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常寺二乐署

自秦汉以降，太常寺为历代王朝国家常设的事务机关之一，其制度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李唐建国，因袭杨隋制度，仍置太常寺。在高宗龙朔二年（662）曾改名为“奉常寺”，到咸亨元年（670）恢复旧名；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又改为“司礼寺”，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又恢复旧名。据《通典·职官七·太常卿》：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为秩宗兼夔典乐之任也。周时曰宗伯，为春官，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初曰太常，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颜师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画日月焉。王者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后改为太，尊大之义也。'】［汉］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前151），更名太常……北齐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隋曰太常，与北齐同……大唐因之……

按：“太常”初为旗名。据《周礼·春官·巾车》:“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即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正幅上画有日月星辰，下边缀有十二条飘带，分别画有升龙和降龙，象征“天命”，用于祭祀、朝会等典礼场合。

（一）太常寺职官概况

太常寺的长官（一把手）太常卿，俗称“乐卿”，职掌朝廷礼乐、祭祀等事务，故“职重地高，不同他司”，在诸卿、监中级别最高。太常卿为正三品级，两名少卿为正四品上阶，合称“三卿”；其余八寺卿皆为从三品级，少卿为从四品上阶。“三卿”的人选虽然并不特别要求精通音律，但以具备音乐素养者为佳。在先后担任过“三卿”的官员中，有不少通晓音律的人物。例如唐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弟弟岐王（李隆范）皆知晓音律，在开元年间都曾担任过太常卿。

1．太常“三卿”与八署

据《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仆，八曰廩牺，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贰（副职）。”

以下先将太常“八署”机构以及职掌，列为简表。

在太常寺下还设有“四院”（即库房）。据《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

凡备大享之器物有四院，各以其物而分贮焉。一曰天府院，藏瑞应及伐国所获之宝，禘、袷则陈之于庙庭。二曰御衣院，藏乘舆之祭服。三曰乐悬院，主藏六乐之器物。四曰神厨院，主藏御廩及诸器物。

按：“大享”是最高等级的祭祀（天、地、祖宗）典礼；“禘、袷”为宗庙祭祀大典。第三院的“乐悬”是演奏“雅乐”的专用乐器，有成套的编钟、编磬等金石类敲击乐器，要用特制的梁架（横木曰簨，立柱曰虡）悬挂起来进行演奏。所谓“设乐悬”，就是在举行隆重典礼时预先摆设雅乐乐器。

2．太常寺衙主要职官

在盛唐时期，太常寺的主要职官设置如下表。

按：在《唐六典》、《通典》、两《唐书》中，对于太常寺职官人数的记载，虽详略稍异，但都对“三卿”以下的丞、主簿、录事、博士、太祝、奉礼郎和协律郎的品级、职掌等有具体说明，可见这是太常寺的主要职能官员。以下做简要介绍：

（1）太常丞，“总判寺事”，负责太常寺的日常事务，相当于本部门的“办公厅主任”。所以，这个“岗位”也以精通音律者为最佳人选。例如在武则天执政时，担任过太常丞的李嗣真就通晓音律，擅长胡琴，曾“闻东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弹之，无一声遗忘”。

（2）太常主簿，掌管大印、勾检稽失、检署公文事目抄件等事务。

（3）太常录事，负责“受事发辰”，就是协助主簿，按照规定监督各项事务实施的期限。如尚书省凡下达某项公文指令，皆有具体的日程期限。

（4）太常博士，职责是辨“五礼”（吉、嘉、宾、军、凶礼）之仪式，奉先王之法制，在大祭祀和大典礼场合，负责赞导礼仪；并拟议王公、三品以上官员的“谥号”，可谓朝廷礼仪制度方面的学术权威。其资位与左、右补阙（负责对皇帝进行规谏并举荐人员）大体相当，是精选之人才、清望之官职。他们在太常礼院（博士所居之处）议礼，皆得自专，无须禀告“三卿”。

（5）太祝，在祭祀太庙时，负责出纳神主（先君牌位）、跪读祝文等事务。其员额初为7人，后增至9人，开元二十三年（735）减为3人。

（6）奉礼郎，在祭祀、朝会时，负责设置君臣“版位”（就位次序。百官之位，文左武右，东西相向，北方为上）、赞导跪拜礼节等；凡仲春、仲秋公卿巡行诸皇陵时，负责其威仪、鼓吹以及仪式礼节。其员额初为4人，开元二十三年减为2人。

