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永远偿还不完的恩情

“恩”是必须偿还的债务。但在日本，“报恩”和“恩”属于不同的范畴。在美国人的伦理中，它们被混淆在一起，成为中性词汇，例如obligation（义务、恩义）、duty（义务、任务）等。这让日本人感到奇怪，就像我们对一些部落在有关金钱交往的语言中，将“借方”和“贷方”混为一谈一样。日本人一旦接受了“恩”，那就是永久存在的债务；但“报恩”是积极的，他们会刻不容缓地偿还，所以，“报恩”是用另外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是善行。为了报恩不惜献身更是一种美德。

如果把日本人的“报恩”和美国人的金钱交易进行比较，就能发现人们对“不偿还”实施的“惩罚”，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行为就更容易理解。在财务交往中，美国人要求履行合同，对巧取豪夺的人不会宽容。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对银行有债务就必须偿还。借钱的人不仅要还本，还要支付利息。美国人对爱国、爱家庭的观念是另外一回事。对美国人来说，爱是一种感情，不受任何约束，能够自由给予的爱才是高尚的爱。爱国意味着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是，日本人不一样。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同情并帮助贫困的双亲，不能殴打妻子，必须教养子女。但美国人对这些并不像对金钱债务那样斤斤计较，也不像做生意那样总期望回报。在日本，这些却被当做债务，犹如美国人对金钱一样。在日本人这一观念背后，存在强大的约束力，就像美国人不得不应付账单和抵押贷款的利息一样。这些观念并不是只在战争时期，或者当父母病危时才被注意到，而是时刻笼罩在日本人的心上。就像美国纽约的农民总担心抵押，华尔街上的金融家总盯着股票行情一样。

有时，人生中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对义务的某些细节进行改变，但是义务是自动加在人身上的，超越了一切偶然因素。

日本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和相对要履行的义务：

一、恩情：被动发生的义务。“受恩”和“接受恩惠”都是在被动立场上产生的义务。

皇恩：天皇的“恩”。

亲恩：父母双亲的“恩”。

主恩：主人、主君的“恩”。

师恩：师长的“恩”。

每个人在一生中和各种人接触、打交道时，接受的“恩”。

注：所有对自己施恩的人都是“恩人”。

二、“恩情”的相应义务：

每个人都必须偿还“恩”，“回报”恩人。这种义务是在主动偿还的立场上产生的。

A.义务：无论如何都要偿还，但是永远也无法还清，而且时间是无限的。

·忠：对天皇、法律和日本国的义务。

·孝：对父母双亲和祖先的义务。

·任务：对工作的义务。

B.情义：应该根据所接受的利益数量如数偿还的恩情债，并且有时间上的限制。

（一）对社会的情义

·对主君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

送礼的日本人

日本人对于恩情的态度是必须偿还，而且是越快越好。从生活上来说，日本人第一次见面通常会互赠礼物。送礼时的礼仪在日本也非常有讲究。

这是指从某人那里得到“恩”，如接受金钱、对方的好意、工作上的帮助（劳动互助）等。对非近亲的义务，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并不是指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恩”，而是指源于共同的祖先的“恩”。

（二）对自己的名誉的“情义”，类似于德语中的“名誉”（die Ehre）。

·受到侮辱，或者遭到失败后，替自己“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报复或复仇的义务。（注：这种报复并不被看做是一种侵犯）

