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国工业化转型与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践的初期探索

中国传统工业化发展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使得传统工业化发展必须转型。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后，中国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传统工业化向现代工业文明、新型工业文明的转变是发展的必然取向。由此可见，中国由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向新型工业化转型是深刻反思中国传统工业化弊端的需要，是符合产业发展的要求所致，同时也是全世界工业文明进程发展的必然。

3.3.1 中国传统工业化向特色新型工业化转型的必然性

我国传统工业化一方面给国民带来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面临严重的危机。随着工业化破坏环境的加剧，规模化的污染问题迫使人类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人类的工业化进程，需要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推动经济发展。

3.3.1.1 中国传统工业化转型是对“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增长观的批判

1．工业化发展的两种战略

工业化的本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的问题。在人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了两种战略，一是零增长战略，二是“增长优先、先污染后治理”的战略。

零增长战略是著名的全球问题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提出的增长战略。该书作者运用系统动力学建立了一个包括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等五个变量的模型。研究的结果认为，随着人口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迅速减少的资源将成为约束条件使工业化不得不放慢，在工业化达到临界点后，能源短缺，环境污染，食物不足将引起死亡率上升，最后人类增长停止，并于2100年前崩溃。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情况的发生，从1975年起人类应该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零增长战略是深刻剖析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中无节制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增长战略，这一战略为构建节约型社会提出了新的思路。尽管“零增长”的结论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各国高效利用资源、发现更多新资源的能力得到提高，……持续发展的所谓极限，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人类的创造和技术发展会使之不断得到拓展”，由于忽视技术发展和人的创造性，导致得出悲观的结论。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愿意采纳这一战略，因为完全停止经济增长既无益于解决能源与生态问题，而且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一战略只能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探讨，其实践的可能性较差。尽管如此，《增长的极限》对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的影响是深刻的，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顾及其存量的有限性。

“增长优先、先污染后治理”战略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美国、日本、西欧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等实施的战略。西方工业国在人类工业文明观主导下，在工业化发展中以“资源—产品—污染物排放”单向线性经济发展为主，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这一增长模式由于过于重视人类自身的发展，只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形成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工业国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虽然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都纷纷强调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不可避免，但随着工业化进入到晚期，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的积累，通过对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会得到改善，这样环境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最后会逐渐缓解。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对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先污染，后治理”提供了经典的解释。1955年，库兹涅茨在对收入差异的研究中发现人均收入差异具有随着经济的增长先逐渐加大、后逐渐缩小的规律，这一收入不平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通常称为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euger在对全球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多年的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动情况分析研究后提出，大多数环境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之间也呈倒U形关系，即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增加、后下降，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如图3-3所示，EKC解释了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退化，收入上到一定程度后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重要假定前提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各自依托于对方而存在的，也即是说二者是矛盾的。EKC的政策含义不言自明，它为实施工业化“先发展、后治理”提供了理论上的诠释。

2．对“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增长观的批判

西方工业国家的实践是否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呢？答案是否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消耗了世界80%的能源，却制造了70%的污染，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攀升，但是环境质量并没有好转，而是不断恶化。事实上，EKC提出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理论加以批判。Arrow认为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不缓解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且环境恶化也没有严重到影响未来收入。还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不能阻挡环境退化，很难使环境得到改善，工业化国家环境污染程度的减轻，是因为将自己的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

西方传统工业化的发展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模式，虽然带来了较高的产出，但是这种模式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为了消化环境恶化、污染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工业发展的积累进行内部治理，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化的时候，国际贸易规则还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他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强权规则转移污染产业、输出污染产品来缓解自身的环境问题。但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要素本身缺乏，不愿意投入到治理环境中去，同时缺少机会转嫁污染，如果再按照传统工业化的发展路径走下去，恐怕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生态系统就已经崩溃，因此这种路径在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行得通的。

从我国工业化发展看，在早期阶段，我国实施的以“改革开放”为主的“外延型全面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具有“先污染、不治理”的特征，随着环境的恶化，工业发展也呈现“先污染、后治理”的特征。中国多年的工业化发展是以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依靠资源、造成环境恶化的工业化，是以“外延式”的方式推动的，高污染、高浪费、低效率是这一阶段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特征。据统计，我国65%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33%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区，70%的国土面积每年受东亚季风强烈影响，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35%的国土面积受到土壤侵蚀和荒漠化，30%的耕地面积为酸性土壤，20%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海水入侵，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由于“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多年的工业化造成“森林退化、草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土壤侵蚀和荒漠化面积增加，生物多样性减退，自然灾害频率加大且危害程度增加”。

3.3.1.2 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传统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思想来源

最早论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其后新古典学派马歇尔提出了特殊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渐进的、演化的、和谐而不中断的发展。熊彼特也对经济发展作过论述，对经济发展作出界定，认为经济发展是对既有的经济格局的一种突破，而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作出投资决策的创新精神。20世纪4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结构主义发展观及其新古典主义“复兴”阶段的发展观都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遵循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式。但是一味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耗尽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使环境遭到破坏，很难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问题引起各国高度重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首次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约翰·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家提出解决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忽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社会的发展，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指导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措施遭受到巨大的灾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又一次步入了危机，反思市场和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成为潮流。21世纪初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学者扩展了发展的内涵，认为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还包括贫困的减少、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包括促进发展的制度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发展中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在发展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等观念，都是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实现的目标体现。