（7）协律郎，其职责是“掌和六律、六吕（阳为六律，阴为六吕），以辨四时（四季）之气，八风五音之节”。显然可见，这是太常官员中的音乐权威，其“岗位职责”要求任职者必须精通音律（熟谙音乐理论、乐舞创制与器乐演奏等）。其具体职责，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负责创制乐曲、创作歌辞，以及选辞入乐（为皇帝或大臣所作歌辞配上乐曲）。按：所谓“协律”，指调和音乐律吕，使之和谐悦耳。协律郎“岗位”设置仅2人，其人选不仅需要精通音乐理论、能指挥大型乐舞演奏，还要熟知朝廷礼乐制度与各项礼仪程序，并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等。具体而言，有两类人物堪称胜任：一是通晓音律的音乐家，如唐初的窦璡、张文收等人；二是音乐才能一般，但长于诗赋文辞、或通晓儒学经术，如以诗文著称的沈佺期、郑虔、韩愈、李贺等人。

第二，担任大型典礼仪式上的乐队指挥。据《唐六典·太常寺》:“若大祭祀、飨燕，奏乐于庭，［协律郎］则升堂执麾（指挥杖。用野鸡羽毛和彩翠装饰）以为之节制：举麾，鼓柷（与敔皆为木制的打击乐器），而后乐作；偃麾，戛敔，而后止。”

第三，“凡太乐、鼓吹［署］教乐则监试，为之课限。”即负责检查、监督太乐署、鼓吹署对乐伎的专业教习，担任定期考核、评定成绩的考官。

第四，负责音乐内容“政治思想性”健康与否的“把关”——“凡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

（8）太常寺下还有若干事务性的吏员：府12人，史23人，谒者10人，赞引20人，赞者16人，祝史6人，亭长8人，掌固（掌故）12人，太庙斋郎京（长安）、都（洛阳）各130人，太庙门仆京、都各32人。这些低级职位皆以“流外官”充任。如“太庙斋郎”参与祭祀事务，一般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仪容端正，粗通文义。这是“门荫”入仕（政治特权）途径之一。

3．太常“伎术官”（“直官”）

所谓“伎术官”，是指医官、太史官、乐官等具有某种专门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而太常“伎术官”与“直官”乃一事之两面，诸色“直司”官吏的职位也属于专业伎术（技术）性质。唐代太常太乐、鼓吹二署的乐工人数，在盛唐时最多达到“数万人”，其“人名簿籍”、伎艺组织（乐部）和服役（上番）等事宜，需要不少的基层官员来分工负责；尤其是“诸色”（各类）乐伎弟子的专业伎艺教习，更需要相当数量的专业乐师——“伎术官”来担任。

（1）太常“伎术官”

据《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其人选由本部门决定，再报送吏部审核。

故事（惯例）：伎术官皆本司（本部门）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术之官，惟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缺，听授散官（有级别但无具体职掌），有缺（职位空缺时）先授。若再经考满（一年一考，四年一任），听外叙。

［武周］神功元年（697）十月三日敕：“自今以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官不得过太史令（从五品下）；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从七品下）；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正五品下）；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正八品下）；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署令（从七品下）……”

［玄宗］开元七年（719）八月十五日敕：“出身非伎术，而以能（技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官。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天宝十三载（754）五月，吏部奏：“准格，伎术官各于当色本局、署员外置，不得同正员（正式编制内官员）之数。”从之。

［文宗］大和五年（831）七月敕：“诸色艺能授官，今后如有罪犯停职者，委本日牒报吏部，不在叙用限。”

据《乐府杂录·方响》可知，在太常诸色“伎术官”中有“调音律官”。

武宗（840—846在位）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盆、盂类瓦器）。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筯（筷子）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懿宗］咸通（860—873）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李德裕）家乐人也。［又］有异，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击缶（大肚小口瓦器）。

在太常乐署下，有担任乐师的“无品博士”若干人，凡是在15年的历次成绩考核中，能够累积优等者，可“授散官，直本司（担任本署“直司”）”。而这些“无品博士”，则是从习业既成且品行修谨的“长上弟子”中提升，可“为助教，博士缺，以次补之”。

