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先秦以来，士便以主角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宋以下的中国社会既是以士阶层为主体的科举社会，唯一有资格参加科考的士阶层遂成为政治与社会的中坚层，这个变化为近代中国史的发展开了新局。

“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下的定义，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而这套价值系统必须通过实践以求其实现，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也就是合理秩序的重建。“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基本信念，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声，也使士大夫更积极地希望在政治上实现其理想，这很自然地引出王安石变法，而变法的失败则带给士大夫相当大的挫折。此后士阶层将其关心的层面渐渐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宋、明两代的理学学术与蓬勃的社会文化活动，都可放在此脉络下理解。

宋、明两代士风不同，士所关怀的、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差异，其中从两宋程朱学到王学两股学术思潮之间的兴衰交替，更是影响近代思想文化史相当深远的一件大事。两宋理学家所向往的是“得君行道”的理想，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主要的诉求对象也锁定在以政治主体自居的士大夫阶层，明中期代之而兴的王学将其重建合理秩序的实践方向从朝廷转向社会，包括创建书院、民间传学、宗族组织的强化、乡约的发展等，都是此一群体活动趋向的具体成果。^[1]

但王学这门学术是如何传学、如何创建书院、又如何推行乡约等地方工作？王学既然转向社会实践，则其学术如何流传于广大的中下层士人甚至布衣处士之间，同时又如何在地方上开展其学，其学又如何草根化？尤其当进行乡约等工作时，王学学者既不像官方可以一声令下，使人人遵命景从而行，则王学这门学术在其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中应还有许多曲折复杂的面相存在。

目前学界对王学的讨论焦点多半放在左派王学上，由于左派王学中不少人秉持儒学平民化的理想，效法孔子周游四方，向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平民百姓谈论道德，讲说学术，遂使我们发现理学这门在大众印象中精英性颇强的学术，其实有其平民性与社会性的一面，而左派王学学者也确实在社会活动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所传讲的学术并不只是一门抽象的学术而已，而是有其实践与作用的。可惜的是，左派王学以外的其他流派却鲜少受到学界的注意，以致我们对这些流派的认识十分有限，但除非我们认为左派王学已足以代表全部的王学，或其他流派的王学学者在讲学以外并无其他突出或值得深入了解之处，否则目前对王学的研究显然尚不完全，还有许多待补的部分。

在王学的各个流派中，江右王学这个流派很值得注意，由于王守仁半生功业多在江西，学术在江西流传最久，《明儒学案》遂视江右为王学正统，江右王学学者主要出身吉安府与南昌府两地，但以吉安府为多，许多王学学者都齐集此处，最著名者，如安福有邹守益、邹善、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父子孙三代传承，有三舍刘氏的刘晓、刘邦采、刘文敏等人，另有刘阳、刘元卿等人，吉水先后有罗洪先、邹元标、罗大纮等人，泰和有欧阳德、刘魁、胡直，永丰有聂豹、宋仪望。相对的，南昌府当地并未形成如吉安府般的庞大学术群体，初期如魏良弼三兄弟师从王守仁，但后起者如邓以赞、章潢、万廷言等人的学术则多受吉安府学术的影响。因此整个江右学术可说是以吉安府为中心而展开的，邹守益与罗洪先所在的安福、吉水两地更是吉安王学的中心所在。

由于吉安府在宋明两代是全国文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地不乏世家大族，而地方史研究的经验显示，地方家族往往在地方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如对学术的支持，如与王学学者间的互动等，地方家族的角色都不能被略过不理。另外，一门学术的流行，除了理论内容的创发足以动人视听以外，一些外缘因素如讲学活动的举行，如地方家族的支持，也可能是关键之一。过去研究者倾向把目光放在学术内容与讲学活动上，因此我们对学术的理论理想、讲学活动对学术传播所发挥的效益，知之甚悉，但相对的却对学术与地方家族的关系所知仍很有限，因此王学这门学术如何通过与地方人士、地方家族间的互动，经营跟地方乡里的关系，让学术成功根着当地，遂成为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当地王学学者除了热衷于学术的交流讨论以外，往往也有其社会角色，如承办地方事务或推动如乡里建设、社会救济、赋役丈量等措施。为了顺利进行与完成这些工作，王学学者不仅必须极力取得官方的支持，更须动员当地士人与家族的合作，才可能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地方社会。于是学术如何在当地发展与草根化、学术群体的地方动员能力，以及王学学者如何经营与地方乡里的关系，遂亦成为学术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若是更进一步考虑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吉安王学与地方家族之间合作共生的关系有其指标性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宋、明两代理学学者的“化乡”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吉安王学甚至江右王学的方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