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的运行机制
民众教育馆要施行社会改造，不仅需要设计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架构，配备相应的人员，而且还要形成一定的工作制度和开展一定的活动。因此，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江苏民教馆的工作制度、标准工作、分区制度等实施过程和细节。换言之，就是要研究江苏民教馆的运行机制问题。
一 内部管理与工作机制
（一）内部管理机制
在江苏省颁布民教馆组织规程之前，1928年，省立南京民教馆公布了组织大纲。大纲规定，设馆长1人，由江苏教育厅聘任；秘书1人，由馆长聘任；各部主任由馆长聘任；各部设指导员若干，由馆长聘任；事务员、文牍员、会计、书记各1人，由馆长聘任；导师若干人，由馆长于必要时聘任。馆长主持全馆馆务，其职权是：职员之进退、会务之召集、全馆事业之计划与进行、全馆经济之支配、对外之接洽、支配及考核各部工作。秘书的职权是：佐理馆长计划全馆进行事项、与各部主任接洽及支配工作事项、稽核各部文件、记载馆务日志、代表馆长接洽事项、考核各部工作进行状况。各部主任的主要职权是：计划本部设备及进行事项、支配本部职员工作、率领本部职员共同工作并加以指导、考核本部职员服务状况、编制本部各种规约、召集部务会议、编制本部工作报告、办理馆长及秘书交办的其他事项。馆中按工作类型分为七部，图书部负责中外图书、杂志、报纸的阅览及流动书车与各种读书会等事务，科学部负责动植物、生理、卫生、病理、农艺、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党义、政治、史地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事务，艺术部负责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音乐、戏剧、电影、摄影、画报等艺术领域的事务，推广部负责民众茶社、诊疗所、合作社、讲演及各种宣传事项，编辑部负责民众教育月刊、周报、丛书等宣传品的编辑事项，教学部负责民众学校及流动教学等事项，事务部负责设备购置、经济出纳、文件统计等事项[198]。这些规定明确了馆长、秘书、主任各自在馆中的职权以及各部的工作职能。
从官方来说，1934年7月和1937年5月省教育厅颁布的《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及《修正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对于省立民教馆内部的职权规定比较粗略，只是明确设馆长1人，秉承教育厅主持一切馆务；各部（组）设主任1人，商承馆长分掌各部（组）事务，设干事若干人，秉承馆长及主任分任各项事务[199]。与此同时，在省方先后颁布的两份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中，相关内容也与省馆规程“如出一辙”。因此，实际上各民教馆大多参照省规并依据实际情形确定内部分工、职能和权限。
20世纪30年代初，省立镇江民教馆规定，“设馆长一人，总理馆务”，“各部应事务之繁简得分股办事，每部各设主任一人，干事三人至六人，助理一人至三人”，“各部主任、干事、助理统由馆长聘任”，“每两星期举行馆务会议一次”[200]。又规定，总务部的职能是：撰拟文书、收发文件、典守印信、保管案卷、掌管经济出纳、编造预决算、购置并保管用品、支配并训练工友。编辑部的职能是：编纂民众读物、征集民众教育图书、整理民众读物、发行出版刊物。展览部的职能是：办理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生计教育、艺术教育等展览，办理图书阅览事项，举办各种研究会及传习会。教导部的职能是：主办民众学校、家庭工艺班，举办各种研究会，编辑民众学校补助读物，审查民众读物，办理各种测验及统计。推广部的职能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办理各种宣传，主办实验区。其中，有些事项涉及两个部门，如关于民众读物，涉及编辑部、教导部；关于各种研究会，涉及展览部、教导部；关于各种宣传，涉及展览部、推广部。因此，馆方规定，“各部进行事业，遇有两部以上互相关联者，由各关系部会商办理”。各部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最后均由馆长拍板，主任不但要“秉承馆长掌理各该部部务”，而且“各项文件统由馆长核行”[201]。