·不承认自己在某方面（包括专业）的失败和无知。

·遵循一切礼节，谨慎对待自己的身份，在不如意的时候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等。

上面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这些道德演变为绝对性的品质，并与中国人对国家的义务与孝道观念产生了差别。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不断引进中国人的伦理体系，如“忠”、“孝”都沿用了汉字。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它们看成无条件的、绝对的。在中国人心中，“忠”和“孝”都有条件的。在“忠”、“孝”之上还有“仁”。“仁”通常被翻译成benevolence（慈善、博爱），在它的含义中，包括了对西方人来说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仁”，统治者也必须“仁”。统治者如果“不仁”，民众可以起来反对他。“仁”是“忠”的先决条件。天子能施仁政，才配享有帝位。文武百官也一样。在中国人的伦理中，“仁”被作为检验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但是，中国人的“仁”并没有被日本人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谈论日中两国在中世纪时的差异时，说：“这些观点和日本人的观念水火不容，作为学术理论也没有被日本人全盘接受。”“仁”被排斥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外，不再具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日本人把“仁”字读成“jin”（书写文字仍沿用中文汉字）。“行仁义”也不再是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必须具有的道德规范。因为“仁”被彻底排除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外，所以，在日文定义中，“仁”具有“法律范围以外的事情”的含义，例如为慈善事业捐款，赦免犯人等。日本人认为“仁”是分外之事，不是必须要做的事。

“行仁义”也是日本街头地痞流氓的道德标准。在德川时代，杀人越货的人被视为恶棍（武士佩戴双刀，恶棍佩戴单刀）。如果一名恶棍向另一名不属于自己同伙的恶棍求助，后者怕前者出事，也为了避免前者的同伙将来寻衅报复，就把他藏起来，这就是“行仁义”。在现代社会，日本人只有谈到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不良行为时，才会用“行仁义”这个词。日本报纸上曾经有这样的句子：“下等劳工仍然在行仁义，必须加以严惩。警察要严厉打击‘行仁义’的行为，并要对盛行于各个角落的‘仁义’严加取缔。”因此，在日本，“行仁义”就是指在流氓分子和黑社会中盛行的“强盗的荣誉”。

日本现代社会中有一些颇有势力的工头，他们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工头一样，与不熟练工人订立非法劳动契约，承包工程，从中捞取好处。日本人也把这当做“行仁义”。中国人的“仁”是褒义词，日本人却把“仁义”当做贬义词（不过，日本人使用“知仁”这个词时，和中国人的用法很相近。在佛教中，“知仁”指“慈悲”。日本辞典里写道：“知仁，与其说是指行为，不如说是指有理想的人”）。日本人把中国人伦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规范作了篡改，并赋予其贬义。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中没有可以代替“仁”，对“义务”进行制约的行为规范。日本人把孝道当成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宽恕父母的无德与恶行。当“孝”与对天皇尽忠的义务冲突时，日本人才会废除孝道。不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不管自己的幸福是否会被破坏，他们都会奉行孝道。

有一部日本电影的内容是：一位日本母亲经营一家餐馆，餐馆颇具规模，她也比较富裕。她的儿子是乡村学校的老师，已经结婚了。有一年，农村发生大灾，一对农民夫妇为了挽救家人性命，想把正在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老师为救学生，向村里人筹措了一笔钱，帮助女孩儿赎身。但是，母亲却从儿子那里偷走了钱。虽然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必须让自己接受惩罚。他的妻子知道真相后，写下遗书，说丢钱是她的责任，然后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投河自尽。这件事传开后，没任何人谴责母亲。儿子尽了孝道，只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炼自己，以求在日后面对同类问题时，能更加坚强地接受考验。显然，这位儿子是符合日本道德标准的英雄。作为美国人，我却认为这个悲剧的原因和责任在于偷钱的母亲。但是，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他说，孝道时常会和其他道德冲突。如果电影里的老师稍聪明一点，或许能找到一个无损于自尊心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如果为此谴责母亲，哪怕只在心里谴责，自尊心也会受到损伤。

