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传统工业化及其区域实践
3.1.1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化思想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早就展开了工业化的探索。早在1944年3月22日在召开的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生产力发展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促使生产力发展,关键就在于实现工业化。同年5月22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欢宴职工代表招待会的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业化的概念,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向作了阐述,“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苏共20大的召开,暴露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缺点,促使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工业化的发展思想。中国早期工业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工业化
毛泽东认为,西欧的工业化道路,是产业革命后人类走出的第一条工业化道路,是以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中国人民是绝不可能走这条道路的。苏联、东欧走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这条道路我们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其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最重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发展农业,只是片面地发展工业,中国广大地区的落后状况必然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1950年6月,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时,认为将来发展工业的投资要从农业汲取,因此要重视农业。
2.工业化发展的两步走战略
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标准;第二步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
3.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活动
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三者的关系列为十大关系之首,提出了处理三者关系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毛泽东对工业结构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中国工业化道路”,“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
。6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问题的突出和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思想,把“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1962年,党中央把毛泽东这一完整的思想进一步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4.区域产业平衡布局的工业化思想
由于中国全部轻工业、重工业的70%在沿海,30%在内地,区域布局不合理。针对这一现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中国区域产业平衡布局的思想。“为了平衡工业化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国内生活中的矛盾,做出“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工西农”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提出“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的方针。对全国经济进行了“一五西建,三五三线”两次大的布局调整。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等人探索的我国工业化思想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公有制的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识别不透,以及发展指导思想的错误和阶级斗争意识的日益增强,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并没有按照工业化思想认识的要求去完成,导致工业化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3.1.2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化区域实践
尽管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工业化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工业化思想由于受到国内阶级斗争思潮的左右和中国当时所处国际形势的制约,他的工业化思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相反,国家将工业重心由沿海转向内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工业布局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广大的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不到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工业的绝大部分又聚集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少数城市,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之比为77.6%∶22.4%,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9%。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分布在沿海,而在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华中等地却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内地却很少有纺织工厂;全国铁路里程的90%以上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沿海省份。基于中国工业的现状,如何推进中国区域工业化发展,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内地与沿海两大经济带:优先推进内地工业发展
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工业发展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客观状况,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要求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为主的重工业,提出了有计划、均衡地在全国布置工业的指导方针。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带,沿海侧重于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内地侧重于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并实现工业发展的重心由沿海向内地的转移。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自有工业项目中,共计694个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其中472个分布在内地,占总数的68%,222个分布在沿海地区,占32%。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150项,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项目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
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占实际投资额的44.3%,中部地区占32.9%;西部地区占20%。在这一时期,大约1/5的民用企业在西部建设,还重点在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新建了来睦、成渝和天兰三条铁路干线,修建了宝成线和兰新线共计3846公里。“二五”时期(1958-1962)继续沿用“一五”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内地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为53.9%,沿海地区所占比重为42.3%,两者相差11.6个百分点
。
整个“一五”期间,在国家工业发展重心向内陆地区倾斜的条件下,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内地与沿海分别占47.8%和41.8%(部分投资未分地区),前者比后者高6个百分点,内地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4%,比沿海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3.6个百分点
。“二五”时期内地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0%,比沿海工业年增长速度高1.8个百分点。至1962年,内地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为37.1%,比1957年又提高了2个百分点。
2.三线建设时期的区域工业:推进内地工业深入发展