其他各馆的规定也都大同小异。一般都是馆长主持馆务，馆长之下分部执掌相关事务，部主任秉承馆长分管该部事项，各部的干事、助理等则秉承馆长及部主任，办理各项事宜。
（二）内部工作机制
如前所述，民教馆通过设立馆长、部主任、干事、助理等职位建立了一套内部管理机制，并分别明确了彼此的职权及职能。然而，就具体的工作机制而言，各馆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
省立南京民教馆在馆长与部主任之间设立了秘书一职，馆长虽然主持全馆事务，但是与各部主任接商及支配工作、考核各部工作状况、代表馆长接洽事项等，通常由秘书负责[202]。各项文件由收发处登记送呈馆长交秘书分发，各部应办文件经文牍处起草后交秘书呈馆长核阅盖章后缮写。馆务除分部执掌外，还设有全体会议、馆务会议、部务会议，作为研究、讨论重要问题的工作机制。全体会议由馆长召集全体职员于每学期开始时举行；馆务会议由馆长召集秘书、各部主任每月举行一次；各部部务会议由主任召集职员每周举行一次。各部的重要事项，由馆长核定或提交馆务会议议决后由馆长核办[203]。就是说，馆长拥有最终裁定权。
在工作制度方面，南京民众教育馆规定，职员须按规定时间到馆办公，即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工作时间也会随天气寒暖而有所变更；星期一及纪念日的次日停止办公，星期日、纪念日照常工作；职员因事请假，须事先向秘书或馆长作书面报告；请假在三日以上者，须得馆长同意并自行请代或由馆长另请他人代理[204]。
省立清江民教馆规定，在馆长支配、指导下，各部分别掌管相关事务；各部处根据需要分别举办该部处会议，全馆每月举行一次馆务会议。馆务会议由馆长主持，研究、讨论的事项是：①关于本馆各项章则的确定及修正；②关于本馆经济稽查事项；③关于本馆举办各项事业设计及预算支配；④关于馆务改进及规划；⑤关于各县社教委托或民众建议事项；⑥关于馆长交议或职员建议事项。会议提案在开会前一日送至馆长室，会议议案以出席会议人员过半数同意为准，议决事项由馆长分别审定交各主管部处办理。馆务会议的出席人员为全体职员，这是与省立南京民教馆的不同之处[205]。
在馆务会议之下，清江民教馆还设有工作会议。工作会议由馆长主持，每周二举行一次。工作会议讨论的事项是：①馆长交议事项；②各部会计划事项；③各民教处提请核办事项；④每周工作分配事项；⑤其他临时提议事项。工作会议的出席人员除馆长外，还包括各部主任及主任干事，各民教处主任，馆长指定的人员。会议的记录须在当日整理打印分发给各部处，通过的各案如有属于馆务会议范围的须提交馆务会议追认[206]。
由上可见，省立清江民教馆在馆长、部处主任之外，形成了馆务会议、工作会议的会议决策机制。馆务会议高于工作会议，馆务会议负责研究该馆的重大事项，而工作会议则研究、决定馆内的各项具体事务。当然，无论是馆务会议，还是工作会议，都是在馆长主持下进行的，会议决议案须经馆长审定后交各主管部处办理。
在工作制度方面，清江民教馆规定，每日办公时间八小时，职员除因公出勤外，均须按照办公时间到馆签到，不得擅离；职员因事或因病请假在一日以上者，须请同事代理并填写请假单送馆长核准；如若请假在两星期以上者，须由馆长核准后另派专人代理；职员每日须将工作经过详载工作日志，并在每周末送主任审核[207]；各种文件到馆后，由总务部文书股编号登记送馆长批阅后分交各部办理；各部承办文件送总务部转送馆长划行后登记编号归档[208]。从这些规定看，清江民教馆的内部工作机制严密，这对于提高办事效益应该有利，不过一些制度也多少沾染了行政机关的作风，如机械地规定办公时间，馆长像“行政长官”，有些“衙门”习气，这对于其深入基层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就有人对民教馆的某些工作机制提出了质疑。例如，1931年，时任泰县县立民教馆馆长的刘庭树[209]曾总结经验说，“从前本馆职员服务通则，职员每日办公时间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这样的规定，似有未妥，因为事业的进行和社会、民众的需要，自宜相机行事，绝对不能因时间限制工作”。他认为，健全的民教馆工作机制，关键在于“职员明了自身责任”，必须予以明文规定，“以免藉词推诿”。