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几个具体方法论问题

如果确认了以上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方法及内容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假设）变了，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下面就有关问题谈谈我们的初步认识和看法。

一、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基础上，由生产力结构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定义中的“总量与结构”的含义与一般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们总是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理解，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相对一元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市场经济的格局。从逻辑上分析，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各自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最简单的是将市场划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有关同一竞争市场内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可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但不同竞争市场之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不平等竞争、不平衡发展等问题则是一类全新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说的那样，完全由市场自发力量去解决，而必须在充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主要通过特定的经济制度安排依靠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去解决。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由多元化生产力（市场）产生的这类新经济学问题往往是一种“两难问题”，研究起来相当有难度。所谓“两难问题”，其含义是：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市场自发力量（利益驱动）似乎规定了市场投资及资源唯一的运动方向（而不是所谓自由流动），即总是朝着有利于高端生产力（市场）发展的方向运动。这样就会产生一种“两难结果”：一方面，总体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新的（高端）生产力（市场）发展带动，新生产力总是吸引着大量投资及资源，这种投资及资源朝固定方向运动的结果是，在造成有利于迅速提升总体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又形成新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传统、落后的低端生产力（市场）则难以吸引投资及资源，因而总是处于增长越来越滞后的境地，最终又将影响总体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此，在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及理论的意义大大降低（但仍可借鉴其有关“局部均衡”的思想）。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客观要求看，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生产力非均衡结构平衡”状态（此概念的名称如何确定可进一步考虑）将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或信念。

总之我们认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客观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应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对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问题的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对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二、研究内容问题

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直接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的方式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找到相应的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方式来解决。我们认为，由此将形成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基本方向，即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制度与多元化市场经济格局及其稳定性的关系，强调国家对多元化市场经济的调控力度的重要性及其方法的创新性。下面展开来谈一谈。

首先，关于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制度的意义及作用问题。我们认为，在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将长期存在大量市场机制及其作用结果被扭曲的现象。例如，长期存在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低端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造成大量人口相对贫困化的现象；假冒伪劣、市场信用体系混乱现象，投资过度集中、盲目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现象，等等。改革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市场竞争结果在带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经济运行中大量不平等、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加剧了宏观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程度。因此，强调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的基本依据，一是其具有强大的稳定宏观经济基础的作用；二是其能较好地执行和配合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主动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功能。有关研究内容包括：在生产力和市场多元化这一基本条件下，如何合理布局国有经济体系（多元化体系）；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与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与国有经济发展相统筹的关系；等等。

其次，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意义和原则问题。我们认为，生产力及市场多元化这一客观条件决定了国家调控经济的意义更加重大。有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有效地解决不同生产力水平统筹发展的问题。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相反，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难点在于必须也只能由国家采取长期、有效的手段、政策，甚至是建立有关制度安排，来尽力提高或支撑低端生产力（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促进低端生产力及其庞大的就业人口较顺利地向更高端的生产力（市场）转化，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一致，大量投资将主要涌向高端生产力（市场）；高端生产力（市场）往往出现跃进式迅猛增长的形式。现实情况也表明，相对来说，高端生产力（市场）的发展不缺资金及资源，而低端生产力（市场）最缺的就是资金及资源，两者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完全不对称的，也是不平等的。因此，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国家资金及资源应主要流向低端生产力（市场），同时有必要适当控制高端生产力（市场）的发展速度。当然，有关研究问题的性质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相比将非常不同，同时问题研究的难度增大。例如，如何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统筹起来，如何正确制定国家协调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市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如何重点解决保障低端生产力（市场）的发展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保护弱势人口的利益等问题，都是有相当大的研究难度的。

最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由于生产力及市场多元化条件下，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具体地说，与西方经济学强调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间接市场调控手段相比，将有如下重大变化：（1）强调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平衡发展相一致的结构性调控方法，总量调控方法将更多地被局部总量调控方法取代。（2）对高端生产力（市场）和低端生产力（市场）的调控问题应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如，一个主要采取市场手段，另一个主要采取行政或计划手段。（3）对重大的（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一致）经济结构问题应采取强制性、计划性手段进行调控。

