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解读《词论》首句中提到的“乐府”、“声诗”两个概念，包括对首句的标点、断句，是各家关注的中心，也是争议的焦点。

余文首先对将“乐府”解释为“词体”的观点提出质疑。此说以任半塘、谢桃坊二位为代表。据余文引述，任先生所著《唐声诗》明言：“李清照谓：‘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揣原意：‘乐府’指长短句词，‘声诗’指唐代歌诗，二者同时并行。”谢先生的表述更为清楚：“声诗与词体的关系，北宋后期词人李清照已有明确的认识。她在其《词论》里首先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此‘乐府’是宋人习惯以特指词体的，如欧阳修确切地称为‘近体乐府’。”若依此说，则是认定早在唐开元、天宝时期，“词体”与“声诗”不但并行，而且都达于繁盛。这显然与史实不符。故余文特别指出：“开元天宝时期，词仅处于起始阶段。词的一方远没有诗坛那种‘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其一）的兴盛景象，谈不上‘词诗并著’。故所谓李清照认为词与诗在开元天宝时并行且臻于繁盛，词与诗之间不存在渊源关系，在《词论》中是找不到根据的。”通过对唐宋文献使用“乐府”、“声诗”情况的考察，余先生认为：李清照《词论》首句“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按最正常的解释即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教坊音乐与诗人们的声诗创作，为历史上最繁盛时期。”“李清照一开始就提出声诗与音乐的关系，强调两者配合，这正是推动声诗向词演化的一条途径。……深入体会李清照的《词论》，可以看出她倒恰恰是认为声诗与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鄙意以为，尽管余文的某些表述还可商榷，但指出等“乐府”于“词体”说法的疏漏，的确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循此入手，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李清照的《词论》及词之起源等相关问题。

孙尚勇教授的《李清照〈词论〉“乐府”诠疑》刊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读者·作者·编者》栏目，篇幅不长。孙文认为，李清照《词论》开篇的“乐府”，显然对应于其后文所谈到的“歌”和“词”，而胡仔之言“以乐府名家者”当与李清照所说“乐府”同义。因此，无论就文本本身还是胡仔的话来看，《词论》“乐府”的涵义都是指“歌词”，约略称之指“词”或指“长短句”，故任半塘“‘乐府’指长短句词，‘声诗’指唐代歌诗”的意见并不错。总之，余文“以批评任半塘《唐声诗》作为立论前提的方法未尽妥当”，“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未必确当”。

孙文之言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但问题在于完全回避了余文指出的疏漏。我们姑且不论《词论》开篇所言“乐府”是否与后文的“歌”和“词”完全对应，或胡仔所言“乐府”即是李清照所言“乐府”，如果说“乐府、声诗并著”就等于“曲子、声诗并著”，那是否意味着在孙教授看来，盛唐时期的“词”或“长短句”已臻繁盛，可与声诗并驾齐驱呢？

除《唐声诗》中有关李清照《词论》首句一段文字外，余文还引述了任先生对黄墨谷观点的看法：“近人黄墨谷对此别有解释，谓‘词源流于乐府，词的性质是声、诗并著’（《文学遗产增刊》一二）。如此，将声与诗分作两事，恐非李氏原意。”余文认为，黄说意在指出《词论》首句乃从乐与诗的关系立论，“可惜任二北误解了黄氏原意，未能正确吸取黄文的意见”。

客观地说，任先生并未误解黄氏原意，他只是不赞成黄先生将《词论》“声诗”二字拆开分指二事，认为李清照本意并非如此。然而，后来李定广教授其发表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的《“声诗”概念与李清照《词论》“乐府声诗并著”之解读》一文，即是延续了黄文的思路。依李教授之见，学界对于《词论》“乐府”、“声诗”的诸多解说中，唯“黄墨谷先生的理解接近事实真相”；“李清照《词论》开头‘乐府声诗并著’中的‘乐府’，系沿用唐人泛指配乐歌词含义，包括歌诗与曲子词等，文中侧重于指曲子词；‘声诗’只能理解为乐府所包含的曲调（声）与歌词（诗）二者”。作为“全文纲领”，李清照此语意在“强调‘乐府’的性质是曲调与歌词紧密结合，同等重要，不可轩轾”。