按：由此可以推知，太常乐署的乐工、低级乐师（无品博士、有品博士），凡是伎艺优秀、人品端正并供役敬业者，通过“熬资历”，就有希望逐级进升至本署令、丞，进入“流内官”（九品）系列。然而，这种“熬资历”至少要积累20年以上的优良“考绩”，才有望实现。当然，若是伎艺超群，得到长官赏识、尤其是皇帝青睐者，则会“超升”官职的。

（2）太常“直官”

唐朝的“直官”，分为有品级（诸司诸色有品直司）、无品级（艺术百司杂直）两大等次。如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即位赦令》就有“诸司有品直司，宜加一阶；无品直司，赐勋一转……”云云。

据《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使劳、征辟、奏荐、神童、陪位，诸以亲荫并艺术百司杂直（无品级直司），或恩赐出身受职不为常员者，不可悉数。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又据《唐六典》卷二《吏部》“吏部郎中、员外郎”：

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太常寺三十人，……教坊二十人，……外官直考者，选同京官。其前官及常选人，每年任选。若散官、三卫、勋官直诸司者，每年与折一番。】

太常寺下的“直司”名色，有礼直、乐直（精通音乐）、医直、卜直等。

据《旧唐书·音乐志三》：开元二十五年（737），太常卿韦縚下令“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章，以付太乐、鼓吹两署，令乐工习用”。而参与其事的诸多官吏中，就有“直太乐［李］尚冲”其人。

按：从“凡诸司置直［官］，皆有定制”，“艺术百司杂直”（无品级直司）“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来看，当时“低级官场”的竞争相当激烈（求官者多而官位有限，从古至今皆然）。而且，在高度集权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之下，“官场”上的弄权舞弊、贿赂请托等腐败之风，更加剧了这种“利益竞争”的残酷性。

据《唐会要》卷六五《殿中省》、《太常寺》：

［开元］二十八年（740）四月十三日，殿中监奏：“尚食局无品直司六人，并是巧儿，曹司要籍，一任直司，主食十年，考满，同流外授官，仍补额内直［司］驱使。比来有阙，多被诸色人请射（请托谋求），此辈遂无进路。今后有阙，望请先授，妄来请射，不在补限。”敕旨从之。

［宪宗］元和三年（808）五月，殿中省奏：“敕当司尚食、尚衣、尚舍、尚药、尚辇等，共五局伎术直官，听在外州府官来直本司。伏以五局所置官，不请课料（俸禄），若不授伎术官，即多逃散。伏请宣付吏部，准旧例处分。”敕旨依奏。

［穆宗］长庆四年（824）七月敕：“吏部所注太常寺伎术官直殿中［省］，既准格，未为乖越，宜并待考满日停。太常寺所论员阙，从来年以后，并任本寺收管，诸司更不得占授（指诸司之间占用伎术官名额）。”

但是，尽管有上述的“官场弊政”，而竞争产生的积极效应方面（今所谓“正能量”）还是应该肯定的，这无疑会使诸色无品、有品“直司”，以及绝大多数乐工的专业伎艺水平得到提升，涌现出大量伎艺精湛的“高手”。

（二）太乐署与鼓吹署

有唐一代（618—907）的国家（或曰官方）乐舞机构，按其管理体制等级、所在空间地点，可分为京城与地方两大层级和各自的系统。盛唐时期的国家乐舞机构层级和系统，可图示如下。

按：在初唐近百年间，其乐舞机构与管理体制基本稳定。直到玄宗（李隆基）当朝之后才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太常寺管辖的俗乐机构“教坊”改由内侍省（宦官机构）掌管、增设内教坊（容纳百戏）、“宜春院”和“皇帝梨园”，并由此开创了后世艳羡的“盛唐乐舞”气象。

太常寺下的太乐署、鼓吹署，是“国家级”乐舞机构，掌管着庞大的官伎队伍，统称“太常乐工”或“太常工人”。在玄宗朝之前，有雅乐“二舞郎”140人，散乐382人，仗内散乐1000人，音声人10027人，总计11549人。而“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但是，这种兴盛景况在“安史之乱”中遭受重创。当时，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先后被安史叛军占领。玄宗仓惶离京西走，入蜀避乱；皇太子（李亨）则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市），自行即位（史称肃宗）。朝廷播迁，太常乐署、宫廷教坊以及“梨园”的乐伎，或四散奔逃，或为叛军俘获。

