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

前言

中国历史上各个君主制的朝代，无论曾经有怎样辉煌的过去，到了晚期，无一不是朝政腐朽，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弄得民不聊生的。在历朝的末世中，有头脑、有思想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甘心无原则地随俗，所以总要出来说话，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传统。所以，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历代针砭时弊的书籍和文章。东汉后期崔寔的《政论》（一名《正论》）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只有清朝人的辑本，看不到全帙了。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按，自《群书治要》以下，历代各书引《政论》都称崔寔，不称崔台。但称他的字则多为崔元始，少称崔子真。元始是一名台的字，未详何以称名与字互不相应），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生年不详。根据《后汉书》他的传记，他在桓帝即位之初年即建和元年（147）入朝为郎官，此后到灵帝建宁年间（168—172）病故。二十多年中他当过议郎、大将军梁冀府军司马，入东观（东汉皇家藏书处）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大概在永寿二年（156）至延熹元年（158）间出朝任五原郡守，复召入朝任议郎，勘定五经，后因梁冀被汉桓帝诛杀，他受到牵连，有几年被禁止做官。延熹四年（161）被司空黄琼举荐再出朝任辽东郡守，因母逝居家服丧，实未到任，复召入朝任尚书。从朝廷到边郡，再从边郡到朝廷，反复上下了两次。崔寔当朝官时没有什么作为，在那种朝廷，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校经撰史而已。在地方当五原太守时，倒是做了两件利国利民的事。一是五原是个荒远边郡（在今内蒙古包头西），极贫苦，老百姓不会织布，冬天猬缩在草堆中御寒，他看到了心酸，便卖掉一些日常备用什物换钱，请来工匠制作纺车织机，教民纺织。二是当时鲜卑、匈奴等北方游牧部族掠夺边境，边民一年到头疲于奔命，他在五原整治兵马，严加防御，游牧部族不敢轻易来犯，抵抗外族入侵的效绩，常在各边郡中名列前茅。

东汉到了桓、灵二帝之际，也就进入如“滚雪球”般地朝着“改朝换代”结局奔去这一“加速运动”的初始阶段了。朝政腐朽，吏治腐败，百姓腐心：上则阉党、外戚轮流把持朝政，互相倾轧又互相勾结；中则百官上下比周营私，贪索无厌；下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崔寔既做过京官，又治理过边郡，对于朝政和民情都熟悉，这上下内外一对比，自然看出官场的种种积弊和百姓苦境的令人酸鼻。他的《政论》一些片段主要还保存在《群书治要》中，严可均说：“《治要》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这样看来，这个《政论》辑本基本能反映崔寔的思想。

在辑本的阙题一、二两篇中，崔寔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1·3），当时是这么一个政策混乱玩忽、上下怠慢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奸诈虚伪的局面。他以为这是“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2·3）的结果，而继位的君主又“习乱安危，逸不自睹”（1·1）。对此，崔寔提出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当时情况，已经不能专一效法上古时代五帝三王实行“德教”，“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2·1），即兼用法治，以重赏深罚、公布法令来约束管制臣民。崔寔并没有否定儒家的“仁政”，但他以为，治理乱世和治世的方法不一样。他说：“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治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2·3）所以他说，面对乱世，岂能一定效法尧、舜，然后国家才得治理？所期待于人主的，是采取措施填补漏洞，纠正偏差，因时制宜，总之且做皇帝所能做的，图个世道安宁就行，别指望效法尧、舜了。

《政论》不仅在当时，在后世也引起反响。崔寔所说“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引起历代人不少争议，同意与不同意的都有。其实从这些争议的背后可以看出，焦点不在对乱世该不该用严刑峻法，而是他的话实际是在说：靠道德教化根本不能治理乱世。宋司马光说：“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资治通鉴》卷五十三）清王夫之说：“寔乃曰‘德教除残，犹以粱肉治疾’，岂知道者之言乎？”（《读通鉴论》卷八）但同时问题也就来了，能不能在乱世中推广道德教化，并取得效果？我们看，崔寔谈到官失信于民的事，说官府对待老百姓很不讲道理，比如王室雇用工匠，先是引诱他们来干活，等东西做完了却不给工钱。过了几年这才发下十分之三的工钱，还把宫里一些破烂东西折价当成工钱给老百姓。这些破烂东西，百姓不能修又不能用，卖也没人要。后来老百姓就有了戒惧心，到处逃窜不肯应官府招募。于是官府干脆把老百姓抓来，强逼他们干活。老百姓心里不乐意，自然就弄虚作假，消极怠工，结果做出来的东西质量低劣不耐用，反倒浪费了许多财物（见4·1）。崔寔认为上行下效，这就是身教。老百姓对官府的“身教”已经失去信任，“德教”的基础还存在吗？谁信你的“德”，听你的“教”？实在说来，在这个君主昏聩、百官营私、风俗败坏、百姓怨声载道，而上下又互不信任的政局中，想要搞道德教化可行么？在当时，崔寔以及“崔寔”们，皇帝以及贪官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德教”是一句空话。不同的是，许多人言不由衷，嘴上仍然喊着空话。崔寔说他们“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简忽所见”，“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1·4），都是些拘泥于祖宗成法，无视目睹的事实，不知应变，为了保全自己禄位的人。崔寔认为，就是已经办成的事都不能同这些人保持下去，更谈不上同他们一起谋划革新了。所以非得严明法度以整治各种弊病，奖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从而“逼”上上下下的人去做该做的事，都不敢犯禁，才能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局面。