年轻人结婚后，就背上沉重的孝道义务，在日本文学作品和现实社会里，这样的例子处处可见。除了极个别的人，日本人的结婚对象通常都是通过媒人挑选的。作为婚姻当事人，男性对自己能否娶到一个好女人并不关注，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家庭，他的家庭会关心能否挑选一个好儿媳。因为这份婚姻不仅会涉及金钱，媳妇还会被载入家谱，负有生育男孩、传宗接代的责任。媒人会安排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年轻男女在各自父母的陪同下见面，但他们不会交谈。有时，父母会替儿子安排一桩与利益相关的婚姻，女方的父母可以通过婚事得到钱财，男方可以通过婚事与名门望族联姻，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男方家庭看中女方的人品。善良的儿子为了报答父母之恩，就要接受婚事，不能违抗父母之命。婚后，儿子对父母报恩的义务仍然持续。如果男方是家中长子，还要继承家业，和父母一起生活。众所周知，婆婆一般不喜欢儿媳妇，会挑儿媳妇的毛病，就算儿子与媳妇的关系很好，婆婆也可以把儿媳妇赶回娘家，并解除婚姻关系。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小说、自传等书籍中举不胜举。那些故事，通常都描写女人遭受的苦难以及丈夫承受的痛苦。当然，丈夫再舍不得妻子，为了遵守孝道，也必须顺从父母意志，解除婚约。

有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摩登妇女，她在东京时曾经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家门的年轻孕妇。当时，年轻孕妇身患疾病。虽然被婆婆逼着与丈夫诀别，但她并没责怪丈夫，也没责怪婆婆。她把一颗心全部倾注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没想到，孩子刚生下，婆婆就带着儿子要走了孩子。因为孩子是属于婆婆家的，婆婆有权要走孩子。结果，婆婆带走孩子后不久，就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楢山节考》的电影海报

为了宣扬孝道，日本产生了许多传颂伟大父母之爱的文艺作品。摄制于1958年的电影《山节考》就是这样一部感人的作品。在日本的某个小村子里，由于赤贫而沿袭下来一种传统：一旦老人的门牙掉了，那么就抛弃他，以免占用年轻人的粮食。村中的阿玲婆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身体还很结实，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孙生活好一些，她就故意在石磨上磕掉自己的门牙。一天早上，儿子背着妈妈攀上了山的山路。到了山顶，儿子不舍地告别妈妈，返回村里，留下阿玲婆在山的大雪中平静地等待死亡。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孝道的方式。子女受父母之恩，子女就必须偿还。在美国，这种事会被看成是个人幸福受到了干涉和侵犯。但是日本人不会把这种“干涉”视为“外来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恩”是最重要的。如同美国人不管要经受什么苦难，也要把欠银行的钱还清一样，日本人也不管会受到怎样的待遇，也要偿还父母的“恩情”。所以，日本文学作品里的这些故事通常都在歌颂他们的品德，称赞他们这样做赢得了自尊，并证明了坚强的意志和忍受磨难的能力。但是，不管这样的磨难有多么崇高，都会在当事人心中留下憎恨和愤怒。曾经有项调查显示，在亚洲地区，缅甸人最痛恨火灾、洪水、盗贼、官吏、坏人，但是日本人最痛恨地震、打雷、家长、父亲。

日本人的孝道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的孝道不包括对数百年前的祖先的“孝”，也不包括对旁系亲属长辈的“孝”。日本人祖先崇拜的对象仅限于近祖。日本人祖坟墓碑上的名字几乎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如果后代子孙对祖先没有什么印象了，他们的坟墓也会被随之遗忘，家里供奉的灵位上也不再有他们的名字。日本人的孝，只限于对自己记忆中的祖先，如祖父、父亲。他们注重现在而非过去。在一些有关日本的专著中还这样写道：日本人对抽象思辨和非现实的形象毫无兴趣。和中国人相比，他们的孝道观正好论证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孝道观中，最大的意义是孝道的义务权限于对活着的人。

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孝道方面也具有一些共同点，例如，两个民族都要对双亲尊重和服从。西方人认为，照顾子女是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东方人却认为，照顾子女是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在这点上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认为，回报祖先恩情的最好办法，是把自己从父母那里受到的照顾转移到子女身上。

日语中找不到像“父亲对子女的义务”这样的词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被包括在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孝道之内。在日本家庭，家长要履行如下义务：抚育子女；让儿子和弟弟接受教育；管理家庭财产；为有需要的亲戚提供保护；帮助需要帮助的亲戚，等等。按日本人的孝道观，家中如果儿子提前去世，父母就要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子女；如果女儿丧夫，父母也要收养女儿和她的子女。不过，是否收养丧偶的外甥女和侄女，不在“孝道”需尽的“义务”范围内，就算收养，也是在履行另外一种“义务”。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抚养、教育侄子、外甥，从习惯上讲，要把他们合法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如果孩子仍然保留侄子、外甥的身份，那么，抚养、教育他们就并非叔伯的“义务”了。

