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社会认同

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过渡性身份认同及其特征分析

一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化

中国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已经接近60年；自198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跨地域流动基本规模已有2亿多人，其中48%的人是16～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2012年，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经济增长速度也跃居世界前列。这些数字记载着我国30多年来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可以让我们了解本研究的背景。城镇化水平超过50%不是简单的人口百分比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因而也是人的社会心理的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的人群。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和相应的社会心理城镇化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因而，聚焦他们的城市融入问题，并且透过城市融入的心理过程和策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意愿，是解读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的重要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杭州新老市民社会心态及家园认同研究”联合课题组在2012年完成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70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问卷为319份。

调查发现，在大城市工业园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下。（1）男女性别基本平衡。新生代农民中男性和女性都外出打工，并且都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就业，成为工厂工人。（2）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的工厂中占六成，平均年龄为23岁。（3）在工业园区工厂就业的工人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8%。（4）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接近20%；高中的接近60%；大专学历的（含在读）占15%；大学本科学历的（含在读）占5%。（5）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地生活的时间比较短。以本次调查为例，1年以下者占42.50%；1～3年者占44.00%；3～5年者占8.50%；5～8年者占4.10%；8年以上者占0.90%。总体看来，在城市工业园区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水平，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社区的居住时间平均只有1.77年。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大，可以利用的社会支持资源却较少。他们所感受到的总体生活压力感介于“一般”与“有点严重”之间。从总体水平来看，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高于城市居民。在我们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18个领域的生活压力中，由高到低排在前五位的是：医疗、住房、收入、婚姻、学历。26.8%的人收入为1001～2000元，54.8%的人收入为2001～3000元，两项合计为81.6%。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公平感和低地位感较强。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这个社会“非常不公平”者占19.81%，“比较不公平”者占37.74%，两项之和为57.55%。觉得这个社会“比较公平”者占40.57%，“非常公平”者占1.89%，两项之和为42.46%。进一步来看，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超过四成的人认为在外出打工期间受到过较多的不公平对待。统计分析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外出打工期间最常遇到的不公平对待主要有“同工不同酬”“工作种类不平等”“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工作机会不平等”等。他们在主观地位认同上更多地表现出向低认同的倾向。66.88%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或下层。面对不公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9.76%的人选择“求助政府机关”；37.28%的人选择“离职”；9.06%的人选择“自己找人私下解决”；20.56%的人选择“忍气吞声”；1.74%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不相关的其他人身上”；3.14%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物品上”；12.54%的人选择“求助社区”；5.92%的人选择其他方式。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居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市民相差一个等级。

超过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理想。在询问“什么是你想要的生活”时，新生代农民工讲得比较多的是“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份稳定的长期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收入好点”“跟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享受社会保障”“有闲暇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时间”“简单、平淡”，等等。这些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就是基本的应当得到的生活，也是大部分城市居民已经享有的生活。

统计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尚未明晰：（1）近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并不常常会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超过三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常常会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2）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与大多数的“农民工”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别，超过两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与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区别；（3）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为自己成为“新杭州人”（所谓“新杭州人”并不能等同于“杭州人”，但是能够反映出城市对农民工一定程度的接纳态度）中的一分子而感到高兴；超过三成半的被调查者表示与家人相比，很高兴自己是一名“新杭州人”。从上述分布可以看出，为数不少的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认同——“打工者”和“新杭州人”。

大多数新市民在“打工者”“新杭州人”两种身份认同上并非“非有即无”的关系，而是两者兼有。同时还可以看出，这两种身份认同并非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言之，高“新杭州人”身份认同者，对“打工者”身份认同也高，认同者有65%以上；而真正认同“新杭州人”，不认同“打工者”身份的人，只有18%左右。低“新杭州人”身份认同者中对“打工者”身份认同高的人并不多，只有不到15%。那么那些既不认同“新杭州人”身份，也不认同“打工者”身份的人在二元城乡结构和流动到城市后认同什么身份，就值得探究了，这批人超过五成半。

可以推测，这超过五成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在身份认同的过渡期或者迷茫期。他们可能知道认同“新杭州人”并不现实，因为大城市并不容易安家落户；但是，接受“打工者”身份，如果返乡，既不符合他们出生长大的环境和经历，也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如果留在工业园区或者在制造业的不同企业跳来跳去，长期漂泊不定，也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遇到的是双重排斥，遇到的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种没有未来的漂泊身份，让他们很容易选择当下，不能奢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