从上面所举官失信于民的例子看，崔寔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是有具体了解的。在《阙题五》中，他指出当时监督和制作兵器的官吏、工匠私挪扣减公款、盗料省工，以至于铠甲不能穿，兵器不合用，边境的老百姓为了抵抗外侵，都自己打造兵器，而不肯用官方偷工减料的兵器。为此他提出要恢复旧有的开支，免除所得税，让官吏、工匠有利可图，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公布精工细做的规定，严防弄虚作假，所有器物都刻上工匠姓名，器物一旦不合格，严加追究处罚。这样，既有利可图，又能严法管理。他实际已看出，只要有一条做不到，而光靠“教育”，在当时情况下解决不了任何弊端问题。在《阙题七》中，崔寔说到基层官吏的俸钱太薄少，造成受贿和渎职问题。他算了笔账，一个县令的月俸，除去日用开支和支付给仆从的工钱，剩下的只够供应马料，哪有余钱供四季衣被、祭祖和应酬宾客等之需？更谈不上接养父母妻子了。他说，那些治理地方百姓、审理案子、掌管库房的，就是这班基层官吏，如今他们连父母妻子都养不起，眼看亲人将挨冻受饿，“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7·2），自然就会发生受贿枉法、监守自盗。所以他提出一方面提高官吏的俸禄，使他们有足够的钱养家，一方面加重对贪污受贿的惩罚。这样，官吏既能养家，没有内顾之忧，在外做官又不敢贪污触犯严法，则百姓可少被侵犯。以上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正体现了崔寔严明法度、奖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的观点。

东汉末期，靠兼并土地发展的豪族地主大庄园经济日益壮大，庄园规模之大，几乎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体，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堕入佃农、农奴和流浪失业民的苦海中，促成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后汉书·桓帝纪》就记载，元嘉元年（151）到永寿元年（155）几年之间，反复闹饥荒，出现人食人惨事。而另一个世界呢？豪族地主花天酒地，灯火楼台，笙歌院落，其奢侈糜烂，用崔寔的话说，就是“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3·1），已经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了。贫富极度分化产生的弊病，除了使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陷入水火，也使豪族日益富裕而造成极度奢侈的社会风气。崔寔看到奢侈风气造成国家“三患”。当时富豪之家奢侈无度，生活规格等同王侯，破坏了国家的等级制度，而法令松懈，根本无法杜绝这种逾越制度的奢侈风气。这是祸患之一（见3·2）。社会崇尚奢侈，造成华丽而无实用的东西价贵，而本务农业被轻视，农桑勤苦而利薄，工商暇逸而利厚，所以农夫放弃耕地，织女放弃织布，都去从事雕刻刺绣。不种地就没有年成，结果“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圉实”（3·3）。这是祸患之二。侈费厚葬是当时侈靡风气的一个极端的表现，豪族地主生则享尽人间富贵，死也要大出鬼界风头，奢侈僭越，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风气下，人人都羡慕如此风光的场面，弄得攀比成风，一般人家宁可节衣缩食，也要把亲人丧事办得风光些，好在人前出出风头。于是宁可减省老亲在世时的赡养，不顾其饥寒，也要预先置办送丧之物，但求死后风光出丧的虚名，结果弄得倾家荡产，最终迫于穷困而为盗贼，身陷刑狱，反遭大辱（3·4）。崔寔说，因为这种追求侈费厚葬风气，促使当官的枉法敛财，百姓为出风头而甘冒犯罪之险，“俗之败坏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也”。他认为，要解决奢侈的社会祸患，仅仅就旧有的框架“修旧修故，而无匡改”（3·5），就是尧、舜还在世，也没办法治理混乱的局面。必须整顿制度，严明法令，“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3·5）。