当然，管理、讲演、教学等工作的时间性较强，自当别论[210]。1933年，无锡南门民教馆馆长茅仲英形容不少民教馆是在办“馆”而不是办“民众教育”，认为民众教育应该面向社会举办，以此推进社会的文化建设，增进民众的生活知识；如果只在馆里办事，就如同军队作战，士兵躲在营房里等候敌人一样，那是必然要打败仗的[211]。对于馆务会议，林宗礼曾撰文认为，开会的目的在于讨论馆中事业的进度和解决施行中的困难。但是时常开会，不但浪费时间，而且使人生厌。他说自己“从前担任家乡的农民教育馆馆长的时候，起初动不动就开会，后来不但馆内的同事觉得讨厌，就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异常麻烦”。他说后来“找到了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馆内遇有什么事，需要大家来共同解决，那就先由我（即林宗礼——引者）本人拟了一个办法交给各同事传观，并请签注意见，同事传观完毕后，复由我把各人的意见归纳一下，再根据各人的能力及兴趣，将这件工作加以分配”。这样施行，“不但不化（花）费时间，而且可免去开会时的互相谦让和推诿，同时工作之进行也比较快而有成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开会，恰恰相反，会议是反映现代群体决策的重要渠道，林宗礼也认为“事情多的时候，自然仍以召集馆务会议为宜”[212]。
总体来看，江苏民教馆的工作机制基本已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民教馆建立了馆长、部主任、干事、助理等内部管理层级，而且形成了重要事项开会讨论的民主决策机制，职司专门、权责分明，加之订立了一套较为规范的工作制度，有利于民教馆职员按章办事，减少民教馆工作的随意性，显示出确立现代科层制的运行机制，也为民教馆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组织保障。当然，有些规定也不免机械呆板，从而影响了其社会改造的成效。
二 “标准工作”的出台
（一）实行标准工作前的状况
1932年10月，对于江苏民教馆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界标。因为在该月，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各县民教馆1932年度的最低标准工作，从而启动了规范民教馆工作的机制。在1930年前后，江苏的民教馆发展势头虽然迅速，然而一直没有标准工作的法令，民教馆该从事哪些工作，政府未有定论，专家也所见不一。1928年，国民党中央曾颁发下层工作纲要，推动地方开展“识字”“合作”“造路”“造林”“卫生”“保甲”及“提倡国货”七项运动[213]；同年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民众教育应围绕识字、生计、公民三项教育进行。在此背景下，1929年，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院长高阳受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委托，起草了江苏省普及民众教育计划，提出民教馆应举办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政治训练等主张。继之，高阳又在次年提出公民教育、生计教育、语言文字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艺术教育六大民众教育项目[214]。无锡民众教育院确定民众教育事业分健康教育、生计教育、家事教育、政治教育、语言教育、文字教育、社交教育、休闲教育八种[215]。由于高阳系受省政府主席指派拟订的计划，加上高阳及无锡民众教育院在省民教界的影响，这几项事业随后成为江苏省各民教馆改造基层社会的基本内容而实施。当然，各馆规模不一、主事者认识不尽相同，具体施行的项目也或多或少有些差别。
由于没有颁布标准工作，有些主事者片面追求事功。当时一些县立民教馆所办活动动辄六七项，甚至更多。例如，1930年，宿迁民教馆内设总务部、推广部、图书部、演讲部、理科部五部。图书部向民众提供图书、杂志、日报等阅览、借阅服务；讲演部举办各种讲演，其中定期讲演于每周六举行，巡回讲演派讲演员到各区讲演，遇纪念日还在茶园、闹市及馆内进行临时讲演；推广部先后举办了两届民众学校，承办民众茶社，设立问字处，每月逢二、五、九日各出壁报一张贴于闹市通衢，建立娱乐室等[216]。