当然李文观点并非照搬黄说，黄文只说“词源流于乐府”，并未将二者等同，而李文则将乐府与词视为属种关系，“乐府”不仅涵盖了“曲子词”，而且在《词论》中“侧重于指曲子词”。倘是如此，又怎能说“‘乐府’发展史上的最盛期在唐朝”呢？我们承认，古人不乏以“乐府”指称“曲子词”者，但这并不能确证李清照所说“乐府”就一定是指曲子词或长短句词。我们也承认，“泛指配乐歌词”为唐人所说“乐府”含义之一，但既为“歌词”，又何来“声、诗并著”之说呢？看来，李定广教授在将“声诗”拆为二事，分指“曲调与歌词”以避免“常识性错误”的同时，又将自己置于另一个尴尬的境地。

杨晓霭教授的《“乐府声诗并著”“正解”商榷》发表于《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1期，其“商榷”对象即为李定广之《“声诗”概念与李清照词论“乐府声诗并著”之解读》。因李文第四节以“李清照《词论》‘乐府声诗并著’之正解”为题，杨文特著之于篇名，其批驳意味一望可知。杨文将《词论》全文分为四段，“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为第一段，李清照用来“总述两个事物同时发展，指出这种现象在唐代最为突出”。所谓“两个事物”，即以李八郎为代表的“来自‘江外’的民间‘曲子’之‘歌’”，和以曹元谦、念奴所歌为代表的“文士诗之‘歌’”。“这两类歌唱，一‘为冠’，一‘擅天下’，堪称‘并著’”。“李清照回顾‘歌’之发展历史，发现‘取其辞’的歌唱与‘以词就音’的歌唱自古‘并著’，至唐最盛”，鉴于长短句之词与入乐之诗分属不同歌词类型在北宋已成共识，于是她顺应时代，将“‘以词就音’之歌唱称‘乐府’，将‘诗之可歌’者称‘声诗’”。

揣杨文撰述之意，既要维护任半塘先生对《词论》“乐府、声诗”之解释，又试图避免违背史实的破绽，故另辟蹊径，别为之解，用心可谓良苦。但即便如此，谓“‘取其辞’的歌唱与‘以词就音’的歌唱自古‘并著’”，岂非与词与诗并行于盛唐之说同病？既说“李八郎之歌，‘啭喉发声’，有明确的曲调名”，且据以认定李衮所歌为“词”，后文又称“‘啭喉发声’之歌是歌诗”，岂非自相矛盾？

柏红秀教授的《李清照〈词论〉思想重释》（文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同样别出心裁。如其副标题“以李八郎之例考证为基础”所示，柏文首先据李肇《唐国史补》“李衮善歌”条所记，考证李衮进京赛唱的时间当在中唐而非盛唐，将首句断为“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认为李清照此语描述的只是盛唐，意思是“此时宫廷音乐及依附于它的歌辞样式同时达到了高峰”，所说“乐府”、“声诗”即“宫廷音乐机构表演的音乐”和“配合宫廷音乐演唱的诗歌”。与杨文见解相似，柏文也认为曹元谦与念奴“代表的是宫廷音乐”，李八郎“代表的则是民间音乐”，故李衮赛歌实为“发生在中唐初期的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之间的一场较量”。柏文进而指出：李清照以“乐府声诗”描述盛唐，以李八郎之例描述中晚唐，“可见李清照认为‘声诗’与‘词’在唐代是两种不同的歌辞样式”，二者在唐代“为并列关系，只是具体发展轨迹不一样”。

承认说“乐府”即曲子词，“声诗”即歌诗乃“误解”⁽²⁾，是柏文与杨文一个重要的差异。不知柏教授所说“误解”是否也将任先生之说纳入其中？倘是如此，则其文章开头称“通过驳斥任先生的‘声诗’概念，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解”为研究方法“不尽科学”之表现，是否也包括自己在内呢？再看柏教授对“乐府声诗”的解释，对比此前余恕诚先生所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教坊音乐与诗人们的声诗创作”，可谓名异实同。柏教授既然读过余文，却在“内容提要”中宣称“本文”“首次对《词论》首句作出科学的解释”，无乃过乎？

以上检讨各家之说，并非有意要对之作出正误高下之评判，而毋宁说为了梳理各家分歧之缘由，探求解决问题之路经。综合各家所论，似可达成三点共识：1. 无论对“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作何解释，李清照以此作为《词论》的开头语，意在彰显词与音乐的血缘关系，强调词须配乐演唱的音乐属性。2. 李清照《词论》之作，意在主张词、诗有别，无论是对词史的回溯还是对五代北宋词人的评点，其落脚点乃在提出“词别是一家”。3. 词体之成熟且形成与诗并行之势，是晚唐以后的事；中唐以前，无论“选词以配乐”还是“由乐以定词”（元稹《乐府古题序》语），其“词”主要为文人创作之齐言近体。

有此共识，则我们对《词论》首句的解读或可少一些无谓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