出于备战目的需要,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把全国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的地域分界线是将东部沿海省区市划为一线地区,将川、黔、陕、甘、青、宁、桂、鄂、湘、晋等10个省区划分为三线地区,其余省区属于二线地区。1964年8月,毛泽东两次指出,工厂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搬家,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1970年2月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门类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要根据经济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划分10个经济协作区,每个区都要有步骤地建设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由此可以看出,三线建设期间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重心依然是在内地的第三线。
在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阶段(1964-1971),重点推动第三线的工业布局和发展。从投资上看,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第三线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接近整个沿海地区,两者分别为38.2%和39.4%。1966-1970年第三线地区的11省、自治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占52.7%。
从项目上看,1964-1971年,全国共有380个项目,14.5万人,31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布局在三线地区的项目主要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及湖北、湖南的铁路、钢铁基地、国防工业、石化、机械等的建设。先后修筑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使川、黔、滇3省铁路联成一体,形成川、黔、滇、鄂、湘5省铁路运输网;建设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几个大钢铁基地;在四川、贵州、甘肃等省建设一批石油、机械、电力项目。
在1971年之后,进入三线建设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建设西南三线外,逐步向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的西部转移,在后期逐步向沿海倾斜。在这些地区重点发展了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以解决极为紧张的原材料和电力供应。从投资上看,1971-1975年,内地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3.5%,其中三线地区11省、自治区占41.1%。“四五”计划后期,沿海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到1975年已上升为41.5%。“五五”计划时期,沿海地区投资达42.9%,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一阶段沿海地区工业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内地,年均增长率为9.4%,比内地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0.5个百分点。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开始上升,1980年达61.5%,比197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三线地区先后投资20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企业219万个,形成了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11省、自治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965年的32.9%上升到35.3%;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3%提高到25%。全国将近1500家大型企业,分布在三线地区的占40%以上。三线地区的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多数已占全国的30%以上。
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为进一步开发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3.1.3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区域实践的成就
从1953年到1978年的时间里,国家集中了大量的人财物在中国内陆地区布局工业。整个“一五”到“四五”期间,内地投资的比重都要高于沿海地区,国家在内地基本建设投资额达2643.6亿元,在沿海地区投资总额为1834.9亿元,内地占全国同期基础建设投资总额的59%,为内地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表3-1)。
3-1 改革开放前国家基建投资额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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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604。
“通过投资建设,1978年内地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41.7亿元增加到1792亿元,占全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从28%增加到56.1%。超过了沿海地区;1953-1978年间内地工业产值增长19.08倍,高于全国同期15倍的速度,更高于沿海地区同期12.9倍的速度;到1978年,内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30.1%上升到39.1%。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原煤产量由1952年的56.1%提高到68%,发电量由36.4%提高到48.6%,钢产量由14.2%提高到37.2%,农用化肥产量从零提高到51.1%,水泥产量由20.7%提高到35.5%,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4.5%提高到41.8%。”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重视内地工业的发展战略初步扭转了中国工业发展区域布局不平衡的现象,促进了内地资源开发,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开端。
计划经济体制下平衡推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优化了产业结构(表3-2)。内陆地区1952与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20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增长20个百分点。1952年到1978年间,轻工业的比重不断下降,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表3-3)。但这一阶段中工业化比重上升并非工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结果,而是重工业导向发展之必然。
表3-2 内陆地区1952与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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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
表3-3 1952-1978轻重工业产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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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
3.1.4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区域实践的评述
中国早期阶段工业化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由于这一阶段工业化实践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外部环境的威胁,使得工业化实践偏离认识。尽管众多学者指责这一阶段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违背了工业化发展的规律,但笔者认为他们的指责更多是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忽视了中国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发展应该服从于更多非经济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采用均衡推进的工业化布局是正确的。按照罗斯托的理论,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需要有新的产业作为引导和支持。西部地区的长期落后不能就农业而谈论农业,西部地区需要工业发展,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提高工业化水平。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阶段工业化平衡布局,在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地区才有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平衡推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虽然有利于公平,但对提高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无益。据估计,到1975年三线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已占全国水平的35%,而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5%,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9%,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由于西部地区自然基础较差、产业配置分散,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宏观经济效益低下情在理中。同样,东部沿海的老工业基地长期得不到国家资金的投入,地区优势难以发挥。这使得中国在最需要发展的时候丧失了发展的机遇。
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不顾及工业化发展规律,实施赶超型工业化并没有取得成功”。“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实践证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