1931年春，镇江县立民教馆虽然仅设总务、展览、教导三部，但是其活动内容却涵盖文字、公民、生计、休闲、健康、家事六方面。例如：展览部的工作包括设立藏书室、成人阅书室、阅报室、物理参考室、化学参考室、博物展览室、社会科学展览室等；教导部的事项包括设立民众学校、儿童半日学校、理科研究会、读书会、音乐研究会、棋艺研究会、家事研究会、娱乐院、体格检查处、民众文字处，以及开展识字运动、卫生运动等。此外，还组织巡回讲演团，赴市乡巡回讲演、露天讲演、化装讲演、学术讲演及社会调查等[217]。
对于这种情形，时任江苏省教育厅三科科员的刘绍桢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近三年来，江苏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先后成立了六十三馆。当他们每个起初办理的时候，都是抱著十分的热心，十分的勇气，订了许多目标，拟了许多工作，一往无前的努力，以为事业的成功，马上就可以得到。但没有经过多少时候，可是有的在先是热心的就不免要灰心；有的在先有勇气的，就反而要短气；有的差不多发生将要失败的恐慌；有的觉得‘民众教育’真不是容易干得通的事情。”他告诫办理民教馆的人，不要“太偏重理想”，不宜“太扩大权责”，应“切合民众需要”，且“办教育的人”也不是“万能”的[218]。
总之，在省方颁布相关标准工作之前，无论是省立民教馆抑或县立民教馆，其举办的事业大多参照无锡省立民众教育院所拟的项目进行，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免过于理想、追求形式、贪图事功，致使效果打折，而且多在城市施教，而少顾及农村。
（二）施行标准工作及其实际情形
江苏省施行民教馆标准工作经历了以下三步骤。
第一步，初步尝试施行标准工作。
鉴于江苏民教馆缺乏工作规范，1932年10月，省教育厅颁布《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最低标准工作》，确定了民教馆的最低标准工作。它将民教馆的工作确定为六项，即生计教育、语文教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家事教育、休闲教育，并对于这些大项包括哪些具体小项，有了初步的界定并提出了标准。例如，生计教育包括生计调查、职业指导、提倡副业、职业介绍、提倡合作五方面，其中“生计调查”要求调查民众职业、失业人数并有确切的统计报告；“职业指导”要求至少办理职业训练班一班、职业补习学校一所；“提倡副业”要求指导民众每家至少有一种以上的副业，并将该项副业收入确数列表报告；“职业介绍”要求成立职业介绍所；“提倡合作”要求提倡信用合作。又如语文教育，包括识字调查、举行识字运动、举办民众学校、指导民众阅读书报四方面，其中“识字调查”要求详细调查不识字者的姓名；“举行识字运动”要求至少举行识字运动两次；“举办民众学校”要求办民校两所，同时举办流动教学或民众识字处；“指导民众阅读书报”要求除了设阅书报室外，还须举办流动书车或巡回文库，每月至少巡回本区一次，简报或壁报须每日张贴[219]。其余各项也都分别规定了内容与标准。
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厅还确定了标准工作考查办法。“每项标准工作，予以积点分数，视其成绩优良，记其实得分数，总数相加，得总成绩，满九十分为特等，晋级或加俸，八十分以上为甲等，记功或传知嘉奖，七十分以上为乙等，六十分以上为丙等，五十分以上为丁等，申诫或记过，不及五十分者为戊等，停职或撤职。”[220]省方制订了记分表，令各县教育局切实调查实施情形和结果[221]。同时，按规定，省教育厅可直接派省督学对各县民教馆、农教馆进行视察，视察结果迳呈教育厅核定；各县县督学、教育委员、社教指导员也必须加以视察，视察结果报告县教育局。教育厅根据省督学视察结果或各县县长及县教育局长的呈请分别对县民教馆、农教馆的馆长等进行奖励或惩戒[222]。这些规定对最低标准工作的实施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这份“最低标准工作”多少带有些应急成分，内容仍然庞杂，表述仍较粗疏，而且仅为年度工作而定，但是它为省方随后正式施行“标准工作”铺平了道路。