在日本人的孝道观中，也不要求帮助贫困的直系亲戚必须出于敬意和慈爱之因。如果一户家庭收养了一名年轻寡妇，这名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在这个家里吃的是冷饭剩菜。这个家庭中任何人都可以指使她。这户家庭对她的任何决定，她只能唯唯诺诺地服从。她是这户家庭的穷亲属，她的子女也一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许她的待遇会比较好，但是，收养她的家庭中的家长，并没有“义务”要善待她，兄弟也没有“义务”要对她友善。在日本人的家庭里，即使兄弟之间势如水火，但只要哥哥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也会受到称赞。但对被收养的年轻寡妇来说，却不是这样。

日本婆媳之间的冲突很激烈。对婆家来说，媳妇是外人。媳妇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顺从婆婆的脾气。很多时候，婆婆可能认为媳妇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婆婆对媳妇的嫉妒。但是，如一句日本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总是生出可爱的孙子。”不管怎样，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孝道会始终存在。

表面上，媳妇对婆婆恭敬有礼，温顺有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温柔可爱的儿媳妇也可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做儿媳妇时，她们必须顺从，等自己做了婆婆后，也会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身上。所以，今天的日本姑娘更愿意嫁给那些不会继承家业的男子，这样就不会和霸道的婆婆生活在一起了。

日本人“尽孝”后，并不一定会得到长辈的慈爱。在有的文化体系中，家长的慈爱是家庭的道德基石，但是日本不一样。有一位日本作家说：“日本人很重视家庭，因此，他们不会对家里每个成员，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表示重视。”虽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但多数时候是这样。在承担和偿还“义务”方面，家中年长的人责任更大。他们要监督年轻的人，要求年轻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做必要的牺牲。年轻的人即使不愿意，也必须服从长者的决定，不服从决定就是不履行“义务”。

宪法刚刚颁行的那个时期的明治天皇肖像

正文中提到的日本宪法是颁行于1889年的《明治宪法》，又名《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是以普鲁士宪法为模式创建出来的，也是日本首部现代宪法。在该宪法中，天皇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一直到二战后的《和平宪法》颁布后，天皇才又成为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国家元首。

日本人的孝道还有一个特点：家族成员相互可以表达怨恨。这种现象在对天皇尽忠的“义务”中是看不到的。天皇是神圣的，并与人间现实生活隔离。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这实在是一种巧妙的安排，也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将民众统一起来，敦促国民为国家效力。“天皇是国民之父”这句话并不能概括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在家庭中，父亲“可能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但是他可以要求子女尽“义务”。天皇却不同，天皇远离世俗，没有污点。对天皇尽忠是最高的道德要求，是非常虔诚的信仰。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政治家考察了西方各国后，说：西方国家的历史是统治者和民众不断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们回国后，在日本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责任；天皇是日本民众统一的最高象征，但不是负责国家事务的元首。

在大约七百多年里，天皇从未掌握过实权，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所以，让天皇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继续充当幕后主角并非难事儿。明治时期，政治家们唯一的工作是：让全体民众在思想上绝对忠诚天皇，并明确这是日本社会文化中的最高道德标准。在封建社会，日本人的“忠”表现为对将军的义务。这漫长的历史也警告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在新的社会体制下，要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就必须要做些什么。在从前几个世纪中，将军同时兼任国家大元帅和最高执政官，虽然部下也对他尽忠，但在背后阴谋推翻他，或者密谋杀害他的人并不鲜见。对将军的忠诚与对封建主君的忠诚时常发生冲突。日本国民对主君的忠诚，比对将军的忠诚，更具有强制性，因为对主君的忠诚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比之下，他们对将军的忠诚淡薄得多。在动乱时期，武士为了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主君，不断作战。明治维新的支持者高喊“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德川幕府发起挑战，这场战争持续了百年左右。可是，天皇却一直居于深宫中，神龙不见首尾，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象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的胜利，也是“尊王”派的胜利，他们把对将军的“忠”转移到了天皇身上，这也为他们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他们胜利后，天皇仍然继续隐身幕后，并把权力赋予给政府中的“阁下”们，他并不亲自管理事务，也不亲自统领军队，更不会亲自制定政策。“阁下”们的身份仍然是天皇的顾问，并且负责执掌政务。明治维新真正的变革在精神领域。此时，“忠”已演变为每个日本人对天皇的报恩。

