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1章 寄宿生

90年代的一个11月里的星期日，他来到了我们家。

我一直把那里叫“我们家”，即使那处房子不再属于我们了。差不多十五年前我们离开了那个村子，我们也肯定不会回去了。

我们住在圣阿加特公学的房子里。我父亲——像别的学生一样，我叫他索海尔先生。他在这里教中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的课是为获得小学初级班教师资格证书做准备的。我母亲教初级班的课程。

一幢长长的有五扇门窗的红房子坐落在镇子边，外墙布满了爬山虎；一个带洗衣房和有屋顶长廊的大操场朝村子敞开大门；房子的北面，穿过操场上的一扇小栅栏门，一条大路通向三公里外的火车站。房子的正面朝北。后面，有庄稼、花园，还有镇边的牧场……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的简要地图。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珍贵也最纠结的日子。在那些年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少年历险旅程的起点，也是旅程每每中断时的归宿。

我们的历险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岬。

那是好久以前一个偶然的变迁。督学还是省长的一个决定，让一辆乡下马车，在假期末尾时，把我和我母亲带到了那扇生锈的小栅栏门前（我们的居家用具要在这辆马车后运到）。那些正在花园里偷桃子的男孩子们，悄悄地从篱笆的缝隙里溜走了。

我母亲——我们都叫她米莉。她是我见过的最有条理的家庭主妇。

当她一走进那些尘土飞扬、被稻草填满的房间，马上失望地觉察到：就像我们一次一次搬家时遇到的那样，这些布局别扭的房间放不下我们的家具。她一边讲话，一边用手绢擦着我在旅行中抹黑了的孩子的脸，诉说她的忧虑。然后，她回到房子里，数清了墙上所有窟窿，为的是把它们堵上，让这里变成能住的地方……而我，戴着一顶系着丝带的大草帽，一直被留在一片陌生操场的沙地上。我等待着，在水井和棚子周围东张西望。

至少我能想起的刚到这里的情形就是这样。一旦重拾那些遥远的记忆，想起第一天傍晚我们在圣阿加特院子里的等待，另一个等待的记忆也会浮现……

我好像看到我双手把着栅栏门，正翘首等待那个人沿着大路走来。如果我尝试着回忆到圣阿加特院子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得不爬到二层阁楼进入我的房间的情形，那么另一些夜晚的情形也会联想忆起：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一个不安的、似曾相识的大影子漂移在墙壁上。所有那些宁静的风景……学校，老马赫丹有三棵核桃树的庄稼地，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就会挤满女客人的花园……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它们被那位朋友的出现惊扰，永远地改变着。他的出现让我们整个青春躁动不安，他的消失也没能让我们得到安宁。

不过，当茂那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已经住了十年了。

我那时15岁。这是11月里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晚秋让我们感到了冬天迹象的第一天。整整一天，米莉都在等一辆从火车站过来的马车。它会给她捎来一顶为这个坏季节准备的帽子。早上，她错过了弥撒。而直到布道时，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的我一直焦虑地看着一侧墙上的挂钟，希望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走进来。

中午过后，我只好独自去作晚祷。

“另外，”为了安慰我，她抚摸了我一下，对我说：“即便它到了——我是说那顶帽子，我也肯定不得不花上一整个礼拜天把它改造一遍。”

冬季的星期日我们经常就是这样度过的：我父亲一大早就会出远门，在覆盖着一层薄雾的某个池塘边的一条小船上吊狗鱼。我母亲则躲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直到夜晚，简简单单地缝补那些日常穿的衣物。她如此闭门不出，是怕会无意中碰见她的女伴中的一位——和她一样没有钱但同样很自尊。而我总是在晚祷结束后一边在那间有些冷的饭厅里读书，一边等着母亲打开房门进来，向我展示她的缝补成果。

这个星期日，晚祷之后，喧闹声把我拉了出来。教堂前，门廊下举行的一个洗礼仪式把男孩子们聚集在了一起。广场上，镇上的一群男人穿着消防员制服，三支枪一架，站在那里跺着脚，冻得直发抖。他们听着队长布佳东的口令，操练得一团糟……

响亮悦耳的礼拜钟声突然停了下来，像是一个要传出节日喜庆声音的人意识到搞错了日子和地点。布佳东和那群男人们，斜挎着枪，带着水泵快步小跑起来。我看着他们消失在第一个转弯处，四个男孩悄悄地跟随着他们。他们的厚底鞋碾着冰冻路面上的小树枝咯吱咯吱作响——跑在这样的路面上？我没敢跟着他们。

这时镇里最活跃的地方就只有达尼埃尔咖啡馆了。我能听到喝咖啡的人在热烈地交谈着。吵嚷声闷闷地升起而后又恢复平静。大操场的矮墙把我们的家和村子隔开了。紧贴着矮墙，我来到小栅栏门处，由于晚归，我有一点不安。

栅栏门半掩着。我马上看到了某些异常。

实际上，在饭厅门外——面向操场的五个门窗中最靠近栅栏门的那扇——一位灰发女士歪着头透过窗帘向里张望着。她个子不高，戴了一顶有系带的老式黑天鹅绒女帽。她有一张消瘦的显得精明的脸，但被焦急搞得有些憔悴。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焦虑，看到她这个样子，在栅栏门前第一层台阶上，我止了步。