第二步，正式开始施行标准工作。
1933年8月，江苏省教育厅修订最低工作标准，颁行了《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从而正式进入“标准工作”的施行阶段。与前述“最低标准工作”相比，其内容比较务实，所定标准也更为细致。
该“标准工作”将民教馆的活动按照“基本施教区”和“推广区”分别阐述，两者的工作均分生计教育、语文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四项，比之前的“最低标准工作”少了家事教育、休闲教育，“战线”开始收缩，内容有所精简。虽然事项少了，但是标准规定却较前更为具体，而且开始关注乡村民众教育。例如，“基本施教区”的语文教育，规定要举办民众学校、举办识字班及流动教学、组织读书会、指导民众阅报等，其中“民众学校”招收施教区16岁以上35岁以下不识字的成人，要求两年内80%不识字的成人修毕初级民校的课程；“识字班及流动教学”招收应入民校但确有特殊情形不能入学的民众。公民教育，包括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实施集团训练、举行各种纪念会、举行常识讲演等。生计教育，除包括生计调查、提倡副业、提倡合作、职业训练等外，还增加了农事指导、举办农产品抵押借款等面向乡村民众的内容[223]。至于“推广区”，实施的大项虽然与“基本施教区”一样，然而其具体内容较之“基本施教区”明显减少，反映了省方试图纠正过去施教区太过广泛而不易见效的问题，开始形成以“基本施教区”为核心、“推广区”为延伸的民众教育新格局。
配合标准工作的施行，省方于1934年4月公布了《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实施情形考查办法》，这份考查办法实际上将标准工作进一步细化、量化，而且建立起标准工作的考查机制及问责制。
考查办法规定，除了普通视察外，每年的7月15日至20日，各县应派县督学、教育委员及掌管社会教育的职员，依照标准工作，分别前往各民教中心机关（实际即民教馆、农教馆及民教实验区）逐项实地进行专门考查，考查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凡可以亲观其实际工作或活动者，须实地考查其工作或活动之实际状况。
二、凡有书面记载者，须详查其记载是否正确。
三、凡与民众有直接关系者，须至有关系之民众切实查询。
四、凡有具体之成绩者，须详查其成绩，是否真实。
五、凡与其他机关团体联合举办者，须至各机关团体，切实查询，以资参证[224]。
考查完毕，考查者须根据省颁标准工作及记分标准，分别给予评分，送呈县教育局长或县长；县教育局长或县长经过审核之后，分别给各民教馆等排列等第。具体标准为：特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乙等70分以上，丙等60分以上，丁等50分以上，戊等不满50分。为了给各县有所准备，办法规定实施第一年只需满足上述标准分数的一半即为满分。凡民教馆等全年经费在4000元以上或2000元以下者，其奖惩比照相关标准降一等或升一等施行。为了重点保证基本施教区工作，规定凡基本施教区工作的分数不满标准分数的60%，即要降等。
考查办法明确指出，除了简易民教馆和简易农教馆外，一般说来，民教馆、农教馆要达到丙等以上的成绩，方为及格。但是各县馆的人员设施不一，经费也有多寡，那么，不同的县馆所要达成的工作成绩自然就应有所区分。对此该办法规定，全年经费在4000元以上者，以乙等为及格等第；在2000元以下者，则以丁等为及格等第。
该考查办法将考核结果与馆长奖惩直接挂钩。它规定列特等者，馆长晋级或加俸；列甲等者，记功或传知嘉奖；列丁等者，申诫或记过；列戊等者，停职或撤职。就是说，如评为特等及甲等，馆长将受到嘉奖，而如评为丁等或戊等，馆长就要受到申诫、记过乃至停职、撤职的惩罚。
为了使各县重视这项评估及奖惩工作，考查办法要求各县教育局长或县长将考查结果以及准备奖惩的意见，填具一览表连同对各民教馆、农教馆的原始评分成绩，于每年七月底之前一并呈报教育厅核定。省方将根据各县的呈报，派员分赴各地抽查或密查，在查实后分别准予奖惩。如各县不遵照考查办法施行或者考查不确实的，教育局长或县长以及考查者都将受一定的处分。
第三步，完善与发展标准工作。
