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业

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相距有三四代人。孟子受业于何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孟子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9]这是说，他未能受业于孔子门下，但他从孔子的传人那里学到并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所谓“私淑诸人”，是指私下向人学来的，“淑”是善或好的意思，按朱熹的解释，有传承孔子之道的意思。但这个“私淑诸人”的“人”究竟是谁，孟子没有说明。对此，史书则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长大后“师孔子之孙子思”。一个说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一个说受业于子思，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的父亲伯鱼（即孔子的儿子），死于孔子之前，当时孔子70岁，即公元前482年。伯鱼活了50岁。而伯鱼的儿子子思活了62岁。这样算来，子思在孟子之前就死了。即使是子思生于伯鱼死去的同一年，也是在孟子出生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不可能成为孟子的老师。后来有人根据鲁缪公（即鲁穆公，前407—前376年在位）曾师事子思的事实进行推算，认为“史记所云子思六十二或八十二之误”^[10]，即子思可能活到82岁。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假定子思生于伯鱼临死的前后，才有可能成为孟子的老师，而且是75岁高龄之人（按孟子15岁拜师计算）。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一是82岁之说只是推测，并无根据；二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很难再教十几岁的学生。

比较而言，司马迁之说更符合事实，就是说，孟子“私淑诸人”的那个人，是子思的门人。

但是又有人说，孟子师事的是子思的儿子。这是《孟子外书》的说法，但此书是伪造的，并非孟子所著，不可作为凭据。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孟子的思想形成，影响不大。可以肯定的是，孟子确实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或儿子），并通过子思而上接孔子。

子思不仅是孔子的嫡孙，而且是孔子之后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其思想对孟子有直接的影响。子思的主要著作是《中庸》，宋以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清代“疑古”思潮兴起后，有人怀疑《中庸》不是子思所作，或以为是秦汉以后的作品。近来，随着地下文物如湖北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又重新肯定《中庸》是子思的作品。

孟子的思想与子思有密切关系，历史上称之为“思孟学派”，这已是定论。稍后于孟子的荀子最早将子思与孟子列为一派，在《非十二子篇》批评了他们的学说。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案往旧造说，谓之五。……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子思和孟子都是“法先王”的，而荀子是“法后王”的。至于“五行”之说，过去很长时间，人们不得其解，《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五行篇》等出土后，问题就清楚了，“五行”就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这同孟子的思想是相合的。《郭店楚幕竹简》中的许多文字，是反映思孟学派思想的，这些文字对于研究孟子和子思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材料。

子思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孟子，而且在人格风貌上也影响了孟子。子思曾经当过鲁穆公的老师，是一位敢于批评国君的很有正义感的思想家。有一次，鲁穆公问子思：大国的国君如何与士人交往？子思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不敢和你交往；论德行，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不配和我交往。以德行而与权力抗衡，这是子思的人格特点，这种品格在孔子弟子中大有人在，在孟子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不朝见齐王的故事，孟子引述曾子的话说：“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11]他有财富，我有仁德，他有爵位，我有正义，我比他少了什么呢？如果这样说就是“不义”，曾子能这样说吗？孟子有“天爵”“人爵”之说，这里显然是借曾子的话，以“天爵”即仁义之德与“人爵”即地位权势相抗衡，其积极的意义是使人君“尊德乐道”，其消极的意义是不事无道之君。

又如竹简中的《鲁穆公问子思》记载，鲁穆公问子思：“何谓忠臣？”子思回答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2]“恒”者持久而不间断之义，这句话是说，能经常不断地指出君主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的人，就叫作忠臣。对于“忠臣”的这个解释，表现了儒家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是对阿谀奉承的“佞臣”的一个严厉批评，更是子思人格的写照。子思的这些言论对孟子肯定有影响，并且在孟子身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13]“格”是“正”即纠正的意思，“格君心之非”就是纠正君主的思想上的错误。“大人”在先秦时期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和涵义（如同“君子”的用法一样）。一种是指人格而言的，指具有伟大人格之人；一种是指地位而言的，指有政治地位的统治者。孟子这里所说，是指前一种意义，即人格伟大的人，这样的人能纠正君主的思想错误。《孟子》中称引子思之处很多，也很尊敬，在孟子心目中，子思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人”，即有权势地位而无其德的统治者，孟子则是藐视的。“说大人，则藐之。”^[14]即以藐视的态度对待之，不要被他的威严所吓倒。这里表现的仍然是儒家的人格力量。

总之，孟子虽然未能亲自接受子思的教育，但是距子思不远，通过亲受子思门人的教育，接受了子思的思想。学成后，又经过独立思考，与孔子思想“接轨”，而又有新的发展，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学说。

赵岐说，孟子拜师之后，“治儒述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15]。“五经”之说出于汉代，赵岐可能是用汉代人常用的“五经”代表整个儒家经典，也可能是孟子时儒家“六艺”（即六经）已缺少了“乐经”，只有“五经”了。详情不得而知。“尤长于诗书”之说可能是根据司马迁在孟子“列传”中所说“序诗书”而来。《孟子》一书中，经常引用《诗经》和《尚书》中的话，说明他对“诗”“书”的重视。他对《诗经》很有研究，曾说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逐志，是为得之。”^[16]这是对于“诗”的较早的^[17]也是经典性的论述，所谓“诗无达诂”就是由此而来的，即不能只从文字和词句上解释诗，而要体会其中的意境及其所表达的情感意志。但孟子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对于经书并不盲从。比如《尚书》，孟子虽然很推崇，也很有研究，但是，对于其中的有些记载，他并不完全相信，就是说，不能盲目地相信经书中的所有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18]《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早已佚亡，今本《尚书·武成》是伪古文），古书是由“策”即竹简编成的，每篇有很多“策”，孟子只取其中的两三“策”，其他的他都不相信，这说明，他是经过分析思考之后才决定取舍的。这只是一个事例，但能说明孟子对待经书的态度。孟子在子思的后学中，是一位很会独立思考的学生，因此，能成为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