崔寔一面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以改革政治，同时提醒要注意用人。他说自从尧、舜、商汤、周武王以来，历代贤明的君王都是依靠明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治国，而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的，没有谁能不依靠贤智之士的计谋（见1·1）。《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引《政论》佚文也说：“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要用贤就要能识别人，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识别贤士，而贤士又常被朝中愚昧保守或嫉贤妒能的官僚所抵制。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是当时受到压抑，而反被后世的人所思念（见1·4、1·5）。所以在《阙题六》中，崔寔提出要关心地方官吏，使之安心工作，稳定他们的职务，不能要求其速见政绩。他说县官任职一久，与朝廷之间就互相熟悉，上下无所隐瞒实情，而且能安心做事，做长远打算，不敷衍了事（见6·1）。而当时任用官吏急功近利，县官上任三个多月，如果政事不见改观，上司便已看不顺眼，一年之内没变化，便罢官走人（见6·3），任用和罢免官吏像云变波翻那样变化无常，杂乱无章（见6·8）。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官吏无法踏实地做事，转而急于取得政绩。崔寔说：“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6·4）所以朝廷得不到温和善良的官吏可用，民众得不到宽厚仁惠的德政，那么百姓的性命就交到残害人的官吏手上，他们哀号的怨声也都归罪于君主了（见6·4）。当时为缓和社会矛盾，朝廷虽表面上也下诏安抚百姓，但诏令对那些为保住官帽，不择手段地追求政绩的官吏，根本不起作用。《初学记》卷二十四引《政论》佚文说：“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郡诏，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诏书成了一纸空文。崔寔说，像汉代前朝的贤能官吏，如黄霸、召信臣等，都是治郡理事十多年才取得良好政绩（见6·4），所以他认为必须普遍改变当时任用官吏的办法，稳定基层官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6·6）。

史称崔寔“少沉静”，即头脑冷静而善思考；又说他“吏才有余”，即办公事干练；他当过朝官，又做过地方官，有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崔寔绝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空言议论的书生，又不像王符那样终身不仕，他的仕宦经历足以让他对当时朝廷和百姓的问题有深度了解。所以，虽然《政论》已非全帙，但就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部分说，都是那时社会上层与下层种种问题真实情况的反映。就这一点讲，《政论》也是研究东汉历史的可信资料之一。崔寔在五原做官，卖东西换钱，解决百姓冬寒问题，又整顿兵马，抵抗外族入侵。他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郡当官，正是搜刮民财的大好时机，然而他却愈做官愈穷，乃至死后家中空空荡荡，家人无力办丧事，还是朝中同僚帮忙安葬（见本书附录《崔寔传》）。从这可看出，崔寔所说的法治，是为了革除政弊，绝不是针对百姓施行严刑酷法，压制他们以维持现状稳定。他在《阙题九》中提出移民开垦，调整人口与耕地比例不平衡，也是为了解决失业流民的生计问题。那么，针对社会上下种种弊病，崔寔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真的就是能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吗？非也。在一个人治社会，是不可能实行法治的，不管纸上公布多少法律条文。在人治社会，任何法律的施行都不是依靠制度，执法只能是人为的行为，而且没有有效的制度来监督执法。在《阙题六》中，崔寔说，县官有的奉法廉洁，不肯讨好当权者，与上司没有各种礼节交往，不送私礼，那么州、郡长官便都侧目怒视，认为他亏欠了自己，便让文案官吏捏造罪状，诬蔑他全家，抓捕他的妻儿老小问罪，结果那县官只得自行辞官而去。不向上司行贿，就被看成对上司有所“亏欠”，可见当时官场贿赂成风，不屑为的人反倒成了不正常的“另类”。自然，这个贿赂成风的官场也就是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官场。要想在这个官场立足，就非得行贿讨好，甚至枉法以求自容，那还能依法办事么？严法，恐怕只能“严”到老百姓头上，改变不了官场的腐败格局和地方豪族的作威作福。王夫之说“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读通鉴论》卷八），这话虽是针对崔寔说的，其实也是崔寔的本意。正是因为他想要“严以治吏”，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主张终究是不可实现的。崔寔晚年大概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死前几年，朝廷再度召他入朝拜尚书，他托病不管事，几个月就免官不干了（见本书附录《崔寔传》）。他失望，认为朝政搞不好了。

崔寔虽然比当时那班为保全禄位和私利，反对革新，只求保持现状的腐朽官僚要清醒，看出这辆承载“国运”的马车破得快散架了，但他提出的解决办法终究挽救不了日薄西山的王朝。因为他同所有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尽管不满朝政，洞彻政弊所在，但只能站在维护朝廷的立场上说话，拿不出可以做得到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个朝廷早已病入膏肓，除了等着灭亡，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