据《安禄山事迹》卷下：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叛军陷长安，“于是禄山伪官属等，全虏府库兵甲、文物、图籍，宜春、云韶，犀象、舞马，掖庭后宫皆没焉。【禄山以车辇乐器及歌舞衣服，迫胁乐工，牵制犀象，驱掠舞马，遣入洛阳，复散于北，向时之盛扫地矣。肃宗克复，方散求于民间，复归于京师，十得二三……禄山尤致意于乐工，求访颇切，不旬日间，获梨园弟子数百人。】”

肃宗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将行大礼”，而礼乐器物尽阙，遂命礼仪使太常少卿于休烈派遣属吏赶赴洛阳，将叛军掳掠的乐工“押领”回长安；又“诏给钱，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于是乐工、二舞始备矣”。虽然恢复了太常乐署机构，但乐工人数却大为缩减。

尽管如此，而朝廷“礼乐之仪”不可或缺，到了国势每况愈下的晚唐宣宗大中（847—859）初年，太常乐署仍有乐工5000余人，其中俗乐（教坊）1500人。

1．太乐署

据《通典·职官七·太常卿》叙“太乐署”机构建置渊源：

《周官》有大司乐，掌成均（古之大学。亦泛指官方最高学府）之法，亦谓之乐尹，以乐舞教国子。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亦有乐府令、丞。后汉永平三年（60），改太乐为大予乐令，掌伎乐人，凡国祭飨，掌诸奏乐。魏复曰太乐令、丞，晋亦有之。［北］齐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梁、陈因之。后魏置太乐博士。北齐曰太乐令、丞。后周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后改为乐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太乐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习音乐、乐人簿籍。

唐代中央的“九寺”（除大理寺外）之下，皆设有“署”一级组织机构，负责各项具体事务的执行操作。按照各署的职责性质和轻重，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令、丞为正副长官，员额一至数人不等，官品等级也有高低差别。唐初沿袭隋朝制度，太乐署设置令、丞各2人；开元二十三年（735）皆减为1人。盛唐时期，太乐署的职官设置可概括为如下简表。

太乐令、丞的职责，据《唐六典·太常寺》:“掌教乐人调和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丞为之贰（副职）。”每年之中，在朝廷各种典礼场合上演奏雅乐、燕乐等，皆由太乐署承担；在平时，乐伎弟子的专业教习、伎艺考核等管理事宜，还有大量的诗歌入乐（配乐）工作，也由本署的乐官和乐工来完成。因此，凡是能够胜任太乐令、丞的官员，必须是精熟音乐、兼擅诗文乃至博通经史的人才。例如在太宗朝中，著名诗人王绩（知晓音乐）曾任太乐丞；盛唐时期，刘贶（精通音律。著名史官刘知几的儿子）曾任太乐令，著名诗人王维（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曾任太乐丞。

具体言之，太乐令、丞的工作职责有以下六个方面：

（1）“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即率领本署乐伎，在“五礼”（吉、嘉、宾、军、凶礼）典礼仪式上演奏乐舞（雅乐、燕乐和散乐）。而不同典礼场合所用的乐舞和歌曲，涉及“乐悬”（乐器和乐队等级规格）、舞佾（歌舞队列等级规格）、乐舞曲目以及演奏顺序等，有一整套严明的等级规格、繁细的仪式程序。如皇帝祭祀天地、宗庙和大朝会时，所用的乐悬、歌舞等级最高：“天子宫悬”、宫悬之舞“八佾”（文舞、武舞各64人）。凡每年元正（正月初一）、冬至，例有群臣朝贺皇帝的“大朝会”。是日，

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二舞（文舞、武舞）入，立于［乐］悬南……设十部乐，则去乐悬，无警跸。太乐令率十部伎立于［西内太极殿前］左右延明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十部伎，声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

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燕乐伎、清乐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于庭，以备华夷。

（2）“掌习音乐”，即全面负责计划、安排、督察并考核本署乐胥（小乐官、乐师）对其乐工子弟的专业伎艺教习。太乐署下属乐工的伎艺，分为不同的“专业”（器乐、歌唱、舞蹈和杂伎艺等）、不同的伎能水平要求（坐部伎最佳，立部伎次之，雅乐部又次之）；对乐胥的传授指导与弟子的学习训练，皆有明确的期限、考核标准和奖罚规定（详见第五章“官伎的教习与供役”一节）。

（3）负责收集、整理本署乐工演唱的乐谱和歌词等。如开元二十五年（737），乐卿韦縚下令太乐令孙玄成：将旧传的《讇乐》五调（即宫、商、角、徵、羽调）歌词各一卷，“更加整比为七卷”。