“他跑到哪儿去了？我的上帝！”她小声地说。

“他刚才还和我在一起。他已经绕着房子转了一圈。他可能逃跑了……”

在每句话之间，她都轻敲三下窗玻璃，很难让人觉察。

没有人出来为这位陌生的来访者开门。米莉可能收到了火车站送来的帽子。她正在床前忙着拆拆缝缝，改制她那顶普普通通的帽子。床上撒满了老丝带和被弄直的羽毛。在红房子的紧里头她什么也听不到。

果然，当我走进饭厅的时候，那位来访者马上跟在我后面。我母亲两手扶着头上的帽子出现了。铜丝线、丝带和羽毛乱糟糟地盘在她头上……她朝我微笑着，蓝眼睛里充满了在日落时做针线活的疲惫神情。她嚷着：

“看哪！我正等着给你展示呢！”

可是，当米莉瞥见坐在饭厅深处大扶手椅上的那位灰发女士时，她尴尬地停了下来。米莉快速摘下帽子。在倾听女士介绍情况时，被她紧抱在胸前的帽子，像一个鸟巢扣在她的右臂弯里。

这位戴着系带女帽的女士，两膝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只皮包。她微微摆着头，像一位来访的女客人那样，开始解释，舌头发出的声音噼啪作响。她重新镇定下来。在提到她儿子时，她甚至有一种傲慢的、神秘的、让我们有些惊讶的神情。

她们母子坐马车从拉费尔泰-当吉永来到十四公里外的圣阿加特。她是个寡妇，很有钱。她会絮叨——她曾经失去了两个孩子中年龄小的安东尼。那是一天晚上，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跟着哥哥在一片浑浊的池水里游泳，淹死了。为让大儿子奥古斯丹到我们学校读高级班，她决定送他到我们家寄宿。

她马上把我们引到赞赏她儿子的话题中来。几分钟前，我还看到这位弯着腰从门窗里窥视的灰发女士，好像一只带着哀求、惊慌神色的母鸡丢了一窝刚孵出的小鸡，而现在我不再认得她了。

她带着赞赏的语气吹嘘着她的儿子，这很令人意外。她说他喜欢做些让她高兴的事。他经常沿着河边，光着腿，走上好几公里，为她捡回落在荆豆丛中的黑水鸡蛋和野鸭蛋……他也在水中放些椭圆形的鱼篓捕鱼。一天晚上，在树林里他还发现了一只被套住的野鸡。

我吃惊地看着米莉——要是我做这样的事，外衣被撕破，我是不敢回家的。

我母亲没再听下去。她一边示意那位女士不要再说了，一边小心地把她的“鸟巢”放在桌子上。她平静地站起来，好像要去迎接那位不速之客。

上面阁楼仓房的一角，去年7月14日那天，我们堆了许多已经被烟熏黑的烟花。这时，一个陌生的、坚定的脚步，来来去去，震颤着天花板。脚步穿行在二楼巨大的、昏暗的两个仓房之间，最后，消失在通往那些被遗弃的助教房间的方向。在那些房间里，我们晾晒着许多椴树叶并存放着一些还没成熟的苹果。

“刚才在楼下房间里，我就听到了这个声音。”米莉小声地说着，“我在想可能是你——弗朗索瓦回来了……”

没有人回答。我们全都站了起来。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当阁楼朝厨房的楼梯门打开的时候，有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穿过厨房，出现在饭厅昏暗的进口处。

“是你吗，奥古斯丹？”那位女士问。

这是一个17岁大小的男孩。垂暮中，我只看清他头顶的农夫毡帽和身上男孩子们系腰带的黑色学生罩衣。我也能辨出他隐秘的微笑……

他瞥见了我。在有人可能让他解释之前，他问我：

“你到操场上来吗？”

我犹豫了一秒。米莉没有阻止我。我拿着鸭舌帽朝他走了过去。我们从厨房门走出来到操场的长廊上。夜色袭来。在黄昏的微光下，我边走边看他。他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鼻子挺直，嘴唇线条柔和。

“瞧！我在上面找到了这个。你一定从没留意过。”

他手里拿着一只被烟熏黑的小木轮。一条绑着一串破损烟花的细绳绕在木轮上。那应该是为7月14日准备的太阳烟花和月亮烟花。

“还有两只没放。我们把它们都点着。”他说着，声音很沉静，似乎精彩的事还在后面。

他把帽子扔到地上。我看到他农夫式的短发。他给我看那两只没点着的烟花。两个药捻只烧掉了一截就被人弃掉了。他把木轮的轮座插在沙子上，掏着口袋——他居然拿出一盒火柴！我大吃一惊——火柴可是严格不准孩子们拿的！他小心地蹲下去，点着了药捻，拉着我的手迅速后退……

就在这时，商定了寄宿费用，我母亲带着茂那的母亲来到门口。突然她看到，在长廊下，随着发出的嘶嘶声，由红星星和白星星组成的两道烟花光束从地上飞腾起来。瞬间，她可能看到了我——站在奇幻和绚烂的光影里，拉着新来的大男孩的手一动不动……

又一次她什么也没说。

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位不作声的陪伴者。他低头吃着，对我们盯着他的目光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