3.3.1.3 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的实践为中国传统工业化转型指出了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对原材料、能源的消费量锐减，代之以工业技术等新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80年代末开始进入后工业的第二个阶段，西方世界新型工业品大量出现，逐渐代替传统工业品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

后工业社会，又称“工业化后社会”，“信息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个概念。1959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贝尔首次对“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进行了阐发，并断言“社会已经从产品生产的阶段过渡到了服务型社会的阶段。”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在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就要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个社会具有与工业社会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理论知识的接力与传播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力量。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一书阐述后工业社会五个特征：一是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二是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为主转变为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三是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四是未来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五是制定各项政策需要通过“智能技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尽管信息并非唯一资源，但却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知识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使知识的生产系统化，并且不断开发智力。总而言之，在后工业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决定因素不是劳动力，而是科学技术及知识分子；后工业社会是建立在服务业的基础上，信息具有巨大的价值；后工业社会里高新技术的发展占据绝对的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实践为我国传统工业化转型提供了方向。我国新型工业化提出充分利用信息资源的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就是紧跟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而提出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中，非常注重人的因素，重视智力要素在经济中的作用，追求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消费观念创新，“重视适量生产、适量消费、循环利用，改变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重视盈利和非盈利部门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3.3.2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思想形成

1．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创新推动的工业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思想的探索就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工业发展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外延式发展道路，江泽民认为要不断为工业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那就是必须坚持和勇于创新，创新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江泽民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论述了用高科技带动经济发展，除了要实现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创新。落后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要善于学习和引进技术基础上再创新。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居于主导地位，21世纪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技术创新与工业化的结合将更为紧密。在体制创新方面，江泽民认为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

2．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江泽民在1996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同年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他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问题，而是人口、资源、经济三者的关系问题。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要促进任何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他的论述深刻阐明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只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整个人类社会才是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3.3.3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践的初期探索与评价

1．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践的初期探索

经过数年的不断探索和对传统工业化实践的总结，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并进入实践阶段。自新型工业化提出之后，东部地区在产业发展、结构优化升级、自主创新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如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把发展金融、物流、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环节，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天航空、交通运输等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农业方面以大力发展高效、优质、高产的现代农业为经营目标，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力争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多的附加价值。

中部地区以新型工业化和“中部崛起”战略为契机，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以提高工业化程度，提高产业结构素质，缩小地区产业发展差距为目标，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提高资源、能源产业的附加价值，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设备运输、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现代制造业发展，提高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在工业化水平提高同时，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国家“中部六省城市配套改革”试点政策给予中部地区城市建设较大支持，湖北武汉“1+8”城市圈、湖南“长株潭一体化”、河南“郑卞一体化”等城市圈经济板块都发展良好。

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创造了条件，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西部大开发的新阶段，西部地区突出以产业发展推动区域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在国家层面遴选了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不少西部省区也选择了区域优势产业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重心。如四川省选择装备制造、优势资源、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四大特色产业，重庆市将能源及化工、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产业作为“十一五”甚至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心，内蒙古自治区将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等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加以推进。云南的烟草、生物资源、有色金属和磷化工为主的矿产业、水电能源和旅游业为特色优势产业。

东北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国家对东北地区的重视对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2003年12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2004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全面启动了振兴战略。东北地区老工业发展以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为方向，以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支持为辅助，重点推动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化，制药产业等工业的发展，大力实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战略，工业发展上走循环经济之路，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2．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实践评析

中国新型工业化探索的最近几年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1908元，比2002年增长了5.12倍。如表3-5所示，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比为10.0∶43.9∶46.1，就业的结构比例为38.1∶27.8∶34.1。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城市化水平提高显著。

发展特色新型工业化促进了科技水平的提升。PCT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专利合作条约，其目的是简化国际专利申请手续和程序，加快科技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如图3-4所示，1995-1999年中国的PCT申请量缓慢增长，随着对科学技术水平越来越重视，对创新提出新的要求，1999年后PCT申请量大幅上升，2001年涨幅达到188.4%，虽然之后略有下降，但是自实施新型工业化以来，中国的PCT申请量逐年攀升。

能源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如图3-5所示，从能源的消费情况看，国内能源消费的增长基本上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具有相同的趋势，但是从2011年以后，能源消耗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GDP出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单位GDP能源消耗呈下降趋势。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了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判断（图3-6），随着我国GDP增长，2008-2011年为增长趋势，2011年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

无论是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比较，或者是从PCT申请量和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判断，都可以认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进步，但是普遍一致的观点都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外延型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依然是依靠煤电油，依靠投资驱动完成，这显然与我国新型工业化提出的技术集约与要素节约相违背，我国的新型工业化还没有真正走上自主创新调整产业结构的转变增长方式的环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