（4）负责管理和校定乐器。太常寺下设有“四院”（即库房），其“乐悬院”负责保管“六乐之器物”，如雅乐“乐悬”的编钟、编磬等。在平时，对钟、磬等各类乐器既要妥善保管，还要定期校正音准。如肃宗时，曾对太常保存的旧钟、磬进行“再造及磨刻”。再如唐末昭宗时，新铸编钟240口，就是由宰相张浚、太常博士殷盈孙、太乐令李从周、乐工陈敬言、知音（知晓音律）处士萧承训等人参与设计、制作、最后击拊校音等工作，“八音克谐，观者耸听”。

（5）掌管“乐人簿籍”（登记乐伎的名册），核实乐伎的姓名、年龄和人数等，以保证按期供役；并负责乐伎衣粮等生活物资的发放。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具体而繁细（详见第五章“长役官伎的生活待遇”一节）。

（6）太常寺还负责教习地方州县乐工、提高其“雅乐”伎艺，以供“乡饮酒礼”之用的职责。这项工作是由太乐署来承担的。

2．鼓吹署

据《通典·职官七·太常卿》叙“鼓吹署”机构建置渊源：

《周礼》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晋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鼓吹，哀帝复省鼓吹而存太乐。［萧］梁有鼓吹令、丞，又有清商署。北齐鼓吹令、丞及清商部并属太常。隋有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炀帝，罢清商署。大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颇与太乐同。

唐初因承隋制，鼓吹令、丞皆设置2人，开元二十三年（735）各减1人。盛唐时太常鼓吹署的职官设置情况，亦可概括为如下简表：

鼓吹令、丞的职责，据《唐六典·太常寺》:“掌鼓吹［音乐］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丞为之贰（副职）。”所谓“卤簿”，指天子出行时各种车辆的先后顺序，前导官员、护卫军士、仪仗队伍以及前、后部鼓吹乐队等。

按：《通典》指出鼓吹令、丞“所掌颇与太乐同”，指其职责性质和功能，与太乐令、丞基本相同。但是，鼓吹署的具体伎艺却是与太乐署大不相同的；至于使用场合除少数相同以外，多数也是不相同的。再从乐器的种类、演奏技能的难易程度和艺术性上来看，鼓吹音乐比起太乐署职掌的燕乐明显逊色，但其用途却更为广泛。凡是出行仪仗、夜警晨严、皇帝加元服（冠冕）、纳后（皇后），以及“军礼”之大射、凯乐、合朔伐鼓、大傩，婚葬等等礼仪场合，都要使用鼓吹音乐（详见第九章）。

3．太常乐署的空间位置

（1）太常寺在皇城南部偏东

唐代西京长安的中央机关大多在皇城内。皇城与宫城（西内太极宫）位于长安城北部正中，皇城在南，宫城在北。皇城中央的南北大街（宽约150米）北对宫城的正南门承天门，故号称“天街”；其正南门为朱雀门（见附图1、2、3）。

太常寺衙府的位置，据《长安志》卷七：在皇城内“承天门街之东、第七横街之北”。即从南向北进入皇城朱雀门后，折向东走便是太常寺的南门。揆诸今西安市实地，唐朝太常寺的位置，在南城门内西北方：东至南大街、西至朱雀门内大保吉巷、北到南院门与粉巷、南至五岳庙门与湘子庙街之间。

太常寺东邻安上门街，街道对面就是皇家太庙；太常寺西邻承天门大街，过街后便是胪鸿寺，再西就是太社——即所谓“左宗（皇家宗庙）右社（国家社稷）”是也。而太常寺与这些礼仪性机构和建筑距离相近，举行祭祀活动就近方便。因为一年当中，在太庙、太社举行的祭祀活动比较多，而乐舞演奏（需要提前准备祭祀器物、大型乐器等）必不可少。

（2）二乐署在太常寺院内

据晚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拍板》:“太乐署在［太常］寺院之东，鼓吹署在寺门之西……”在太常大院内设有“乐棚”（演奏乐舞）和“看棚”（观乐台）。又据《唐会要》卷六五《太常寺》：

旧式（常规惯例），太常卿上事（视事），庭设九（十）部乐。

又据晚唐裴庭裕《东观奏记·下》：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十月，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处理公务），被御史台弹奏，左迁（降职）国子祭酒（从三品）。亦云：故事（旧例），太常卿上日［视事］，庭设十部乐，尽一时之盛。

