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奴隶社会的史书

从《尚书·多士》所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我们可以推知殷代已有书籍的编纂，其中可能已有史书，但具体到有哪些史书，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在西周、春秋时代，确实已有不少的史书，如周王室有《周书》（见《吕氏春秋·有始览·听言》）、《周志》（见《左传·文公二年》）、《周春秋》（见《墨子·明鬼下》），郑国有《郑志》（见《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十六年）、《郑书》（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二十八年），燕国、宋国、齐国都有《春秋》（见《墨子·明鬼下》），楚国有《楚书》（见《小戴礼记·大学》）。还有在其他文献中述及的，如《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又《史通·六家》云：“《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又《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引《墨子》佚文云：“吾见百国《春秋》。”又《春秋公羊传疏》引闵因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案：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云：“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史书都是出于史官之手，据《汉书·艺文志》所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之说，那时的史书大体上分为记言、记事两类。记言的称为“尚书”，也称为“书”；记事的称为“春秋”。“尚书”的命名是由于“上所言，下为史所书”（《史通·六家》引王肃说）。“春秋”的命名是由于“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在西周、春秋时代所编纂的史书虽然不少，但绝大部分都已亡佚，其得以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尚书》《周书》《春秋》三种，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文字是由后人羼入的。兹将这三种史书分别介绍如下。

（一）《尚书》

《尚书》（也称《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据说是孔子采取过去的历史资料编次而成的。《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

《汉书·艺文志》云：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隋书·经籍志》云：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

这三种记载都肯定《书》是由孔子编定的，唯《史记》未言其篇数，《汉书》与《隋书》则都明言为百篇。但是，孔子所编的《尚书》在秦朝以后曾一度失传，到了汉文帝时，才由儒者伏生传授出来。《史记·儒林列传》云：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所传的《尚书》，实为二十八篇，所谓二十九篇乃后人增益。《论衡·正说》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案：据刘向《别录》，应为武帝末年。），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隋书·经籍志》亦云：“至汉，惟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云‘二十九篇’者，盖《泰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而且据康氏考证，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亦即孔子原来编定的篇数，所谓“百篇”之说乃后人附会伪托。

伏生传授的《尚书》行世数十年之后，据说又发现了一种《古文尚书》，由孔子的后裔献出。《汉书·艺文志》云：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案：据《论衡·正说篇》，应为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荀悦《汉纪》卷二十五《成帝纪》云：

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

所谓古文，是指秦以前的字体。自《古文尚书》出现后，世人以伏生传授的《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字抄写，遂称为《今文尚书》。于是，《尚书》便有了今文与古文两种不同的本子。

《古文尚书》流传到东汉末年以后就亡佚了，到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却又献了出来，并有孔安国所作的《书传》。从此以后，《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都为学者传诵。

到了南宋初年，吴棫著《书稗传》十三卷，开始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作，他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接着朱熹也怀疑《古文尚书》及《书序》是后人伪作。其后学者从事于考辨《古文尚书》之伪者渐多，如元代的吴澄著《书纂言》，明代的梅鷟著《尚书考异》等。到了清朝，阎若璩费了三十年的功力精心研究这个问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东晋时梅赜所献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书传》确是伪作；惠栋又著《古文尚书考》加以补充，于是世间流传的《古文尚书》之为伪书乃成定案了。清朝末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又列举证据辨明西汉时在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及《书序》也都是伪作。总之，《尚书》的流传经过虽然复杂，但只有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是真，其余全是后人伪造的。

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八篇，其篇目是：《虞书》二篇：《尧典》《皋陶谟》；《夏书》二篇：《禹贡》《甘誓》；《商书》五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十九篇：《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然而，就在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中，也并非全是春秋时代以前的作品，据近代学者郭沫若、顾颉刚、张西堂等考证，至少有《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是战国、秦、汉间人所作。唯因古代典籍经过若干年的流传，其中难免有后人羼入或窜改之处，但从大体上来看，《尚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史书则无疑义。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从现存的二十八篇可以看出，除了后人追撰的《尧典》和《禹贡》外，绝大部分都是历史人物的言语，诚如刘知幾所说：“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这些记载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完全标明时间的顺序，使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感到很多不便，如《史记·三代世表》所云：“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但是，它的内容确为研究我国奴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尤其因为是现存最古而又比较完整的史书，也就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二）《周书》

《周书》也是现存最古的史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班固原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后世也称为《逸周书》或《汲冢周书》。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序》云：“《周书》称逸，昉《说文》；系之汲冢，自《隋书·经籍志》。”其实，《周书》并不能认为如刘向所说的“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不应称为“逸”书；而且也不是自西晋武帝时在汲郡魏冢中的竹书出土后才被发现的，不应称为“汲冢”书，仍以称为《周书》为宜。