到了1935年4月，省方对标准工作及考核办法作了修订，重新颁布《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225]。与之前的法令相比，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标准工作进一步压缩。它将民教馆的标准工作缩减为公民教育、生计教育、语文教育三大项，标准工作的减少，有利于民教馆集中力量从事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过去因为活动过多而导致精力分散、成效不显著的趋势。
第二，规定了中心工作。例如，公民教育以培养民众的组织性为中心工作，基本施教区内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民众，须有过半数的人能参加团体生活，并能运用团体力量，解除生活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生计教育以推行合作为中心工作，第一年内对于信用、购买、生产、运销等合作社，至少须成立一种，第二年内基本施教区内至少1/3以上民众加入合作组织，并运用合作推行农事指导等活动；语文教育以举办民众学校为中心工作，基本施教区内16岁以上35岁以下不识字的民众，两年内须有60%以上修毕初级民众学校课程，此外，补习班及高级民众学校也应相机举办，不能入学者也须通过流动教学、改良私塾、举办识字班等途径进行识字。
第三，普遍要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一方面，它规定标准工作为各民教馆所必须完全遵照；另一方面，也要求各地具体执行时应考虑城乡差异，如基本施教区完全在城镇的，对于农事指导一项可以免予举办，而基本施教区完全在乡村的，对于职业指导及补习教育也可斟酌变更。
应该说，经过几年的发展，各县民教馆不但已普遍建立，而且数量不断扩增，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地民教机构的中心。同时，标准工作也能随时代发展而赋予新的内涵。进入1935年，伴随着政府对于基层社会改造的深入推进，以及民族矛盾的上升，在公民教育方面就突出了集团训练、新生活运动、民族精神培养等对民众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内容。而且，标准工作显示出一定的弹性，兼顾城乡差异。总之，标准工作的进一步收缩、中心工作的确定、达成目标的适当降低，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关系的界定等，这些都说明省方对于民教馆如何发挥改造社会作用的认识已逐步趋于理性。当然，实施起来难题仍然不少。以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的关系为例，实施方案一方面要求各县民教馆应区别对待，将工作重点放在基本施教区，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民教馆不能仅仅谋求基本施教区民众的利益，免得区内民众与区外民众互相歧视或发生利害争执，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而不致偏颇，施行起来分寸的把握颇为不易。
在标准工作督促与考核方面，该实施方案与此前的考查办法相比，主要理念虽然一致，然而亦有若干变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凸显对实施标准工作的指导性。江苏省教育厅专门设立了民众教育指导员一人，督促、协同各省立民教馆、省立教育学院及各县教育局办理标准工作视察、指导等工作。省督学、省民众教育指导员、各省立民教馆及省立教育学院指导员、各县县督学、县教育委员以及掌理民众教育的人员，都负有督察、指导以及对标准工作实施情形进行审核的责任。
第二，强化实施标准工作的计划性。省方要求各县民教馆建立实施标准工作的月历、报告表及工作记录制度，并作为考查的主要依据。而且，各民教馆实施标准工作的工作月历，须分送县教育局或县政府、省教育厅及所属辅导机构，作为督察及考核之依据。各馆须于每月底依照工作月历，填写每月工作报告表，呈送县教育局或县政府转报省教育厅审核。
