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特点

从上述理论视角的分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是城乡关系的现实表征。当我们从多个视角来进行观照时，可以了解到社会结构性问题以及人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其中，文化同化与全球化的视角注重了个体在文化间接触、影响下的反应，特别是在身份问题上的应对策略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依然具有过渡性。一小部分人可能已经完全认同城市人身份或工人身份；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认为自己就是农民，不会被城市接纳；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城市人，这种双重认同，并非双文化整合，而更具有过渡性；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处在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民这种双重排斥的身份中间，处在身份的空白期。双重身份具有过渡性，也可能成为身份认同的策略，并且可能保持着某种弹性和回旋的心理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源自双重接纳，反而是双重排斥，因而这种状态具有负面的影响，是一种身份困惑（identity confusion）。不能整合而表现出的过渡性，增大了身份焦虑，也提升了获得身份选择自由的迫切性。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在这一类当中（参见表3-2）。

表3-2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

群际关系的视角让我们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城乡关系之中，从而理解身份的建构不是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内外群体的共识；不是个人意愿，而是社会结构性分类导致的上下位差和地位关系。半城半乡的处境，使农民工有城不能入，有乡不愿回。城市的准入门槛很高，而回乡意味着贫穷和没有出路。社会表征的理论视角，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或过渡性重新嵌入社会环境中，将权力关系的意义彰显出来。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困境也是他们与城市人的群际关系困境。如果要实现城镇的心理融入（心理城镇化过程），就必须解决农民工、城市人这样的社会类别的制度性、地位性划分。只有这样，才可能逐步完成：（1）身份制度的融入（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2）经济活动的融入（例如就业、消费、金融等）；（3）社会生活方式的融入（例如通婚和亲属关系、社会交往、生活习俗、社会参与等）；（4）语言和公共媒体的融入（例如语言和公共媒体使用）；（5）社会心理融入（例如获得平等感、和谐的新老市民关系、社会合作的取向、恪守契约信用等）。

社会建构论则特别让我们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是一群具有与现实制度环境博弈意愿的人，尽管可能拥有的各类资源都不足，但是他们有自己对身份困境的意义建构和解构的动机，有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意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徘徊正是身份不满的表现。

1914年，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就开始关注移民问题，至今这一领域已经有了百年的积累。移民研究凸显了社会文化身份这一议题，透视出所有关系、边界与过程。但是，这一概念，正如阿什莫等（2004）所言，必须放回原本发生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而中国农民工身份问题，也必须放回中国60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放入权力关系中，放入农民面对身份区分和弱势地位的反抗应对中。它应该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洞悉我们的社会是否为好社会（good society）的窗口。

（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