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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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长安文化相对于组成中华文化的其他一些地域文化,处于源头与核心地位,这是历史铸就的史实,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以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发展也最具影响力的西周、秦(含秦国与秦王朝)、西汉、隋唐等王朝都城所在的今陕西省中部关中渭河下游平原地区(简称关中地区,也称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关中盆地由于位居我国腹心地带,是我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区:又处在我国国土之第二级阶梯东部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由西而东逐级下降,因而在地貌上也形成了由三个阶梯构成之格局。即第一级阶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中部高原与盆地区,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组成,海拔大都在1000—2000米间;第三级阶梯东部平原与丘陵山地区,平原海拔大多在200米以下,除长白山、武夷山、台湾山脉海拔高度超过2000米,台湾玉山山脉主峰玉峰海拔达到3850米外,其余山峰大多在1500米以下。,因而面对其东部第三级阶梯上之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就处于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在地理区位上拥有先声夺人的优胜地位。加之关中盆地东临黄河,南靠秦岭,西阻陇山,北倚北山山系,四周又有函谷关(东汉末改在潼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金锁关、临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拱卫;关内渭河下游之冲积平原与黄土台塬,气候温润,地形平衍,河流纵横,草木繁茂,土壤肥沃,物产富饶,自然环境也十分优越。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政治家与地缘政治学者早有论断。如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初即位,苏秦西至秦国都城咸阳说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后历117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终于凭借这一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以及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功,“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西汉·贾谊:《过秦论》。次第灭亡了东方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也就是实现了当初苏秦之“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的预言。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刘邦在击败强敌项羽,天下初定,欲都雒阳之际,齐人娄敬适时进见,说之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槛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而刘邦在进一步听取了他信赖有加之谋臣留侯张良所言:“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刘敬说是也。”后,作为一代明君,刘邦毅然力排左右原籍崤山以东大臣欲都于雒阳之偏见,当日就起驾,人都关中。《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由此而为巩固西汉一朝214年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唐朝初年,也是由于秦王李世民力排众议,劝阻了唐高祖李渊迫于北方强敌突厥一时之咄咄攻势,欲迁都樊、邓间,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坚持建都长安,终于成就了盛唐王朝。

关中地区,正因为具有上述地理区位、地理条件上的特点与优势,曾被唐代大诗人杜甫咏为“秦中自古帝王州”。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中华书局,1960年。后又于明清之际被力践“经世实用”治学思想之地理学家顾祖禹论为是“关中形胜,自古建都极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陕西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形成的历史文化自必内涵丰富,积淀深厚,体大品高,影响深远。

论及长安文化的核心内容,当由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构成。这当然既因西周、秦、西汉、唐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其文治武功均对我国之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还因为这四大王朝均建都关中,特别是四个王朝主要都城周丰镐、秦咸阳与汉、唐长安城,还集中分布于关中地区中部之西安小平原上。遗迹宛然,触目皆是。

就西周、秦、西汉、唐四大王朝之文化内涵而言,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历史上,以至迄今均发挥了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教化育人培植各方英才、创新知识提升人类智慧、资政惠民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周、秦、汉、唐四大王朝文化之精髓,可作如下之概括:

周文化之精髓为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并借助分封诸侯,将周王朝“敬天保民……重农裕民”《尚书,无逸》《尚书,泰誓》。之治国理念推行到各诸侯国。

秦文化之精髓为制度文化。秦王政于统一全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又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等政令,以强化皇帝独裁威权,巩固其统治。秦始皇创建的许多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制度多为后世所继承,当然也有相当的变革。

西汉文化之精髓是汉武帝时获得独尊地位之儒学。尽管当时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黜,但在实际施政时,仍是“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九《元帝纪》。”,即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并行施用,相得益彰;并通过经董仲舒加工之儒学,调和相关学说,使之既符合西汉实施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也促使西汉统治者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仁德之治,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唐文化之精髓则是儒道佛兼容并包,对域外伊斯兰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海纳包容。因而造就了唐文化之灿烂辉煌,并成为世界文化之高峰。

唐之后,长安文化虽已不似周、秦、汉、唐文化那样气势磅礴,刚劲雄健,但在继承中也有发展。

长安文化,正因为其核心成分是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因而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自然处于主流地位,而在我国各地域文化中也成为源头与核心。因为我国许多地域文化,虽然其历史渊源都如长安文化一样,远超西周之前;然而在其地域文化具体形成历程之关键阶段,大多从西周之礼乐文化中接受了至关重要的内容与影响。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等。西周初年,分封的齐太公吕尚、鲁周公姬旦、吴太伯、燕召公奭、晋唐叔虞、楚子熊绎均为周王室血缘勋亲或股肱重臣;及至战国时立国之赵、魏、韩氏之先祖,也曾受周王室封赏。迨至秦、西汉、唐王朝时,这些王朝的强势文化也都从关中之咸阳、长安传播到各个地域,各地域文化也都受到重大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长安文化应从中华文化源头与核心这一层级面上来认真看待,全面深入进行研究;以使人们对长安文化获得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推进我国各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