第三，加强对实施标准工作的考核。它规定各县对于民教馆工作的考核，除了由县督学、县教育委员进行普通的视导外，还须指定人员专任各馆标准工作的考核事项，并且于每年的六月中旬根据标准工作记分表详细考核，分别记分，以作为对该馆进行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四，注重发挥研究会的启发性。省方要求各省立辅导机构组织研究会，以使各县馆互相启发，达到指导的目的。它规定，省立民教馆及省教育学院除了平时注意对各县民教馆实施标准工作的督察与指导外，每年度开始前还须牵头举行民众教育分区研究会，通过开会研究与讨论，发挥研究会的启发性功能，从而有利于增强施行标准工作的成效。
第五，增强了考核的可操作性。它简化了考核的奖惩种类，将考核结果的奖惩种类简化为三种，即列甲等者记功或传知嘉奖，列丙等者予以警告，列丁等者免职或撤职。
总之，这份实施方案不仅使各县民教馆明确了自身的标准工作及考核标准，而且注重省、县相关机构对各县馆的辅导、督促，在标准事项、考核方法上亦有所简化，使之更加贴近县馆的实际，也更有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赋予各县政府及县教育局连带责任方面，该实施方案与1934年的考查办法一致，指出省教育厅会随时派人赴各县抽查或暗访，各县局如不遵规定施行考查或考查不确，考查者及县长或教育局长将连带受到相应的处分。这样的规定，使地方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有助于各县民教馆切实施行标准工作，推进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
那么，关于实施标准工作的舆情及实施情形如何呢？
对于施行标准工作，江苏省教育厅负责社教的科长相菊潭认为，“以往各社会教育机关的工作，毫无标准，或避难就易，不计实际功效，或徒事铺张，但求眩人耳目，结果竟无若何成绩可观。欲救此弊，只有规定各机关工作标准”。实施标准工作后，“大多数的社教机关都已积极工作，充满活跃的现象”[226]。不仅是主持该项工作的政府官员，当时江苏民教界多数人对此基本上也是持肯定立场的。例如，虽曾因施行标准工作不力被省方“记大过一次”的淮安县民教馆馆长杨汝淦，在1935年撰文认为，施行标准工作，可以改变以往千头万绪、分散人力财力、费力多而成就少之弊，省方公布的标准工作，其繁琐程度已较从前大为减少[227]。同年，熟稔江苏民教馆活动的朱若溪[228]撰文分析道，实施标准工作以后，江苏各县民教馆的事业，有三个方面的显著进步。一是开始注重乡村工作。原先各馆馆址大多在城镇，而近年来已纷纷由市镇移入农村，即或馆址仍在市镇的，其基本施教区也已多划在农村，且已渐成一种趋向。而民众教育应该注重乡村，是无须赘言的。二是突出中心事业。过去民教馆的工作，多而不精，散漫而无中心。自从标准工作颁行后，在公民教育、生计教育、语文教育方面都明确了中心事项，这样不但能刷除过去散漫的缺点，同时也能有规律地开展活动，是民教工作的一大进步。三是步调整齐划一。由于实施标准工作，江苏各县民教馆的活动都按照标准工作进行，施教的区域，也是依照省教育厅颁布的办法划分的，这样一来，各县馆的工作步调可以整齐划一，进行的状况既可以趋于一致，也可以增进工作的效率[229]。从当时各方反应看，朱若溪的观点，似非一家之言，而是颇有代表性的。
当然，在推行标准工作的过程中，也有改进的意见甚至不同的声音。例如，邱冶新希望江苏制定的标准工作，能够更加详细而具体，最好像学校的课程标准那样，如第一年各事项应做到什么程度，第二、第三年各事项应做到什么程度，均应当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工作切实开展[230]。1933年，赵启凤则撰文认为，江苏颁布最低标准工作之后，更加重了各县民教实施上的困难。不过，应该说，从漫无头绪、东鳞西爪的无标准状态进入工作明确、中心突出、考查严格的标准工作阶段，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江苏民教馆进行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着力点。
施行标准工作以后，江苏各县教育局对于民教馆工作的考查表明，各馆落实情形实际上参差不齐。有些馆对照省颁标准逐一落实，活动开展有条不紊、扎实有力；有些馆却视标准工作为儿戏，纹丝不动，阳奉阴违。例如，1932年尝试最低标准工作后，根据各县教育局的考查结果，江苏省教育厅经过抽查，于1933年10月公布了江苏各县民教馆、农教馆的奖惩决定，其中甲等22所受到传知嘉奖，丁等27所、戊等12所分别受到申诫、记过、记大过、免职、撤职等处分（详见表1-9）。
