获得。维也纳大学从2011年2月开始，正在执行一项由玛尔粲教授主持的“吐火罗语文献全编”（A Comprehensive Edition of Tocharian Manuscripts）项目。该项目为期6年，目标是提供全部吐火罗语文献的原始照片、拉丁字母转写和英译，还包括语言学、文献学、古代文化等方面的相关信息以及书目。2008年时，为纪念吐火罗语译释一百周年，分别在莫斯科和柏林举行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柏林会议论文集已经出版。2013年6月26—28日，在维也纳举行了关于吐火罗语写本和丝绸之路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以上诸般努力，都将大大推动吐火罗学在21世纪取得新的、长足的进步。

研究吐火罗语语言史必须紧密联系操这种语言的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但吐火罗人的由来及如何迁至今天新疆，则尚无定论。伊朗学家亨宁（W. B. Henning, 1908—1967）曾经论证伊朗语资料的Arg实即汉文史籍的“焉耆”（=Argi），梵文名称“阿耆尼”（Agni）亦可能源自arg，吐火罗A语应称Argi/Agni语。在其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中，他假定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实即吐火罗人的前身，他们曾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古提人与邻近的图克里人（Tukri）关系密切，是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3千纪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过游牧生活，是即中国史籍所载之“月氏”。这个观点在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尚缺乏充分证据，但已获得部分学者如俄罗斯的伊凡诺夫（V. V. Ivanov, 1929—，他对吐火罗语素有研究）、格鲁吉亚的加姆克列利泽（Tamaz Gamkrelidze,1929—）等人的支持，并予以引申，至今仍有影响。

根据我国古人类学家韩康信（1935—）对人骨的研究，新疆地区古代的人种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从大的系统讲，以欧洲人种占优势；但其类型也不是单一的，时代最早的是原始欧洲人类型。另一方面，新疆各处的墓葬遗址曾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其中年代较早的距今约四千年，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倡议进行研究，他于199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了题为“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98年出版了两卷本文集。2000年，他与考古学家马劳瑞（J. P. Mallory,1945—）合写的相关专著出版。这些活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000年起，中国考古学家进出罗布泊沙漠，找到了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 1902—1946）曾找到过的、位于孔雀河流域下游的小河墓地；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发掘，发现数具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经DNA检测，小河居民具有东西方成分混合的特点，男性个体检出单倍体R1a1a标记。另据对新疆西南部和田地区于阗青铜时代墓地出土人骨颅面性状进行的测量和比较分析，揭示距今三千年前的古于阗人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的混合群体，其中东方人群的贡献比率较高。

现在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与原始吐火罗人有联系，居住在米奴辛斯克和阿尔泰地区的说印欧语的居民向南进入新疆北部和塔里木盆地。林梅村认为，经过对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新疆分布的几种青铜时代文化的分析，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俄罗斯考古学家Alexey A. Kovalev认为应该称为切木尔切克文化）、楼兰地区的小河—古墓沟文化为吐火罗人文化，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则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结合的产物。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的东黑沟遗址，荣获“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称号，引起国内外欧亚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东黑沟墓葬与居址，与匈奴战胜月氏的历史记载吻合，故被称为月氏与匈奴人的古代家园。但其文化内涵和DNA检测结果与小河—古墓沟文化明显不同，这与上述吐火罗可能与月氏等同的观点相左。对此，尚有待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逐步解决。

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是与印欧语和印欧人的起源问题紧密联系的。近年来对此有较以往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最近有学者用类似研究进化生物学的方法，建立计算机模型，借鉴生物计量学和分支分类学的新进展，从事印欧语系（包括吐火罗语）的语言年代学和谱系学研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如果运用恰当，或将有助于吐火罗学和印欧语历史语言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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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