三、研究方法问题

我们始终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具体国家的国情、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讲，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状态及特征是决定其经济问题的性质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经济问题的性质又决定了其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我们还认为，从生产力角度的要求看，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更适合用于研究生产力处于较高水平（其结构一元化）的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适合用于研究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国家的经济问题。下面我们只着重谈一下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西方宏观经济学起始于凯恩斯理论（有人也称“凯恩斯革命”），我们认为，其产生实际上是对所谓“一般均衡”或“均衡”唯一性思想的否定。严格地说，如果“均衡”的唯一性不存在，则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就动摇了。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从方法论角度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真理！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更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西方宏观经济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均衡”思想即其微观经济学基础。因此，所谓“均衡”思想及理论仍然是其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及其发展的基础，并且许多人只是把宏观经济学看成微观经济学或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补充而已，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既然西方微观经济学是其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则“均衡”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到其理论研究方法的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总量分析方法”。从研究方法论角度看，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所谓国民经济的“总量”及其之间关系的确定，例如总需求、总供给、消费、投资、就业、货币、财政及其关系。从逻辑的角度分析，“总量”总是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之上的，而“总量均衡”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就是所有商品的结构均衡（所有商品供求相等）。而从逻辑推理上说，一般只能从“结构均衡”推出“总量均衡”，而不能从“总量均衡”推出“结构均衡”（除非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亦即“一般均衡”成立的假设条件下）。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均衡”是以其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为假设条件的，即所谓“总量均衡”只是“一般均衡”的一个简化（宏观或平均）结果而已，“总量均衡”的假设条件已隐含了“一般均衡”的基本假设条件。因此，可以说，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总量分析方法”及其结论，完全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例如，从逻辑上分析，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消费函数”和“生产函数”，实际上是所有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消费函数”和“生产函数”求和（又称“加总”）的结果。而研究中“加总问题”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假设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消费函数”和“生产函数”都一样（不变）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个假设只是“一般均衡”有关假设的一个转换而已，换句话说，就是假设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生产力（或竞争力）”是均等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就是假设整个生产力是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的。在其他如“就业、投资、货币”等的总量分析方法处理方面也完全存在类似的问题或类似的假设。

前面讨论已表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问题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即形成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多元市场格局，而不同市场之间的竞争存在着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亦即“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遭到了破坏。拿上面的例子来说，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不同市场范围内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消费函数”或“生产函数”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或竞争力）”完全不均等。这样，“总量分析方法”的有关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加总问题”也无法逻辑地得到解决，其“总量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也就丧失了。

我们再来谈谈宏观经济政策或“总量调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市场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主要有两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关于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及效果的分析同样是建立在“总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的。这里我们以货币政策为例进一步讨论其方法的局限性。我们知道，政府货币政策的具体工具主要有两个，即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它们又可称为“总量调节手段”。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总量调节手段”的有效性同样是有严格条件的。与“总量分析方法”有效性的条件一致，这里基本条件仍是“一般均衡”成立的条件，如大多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生产力（竞争力）”大体相同，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完全自由的（即投资行为能够自由地覆盖或流向整个市场）。那么，这里“一般均衡”条件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实际上，有关条件保证了利率或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对大多数消费者和生产者或投资者都是一样的、均等的，也只有这样，总量调节手段或货币政策才可以说是有效的。但是，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多元市场经济格局）条件下，这个假设条件就可能不起作用了。例如，这时投资利润主要集中于高端生产力（市场），利率再低或货币供应量再大，投资仍不可能流向低端生产力（市场），投资的主要方向只会集中于高端生产力（市场）而不是在整个市场范围内自由流动。再从消费者的行为看，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居民收入结构（贫富结构）十分不平衡，利率下降并不能对大多数消费者产生均等的影响或作用，可能既难以增强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望也难以增强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最终难以提高总的消费需求。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总量调节手段”很可能失效，甚至被扭曲，我国经济实践中类似现象经常出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所依赖的基本条件，与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国情非常不一致，因而所谓的“总量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来说是不适用的、无效的，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为此我们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应是“结构分析方法”（这里的“结构”指的是生产力结构），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总之，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可从确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开始。本章的基本观点或结论是：把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多元市场经济格局）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制度这两个基本特征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从而拒绝像西方宏观经济学那样以生产力一元化（统一的市场经济）和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在此基本前提条件下，把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问题、不平衡发展问题（在我国经济现实中突出表现为“三农”问题、大规模就业问题、各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抑制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等），作为宏观经济理论长期研究的中心问题。当然，在此基本条件和中心问题规定的范围内，仍需要学习和利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应该看到，长时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更多地是在（自觉或不自觉）西方宏观经济学所规定的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基本条件不正确自然导致了大量无实际意义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在有关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数学模型建立方面存在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甚至出现了为研究而研究、为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发展完全接轨而研究，严重脱离中国经济现实问题需要的现象。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本条件的改变将对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新的研究思路、方法问题得到解决前，在研究中应用较为精致的、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数学方法也许会受到限制，而只能应用分析形式较为简单、初级的研究方法。但我们认为，这也许正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也是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应用理论研究实际水平相一致的。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更需要的是那些紧密联系中国国情、简单清楚、容易为多数人理解并能够广泛应用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不是那种紧跟西方经济理论潮流、脱离中国国情、突出专业水平、数学形式烦琐、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形式化的理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