《周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包括西周至春秋间六百年左右的事迹。《史通·六家》云：“《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此书在晋代尚为全本，有五经博士孔晁为之作注，然其后即逐渐散佚，到了唐初颜师古作《汉书注》时说：“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是后又亡佚三篇，仅余四十二篇。但是，流传到现在的《周书》却有六十篇（包括《序》一篇），这是什么缘故呢？据朱希祖著《汲冢书考·汲冢书篇目考》云：“晋时《周书》，盖有二本：一为汉以来所传今隶本，一为汲冢所出古文本，当无疑义。《隋书·经籍志》仅载《汲冢周书》十卷，不载孔晁注本；《唐书·经籍志》仅载孔晁注《周书》八卷，不载《汲冢周书》十卷，盖皆互有遗漏。惟《唐书·艺文志》既载《汲冢周书》十卷，又载孔晁注《周书》八卷，盖汲冢十卷为无注本，孔晁注本唐时已有阙篇，故并载焉。颜师古《汉书·艺文志》《周书》注云‘今存者四十五篇’，盖指孔晁注本言也。刘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又有《周书》者，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言有阙，盖所见为汲冢十卷本。是唐时尚二本并传也。汲冢本无注而有十卷，孔晁本有注卷数反少，而仅有八卷，知八卷本即师古所见之孔注四十五篇也。师古以后，孔注又亡三篇。自宋以来，盖以汲冢本补孔晁注本，而去其重复，故孔注仅有四十二篇，而无注者十七篇，及序一篇，合成今本六十篇。”关于《周书》的流传问题颇为复杂，过去学者曾有许多不同意见，本文不能详述，朱氏的说法虽然未必完全符实，但大体明通，可以解释今本六十篇的来历了。

至于《周书》的著作时代，历代学者也多有疑问。如上引《史通·六家》即以其中有“后之好事者所增益”，后来又有不少人认为是战国甚至秦汉以后所作。根据现存的内容看来，其中虽有战国以后的手笔，但基本上是春秋时代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于灵王以后。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传》别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这段结论大体上是对的。但其中所说的“皆古人必无之事”，我们现在倒认为是必有的事。因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家总是把周武王和周公美化为仁义备至的圣人，根本不承认他们会有残暴的行为；实际上，周武王和周公都是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大奴隶主统治者，其野蛮残暴的程度一定更甚于后来的封建帝王，《周书》中的记述正符合当时的事实。过去学者认为“夸诞不雅驯”而指为伪的，今日看来反而是真。

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肯定《周书》是春秋时代以前的著作，他说：“愚观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委托。何者？庄生有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箕子陈畴，周官分职，皆以数纪，大至与此书相似，其证一也。《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其证二也。称引是书者，荀息、狼瞫、魏绛，皆在孔子前，其证三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中也确认《周书》的《世俘》《克殷》《商誓》诸篇为西周初年的文字，尤其是《世俘》篇，“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纪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中所载者相合”。足见《周书》实为现存最古的史书之一，与《尚书》有同等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后人羼入了一部分文字而否定全书的著作时代。

（三）《春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奴隶社会有许多称为《春秋》的史书，但是，得以流传到现在的，却只有一部了。

流传到现在的这一部《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记载并参考其他的史料而写成的一部编年史，包括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其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也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录，至于有关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记载就很少了。

《春秋》的一个最显著的优点是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一般的记事都具备年、时、月、日，日子不明的则有年、时、月，至少也有年和时。随便选几个例子，如：“隐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庄公十有六年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即使没有事迹可记的时候，也标出年、时、月，如“僖公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可《春秋》不愧是一部认真“编年”的史书，所以《史记·三代世表》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然而，《春秋》也有很显著的缺点，就是记事太简单。每条的文字很少，最少的仅有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螽”（宣公六年秋八月）等；也有二三个字的，如“城郓”（成公四年冬）、“宋灾”（襄公九年春）、“狄伐晋”（僖公八年夏）、“公如齐”（宣公五年春）等；一般不过十个字左右，最多的也只有四十五字，如“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定公四年春三月）。这样的记载就不能说明历史现象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不能给人以具体的历史知识，所以后人对此很不满意，有讥为“断烂朝报”的，有认为是“记账式”的历史，有认为只是写下了一些“标题”。但由此也可看出那时还在史学发展的低级阶段，不能对历史现象做较详细而完整的记述。

孔子作《春秋》，据说是有其积极的政治目的和远大的社会理想的，甚至连他记事那样简略也有特殊的意义。《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如此说来，孔于所作的《春秋》就不是一般的历史书，而真是如后来统治阶级所尊奉的可以指导政治的经典；并且如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已经起到巨大的政治作用了。但是，《春秋》的记载是那样简单，一部包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的著作，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字；在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只有标题而无详细的内容，是否能够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呢？所谓“一字之褒贬”就能使“乱臣贼子惧”吗？这显然是后人对孔子的夸张之辞，借以发挥封建的政治思想，而且封建时代的历史家已把这个道理给揭露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云：“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实际上，孔子不过是整理鲁国的历史记载，编写成为一部简明的史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而已，并非像孟子以来所宣传鼓吹的那样的雄心大志，这部书本身更没有起过“使乱臣贼子惧”的作用。

当然，孔子并不是也不可能单纯地、客观地记述史事，而是有其明显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的，所谓“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借鲁国的历史记载，以尊奉和维护周朝王室的统治，表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传统。但这也不完全是孔子的创作，而是继承了过去鲁国史官的一贯的立场和观点，再通过对历史记载的整理和改写，做更进一步的表达和阐明而已。

孔子不是史官，但由于他在当时统治阶级中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教育、文化方面有重大的影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官府有较密切的往来，所以能够得到鲁国以至周王室的历史记载，加以编纂改写，成为一部私人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私人写成的历史著作。

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是处于我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伟大的学者，在我国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就史学史来说，他首先以私人的资格写成了一部简明的编年史，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