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勤劳

勤劳，是指对任何工作表现出的一惯的勤勉和刻苦——对事务持久的关注力。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受褒奖的美德之一，是始终赢得尊敬的一种品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体由长度、广度和强度三个维度构成；也可以说两个维度是外延属性，一个维度是内涵属性。我们说的长度是指勤劳持续的时间；广度指勤劳的人数；强度指在“一惯地勤勉和刻苦”和“对事务持久的关注力”中投入的精力。总的成果便是这三个要素的产物。偶然前来的游客与常住此地的居民对中国人的印象必然不尽相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深切地确信中国人民是勤勉的。

来华不久，当地人给我的最初印象难免让我感到，中国人简直是在各种社会事务中贯彻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的名言：“全心投入，永远投入。”卫斯理将此奉为一个成功教会的守则。在中国，极少见到游手好闲的人，似乎每个人都在干活。当然也有不少富人，不用工作照样生活富足，只是他们在总人口中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表面看到的那么庸碌。中国的富人通常不会退休“放手”事业，而是一直尽心竭力，和白手起家时并无二致。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让我们看一下各阶层是如何体现这个民族勤劳特质的。

西方人着实难以体念中国人奉行的这种教育体制，其诸多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一个特点却始终令人关注——除了以勤奋赢得奖赏外，别无他法。各路后门永远为花钱买学位的人敞开着，这似乎会严重挫伤每名学生的热情，但这不是卖官鬻爵造成的最恶劣的影响。各省都在抱怨，合格的候补人员远远超过空缺的官位。所有考场，无论级别高低，总是人满为患，哪怕一个小官职也常有万人竞争。通过考察考生为这些晋级考试付出的心力，我们便能真实地了解中国人的勤奋了。《三字经》里讲过一些勤奋苦读的典范，比如有人借着萤火虫的微光学习；有人把书挂在牛角上，一边耕田一边读书。至今，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仍在不同程度地仿效着这种传统的勤奋。许多人取得了最初级的学位便不再勤奋，但中国人绝不视这类人为“士”，只有坚持跋涉在狭窄而艰辛的苦读之路上，最终脱颖而出的人才配得上“士”这个荣誉头衔。爷爷、儿子和孙子齐上考场，竞争同一级的学位；付出多年的光阴与顽强的毅力，才在80岁高龄换来心心念念的荣誉，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得出这样的事例？

1889年春，《京报》^[2]上有几篇奏折论及参加省级科举考试的年迈考生。福建总督上奏说参加秋闱的考生中有9位超过80岁了，两位年逾九旬。他们完成了考试，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沉稳工整。他还说，这些年迈的考生在取得了最初级的学位之后，过去的60年中参加了三次考试，即使第四次名落孙山也会被授予名誉学位。河南总督也同样上奏报说，有13名年过80的考生，还有一位超过90岁了，他们“历九日秋闱考验，行文言辞精当，全无垂暮之气”。这些惊人的报告还是被安徽的奇闻给打败了：35位考生超过了80岁，18位超过了90岁！如此奇观，何处再寻？

如果说中国读书人是勤奋不辍的，那么，中国农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活儿，就像管家一般，永远也做不完。在北方省份，除了隆冬时节比较清闲之外，其他时间里，农民们总有活儿要干，而且是有一大堆活儿要忙。当然，世界各地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这样忙碌着，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程度是难以超越的。

农民阶层是这样，做苦役的劳工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饥贫交迫，朝不保夕，终生饱受折磨。农民们殚精竭虑地精心照看每一片白菜叶，小心地摘除每一只小害虫。这样耐心的劳作驱虫，让不断飞来的害虫都累得够呛。劳工们也是如此勤劳，寻觅着最琐碎的活计，不但要糊口填饱自己的肚皮，还要养家。到乡村旅行的人总在凌晨被叫起来赶路，据说这是风俗。然而，无论你几点上路，都会看见农民们矮小的身影，他们拿着耙子，背着篓子，四处搜寻着牲口的粪肥。在没有其他活儿可干时，拾粪就是一件永远得干且永远干不完的活儿了。

时常会看见一些人为生计所迫要打两份工，两份能相互衔接的工作。比如天津的船工在冰封河道之后就接着去拉冰爬犁，那是一种便捷的运输方式。同样，农闲时农民就继续做草帽、编穗带，这些草编制品现在已经成了大量出口的商品。总能见到中国妇女手里拿着鞋底，好像有永远纳不完的针脚似的，即使她们在巷子口聊着家长里短也不会停下手里的活计；又或者拿着线轴在纺棉线，反正她们不会闲着。