在日本民间传说中，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这大概也是人们把对将军的“忠”转移到天皇身上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个传说中的观点，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将军与裕仁天皇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便将“忠诚”的对象集中在天皇一人身上。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性，天皇采取的策略是尽量与民众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神秘感来增加民众对自身的权威感。当二战结束之后，这种神秘感也不复存在了。

虽然有些日本知识分子彻底否定它，但他们从未对天皇表示过怀疑。即使那些接受了这个传说的日本国民，对这一传说的理解也和西方人设想的不同。在英文中，“神”（カミ）被翻译成god，但它在日语中的词义是“至上”，即等级制之巅峰。对西方人来说，人和神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但是对日本人来说，这条鸿沟却不算什么，或者说几乎没有。每个日本人都相信自己死后会变成神。在封建社会，日本国民对将军尽“忠”。将军只是这个等级制社会中的首领，并不具有神性。日本人之所以能把尽“忠”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上，皇室只有一个，继承皇位的人只能是这个家族的人。虽然西方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但是，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和英国、德国都不一样，所以西方人对日本人的指责毫无意义。日本人的规则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根据这个规则，皇室是“万世永恒”的。有史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六个朝代的更替，但是日本没有。虽然日本也经历了各种变迁，但是它的社会组织从来没有瓦解过，其结构和组织模式也从未改变过。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一百多年里，反对德川势力的人正好利用这个论据，而非“天皇神裔”的理论。他们说，既然百姓应该把“忠”献给等级制中地位最高的人，就只能奉献给天皇。天皇被抬到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虽然这个角色并不一定意味着神性，但它却比“天皇神裔”的说法更重要。

在近代社会，为了使“忠”的对象能够转向天皇，日本人做了很多努力。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位杰出而威严的人。他长期在位，受臣民景仰，并成为国家象征。他很少在民众面前出现。虽然他在民众面前出现过几次，但都仅限于一些隆重的仪式。日本民众匍匐在他面前，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人敢抬头正视他；为了保证任何人都不能从高处俯视天皇，所有楼房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被严严实实地关闭了。天皇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要严格遵循等级制。人们不会说“天皇召见执政官”，而是说少数有特权的人在“受赐拜谒天皇”。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天皇不会发布诏书。天皇诏书的内容一般只和道德、节俭、安抚民心有关。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会变成一座大寺院，所有百姓都要为他虔诚祈祷。

于是，天皇慢慢成为超越一切的精神领袖。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美国人对国旗有某种仪式，但对国旗的仪式未必适用于人。天皇的价值却被日本人充分利用。老百姓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以做出反应。日本民众听到天皇“关心国民”时，几乎个个都会热泪盈眶。他们甚至可以为天皇献出生命。在日本文化中，天皇是忠诚的象征，天皇对日本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星条旗对美国人的意义。日本老师接受培训时，如果他说人的最高义务是爱国，就会受到指责。他必须说日本人的最高义务是对天皇报恩。

“忠”在臣民和天皇之间构筑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们可以直接向天皇表示“忠”，不需要经过其他人；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必须经过各位大臣，层层传达，最后传达到日本民众耳中。只要说一句“这是天皇的御旨”，就能够唤醒民众内心的“忠”，其强制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罗里（H．Lory）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军事演习中，一位日本军官带队出发前下了道命令，不经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中的水。训练时，他们经常都要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天，有二十个人因为又渴又累倒在了地上，其中五个人死了。后来，人们把那些死亡士兵的水壶打开一看，发现水壶仍是满满的，一滴水不少。“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士兵们说。