还有一则“崔邠辇母观乐”轶事：宪宗元和五年（810）十二月，以吏部侍郎崔邠为太常卿，大阅“太常四部乐”（龟兹部、胡部、大鼓部、军乐部）于太乐署，观者咸纵观焉。崔邠自私第去帽（露冕），亲导母辇（板舆）入太常寺看棚中，公卿逢者，为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

据《乐府杂录·驱傩》：在此项仪式举行的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傩戏表演。详见第九章），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亦允许百姓入看，颇谓壮观也。

又据《旧唐书·音乐志一》:“太常［寺］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这是“上番”供役的乐工们在“晨练”，正可说明太乐署厅堂在太常寺大院内。仅就使用太常雅乐、燕乐的典礼仪式而言，一年当中凡祭祀、朝会、节庆、接待“四夷”部酋和外邦宾客等，其时间既有固定的，也有不固定的。所以，从隶属关系、方便“受事”执行上，太乐和鼓吹二署的厅堂，理应在太常寺大院。在其衙府内，平常必有各乐部的“上番”乐工。而有关太常乐工的居住地址，史载零散不详。翻检所得有一条间接材料。据《新唐书·李瑀传》：

陇西郡公李瑀（玄宗大哥宁王李宪之子）亦知音，尝早朝过永兴里，闻笛声，顾左右曰：“是太常［乐］工乎？”曰：“然。”它日识之（太常乐工），曰：“何故卧吹？”笛工惊谢。

按：永兴里（坊）在皇城的东侧偏北，其南为崇仁坊，由此向西，进入皇城南面的安上门，左手（西边）即是太常寺衙门。

（3）鼓吹署教坊地址

据《长安志》卷八：在外郭城宣平坊十字“街南之西，［有］鼓吹局教坊。”又据《雍录·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宣平坊有“鼓吹署教坊”。

按：所谓“鼓吹局”即“鼓吹署”（“局”与“署”意义相近）。宣平坊位于外郭城的东部、偏南，属京兆府万年县所辖。而“鼓吹署教坊”就是乐工的教习场所，使用的各种鼓类，声若雷鸣；吹奏号角，音响尖锐，聒噪之声必会搅扰四邻官曹，是故置于远离皇城的居民坊区里（见附图13）。再者，太乐署、鼓吹署平时“上番”的乐工多达千人以上，既需要教习和食宿场所（庭院、平房），空间不会太过狭小，不宜集中在太常大院里，也不宜聚居在一处地方。

（三）清商署的撤并

隋唐两代，太常“清商署”先设而后废，且间有反复。相关史载如下：

（1）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隋书·音乐志下》）

（2）隋炀帝即位，多所改革。［大业］三年（607）定令……太常寺罢衣冠、清商二署。（《隋书·百官志下》）

（3）隋太常统鼓吹、清商二令、丞，各二人。皇朝（唐）因省清商，并于鼓吹。开元二十三年（735）鼓吹令、丞皆减一人。（《唐六典·太常寺·鼓吹署》）

（4）唐并清商、鼓吹为一署，增令一人。（《新唐书·百官志三》）

将“清商署”的消亡过程，可用简表以示概略。

据上引判断，并省清商署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之前，但具体时间不明。按照一般事理逻辑来推论，应当与“清商乐”的衰落有直接关系。中唐宰相杜佑（735—812）曾有指论，据《通典》卷一四六《乐六·清乐》：

自［武周］长安（701—704）以后，朝廷不重古乐，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等八首。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武太后时《明君》尚能四十言，今（德宗时）所传二十六言。就之讹失，与吴音（南方吴地的方言）转远。刘贶（开元中曾任太乐令）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死）后，清乐之歌阙焉。……

丘琼荪先生指出，所谓“清乐之歌阙焉”，是说北方人李郎子跟着南方人俞才生学唱“吴音”，但学得不很高明，已失掉了吴侬的风调；在郎子身后，太常歌工就连这样一个南腔北调的人也没有了。至于清乐的歌辞和乐谱，应该还保存在太常。而渐渐“讹失”者，是指用吴音的歌法，即“与吴音转远”。自初唐以降，清乐渐衰而“法曲”渐盛，而法曲便是从清乐中蜕化出来的，至开元、天宝时代，正是法曲鼎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