将“不知疲倦阶层”的名称授予商人及其雇员最合适不过了。虽然在西方，店员的工作也不轻松，但比起中国的店员，前者简直算是闲散了。因为后者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们的假期少，任务重，只以间歇性的萎靡不振作为调剂。

中国的商铺开门早，打烊晚。复式记账法十分细致繁杂，账房先生总是忙到很晚，才能记录完各项收入和支出。当无事可做时，店员们也会去挑拣收进来的铜板，找出那些稀罕的钱币，还能拿去卖点钱。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人中最勤奋工作的竟然是官僚阶层——一个最令人艳羡、让每一位野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鹜的阶层。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任何一级官员必须处理的公务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不仅理论上，而且实际上，他都要对公文的成效负责。有一张工作日程表，是一位显赫的中国政治家向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翻译透露的，不知我们那些竭力倡导每天工作八小时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日程表会作何感想？“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聊天，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繁杂，因而常常精疲力竭，超负荷工作。他说，自己每天凌晨两点离家，三点到六点在皇宫值班。作为军机处官员，六点到九点要在那里履职。作为兵部尚书，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作为刑部官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他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待在那里。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另外，他还会经常被指派到各类特别委员会任职，这让他在这些事务中分身乏术。他很少能在晚上七八点前回到家。”在谈话结束的6个月之后，这位官员就因超负荷工作、心力交瘁而去世了，这个消息倒显得不足为怪了。类似的工作状态也很可能断送其他中国官员的职业生涯，他们若能继续工作，对政府是非常有益的。

前文提过，勤劳的外延，既指勤劳的人数，也指辛勤劳动的时间。正如我们所见，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非常了不起。中国人的一天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常常是刚过午夜不久。当每个欧洲宫廷还在梦神的怀中酣睡时，中国的皇帝已经进行每天例行的早朝了。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了。天子的行为或多或少被整个帝国的臣民效仿。据说，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雕师傅、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清棉工人、筛面工人全都干到很晚，而清晨也在一个早得离谱的时间起来工作。离天亮还早，旅行者就会遇上赶了数英里路的农民，他们伫立在黑暗中，只等天一亮，就能开始售卖白菜了！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已经快结束了。夏日清晨五点半漫步在上海主要的街道上，你会感到再找不出比这反差更大的场景了。明明是欧洲人在堤岸上建起高楼，亦是欧洲人在里面办公，此时这些气派十足的人们却不见踪影，倒是亚洲人熙熙攘攘，而且已经热闹了很长时间了。再过好几个小时，西方人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悠然自得地开始工作，那时，中国人已经干完半日的活儿了。

中国人进行着“愉快的劳动”，这标志着他们的政府成功地让人民满足于现状，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s）^[3]的这个见解十分正确。中国人在劳动中体现的这一特性是最不同寻常的气质，必须长时间观察且仔细思量才能理解这一点。

接下来，要谈一谈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中国人是亚洲人，按亚洲人的方式工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无疑将徒劳无功。对我们来说，他们确实显得缺乏热忱，而我们十分注重热忱。盎格鲁-撒克逊人无需《圣经》指点就能明白，要尽力去作“凡你手所当做的事”^[4]。然而，尽管悠远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共同向中国人施加影响，却始终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得益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他们如荷马笔下的诸神一般，永远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会预想，总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将展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当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哪一方会败北呢？

的确，如果所罗门关于财富的箴言“手勤的，定要富足”^[5]正确的话，中国人应该是地球上最富庶的民族了。如果他们能平衡各种美德来弥补“三纲五常”中明显缺失的基本素质（而这种缺失倒像是“恒常的”），他们无疑会富裕起来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真诚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时，那么（不久之后），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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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基督教神学家，领导英国宗教复兴，创立卫斯理宗教会（Wesleyans）和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2] 译注：《京报》（Peking Gazette），清朝时一种翻印官府邸报为主的中文期刊，内容通常包括宫门钞、上谕、奏折和少量灾祸、怪异事件之类的社会新闻。

[3] 译注：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s） （1795-1890），英国外交家、汉学家，著有《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等书。

[4] 译注：原文化用了《圣经·旧约·传道书· 9：10》中的经文：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Ecclesiastes 9：10：Whatever your hand finds to do，do it with all your might.）。

[5] 译注：引用《圣经·旧约·箴言10：4》：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定要富足（Proverbs 10：4：He becometh poor that dealeth with a slack hand：but the hand of the diligent maketh 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