硫磺岛战役

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日本却仍作困兽斗。1945年初的硫磺岛战役，是日美双方为争夺硫磺岛进行的一次激战。其中固守该岛的2.2万名日军里，只有1083人生还；美军则有2.6万人伤亡。这张照片上几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胜利后，正奋力在硫磺岛上插起一面美国国旗。

在日本民政管理中，从丧葬到纳税，“忠”制约一切。日本的税吏、警察、地方官员，都是臣民向天皇尽忠的“中介”。按他们的说法，遵守法律就是对“皇恩”的回报，这与美国形成了强烈对比。对美国人来说，从停车的尾灯标志到个人所得税，任何法律都是在干涉个人自由，都可能使民众愤慨。人们也怀疑联邦政府的法律，因为它干扰了各州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给美国民众的。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无论怎样反对那些法律，都不能满足民众的自尊心。所以，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但美国人却说日本人缺乏民主观念。他们完全不同的态度与观点，与各自的社会文化有关，可能这样说也更符合实际情况。在美国，人们会将自尊心与个人的事联系起来；在日本，自尊心却与报恩联系在一起。两种社会文化各有难处：美国人的难处在于，一项法规即使对全民有利，也很难被迅速接受。日本人的难处在于，他们一生都要“报恩”，一生都在“报恩”的压力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时候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道德苛求”的方法。日本人还对一些暴力表示赞赏，甚至赞成直接行动和报复，这却是美国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忠”扮演着重要作用。

浮世绘《忠臣藏》

“忠”，是日本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这个字，他们可以无条件地服从来自上面的任何命令，一旦任务失败，他们宁肯选择残酷的切腹自尽，也不愿背负“不忠”的罪名。此图中灯笼上的“忠”字十分显眼，虽然有一盏已经在厮杀中掉到了地上，但仍完好无损。即使是杀红了眼的人，也不愿、更不能去践踏这个字。

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投降时，“忠”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很多对日本有所体验，或者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投降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认为，要让日军和平放下武器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且当时，日军许多部队还在战斗中，并没有溃败，日本人仍然相信自己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在日本本土上，到处都是负隅顽抗的人。进攻日本的先头部队，只要一进入日本舰炮的射程，就会被立刻残杀。日本人在战争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是，这些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在日本人精神中的作用。天皇一宣布投降，战争就结束了。投降诏书还没正式广播前，不少反对分子甚至还围住皇宫，试图阻止天皇宣布停战。但是，天皇的诏书一宣布，所有的日本人全部服从。不管是在满洲，还是在爪哇等地，所有日军，所有前线司令官，没有任何人反对。美军在日本机场着陆后，受到了日本人礼貌的欢迎。一名外国记者写道：早晨，美国人着陆时还手不离枪；到了中午，所有美国人都收起了枪；傍晚时，美军开始悠闲地在街上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通过遵守和平的办法使“天皇陛下安心”。可是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用竹枪击退敌人，以此使“陛下安心”呢！

日本人的态度并没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西方人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会变化。有人说日本民族唯一的出路是灭亡；还有人说只有自由主义分子掌握了政权，推翻现有政府，日本人才能真正得救。这两种说法如果针对的是西方国家，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会和西方人一样，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日本被平安无事占领了几个月后，一些西方人仍然在说：一切机会都失去了，日本还没有发生西方那样的革命。这是西方人的观点，来自于西方社会哲学，是以西方人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可是，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它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采用革命方式解决问题，也没有靠消极破坏的办法对抗占领日本的美军。在战斗力没有被完全摧毁前，日本人用自己的力量，要求把无条件投降作为对天皇的“忠”。在他们眼里，虽然无条件投降是巨大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仍然有价值，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他们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天皇即使命令投降，也仍然要忠于天皇的命令。即使投降，“忠”仍然是日本人最高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