表1-9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实施最低标准工作奖惩一览表（1933年）
续表
续表
事实上，省方尝试施行最低标准工作后，各县馆中既有努力实施的，也有一定数量的县馆并不积极。1933年10月，各县的考查成绩大多已先后报送省教育厅，然而邳县、沛县、赣榆、溧阳等四县的材料仍未报送，江苏省教育厅予以“电令申斥”[231]。因这四县的材料迟迟未到，省厅公布的奖惩统计表也就缺了这四县的数据。又如，据江苏省教育厅交代，此次考查结果除甲等22所、乙等49所、丙等83所外，实际上丁等有46所、戊等有26所，只是有些并未给予申诫，所以，也就没有列入统计表。由此可见，各县馆中办理标准工作不力者不在少数。
不过，随着1933年后省方正式施行民教馆标准工作以及考查办法，并且对标准不断加以完善，注意对民教馆的考成、视导，情况逐渐有所改观。例如，姜和认为，自从颁布标准工作（及其随后的修订），“本省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各县社教指导，不遗余力”。“近数年来，各县社教机关，对于事业设施，已有一定路线做去。”[232]1935年，周佛海在一次党政联合纪念周报告中也指出，民教馆施行标准工作，尤其划分基本施教区、推广区以后，“实施的情形尚好”[233]。
当然，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工作未见改善的民教馆、农教馆也并不鲜见。例如，江苏靖江县城中民教馆曾于1933年秋的考评中受到批评，馆长黄绍昌也因此被江苏省教育厅申诫。然而时隔一年，该馆标准工作的实施情形仍未改进。1934年10月，省督学视察后认为，该馆“馆务工作懈弛，漫无条理，以言成效，更属渺茫”。省教育厅依据督学的报告，决定准予该馆馆长黄绍昌辞职，馆内职员另行延聘，彻底整顿[234]。同月，省督学视察江苏泗阳县新集农教馆时发现，“馆舍系草屋两重，一重为办公室，视察时，仅见桌凳三四件及伪造之表簿十余种。另一重有课桌二十余张，灰尘满目，不似常有人上课者，馆长黄震，派人找寻，来馆诡称在外开会，筹备合作社。询以何种合作，迟疑不知所对，最后仍由馆员代答”。“督学在该镇查访，据村民云：该馆不特毫无工作，且常有人在内聚赌。”督学认为，“聚赌虽无证据，但毫无工作则系事实”[235]。
综上所述，江苏省推行标准工作及考成制度以来，各县民教馆大体上都以标准工作为准绳。虽然各馆的成绩参差不齐，实践中行动迟缓、工作不力、成效低迷者亦不在少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施行标准工作的意义。事实上，自从实行标准工作以后，首先，各县民教馆目标明确，并以此作为评估工作成绩的标尺，无形之中推动了各馆对基层社会的改造活动。其次，民教界开始关注乡村的改造活动，各馆的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乡村。再次，各馆的工作在经历了几年毫无头绪、漫无中心的阶段后，由于施行标准工作，社会改造活动开始由多到少、由粗至精，这有利于集中资源、取得实际成效，也与县馆的自身实力相匹配。最后，实行标准工作对推动苏南、苏北各县民教馆社会改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引领作用。
三 基本施教区、推广区与辅导区
在20世纪30年代初，江苏民教界即有人提出建立分区制度的建议。1930年，省立南京民教馆的徐朗秋曾撰文认为，现在各县的情形，教育馆、图书馆、中心茶园等各种社教机构，分别设置、各行其是，虽然因地制宜，然而各机构系统涣散，监督指导也不太方便。因此，他建议按照省县划定民众教育区，分清事业责任，促进社教的普及[236]。1932年1月，省方接受了民教界的意见，决定各县划区推行民众教育。所谓划区施行民众教育，即按县组织法规定的自治区，将全境划分为若干民众教育区，并在全区中心地带设置民教馆或农教馆一所，作为全区推行民众教育的中心机关[237]。每一中心机关对于本区民众教育的普及与推广，都要负全责去规划和实施[238]。
在建立民众教育区的基础上，1933年，省县各民教馆、农教馆遵照省方训令，进一步施行基本施教区、推广区及辅导区制度。
（一）推行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制度
20世纪20年代末，建立民教馆、农教馆以来，各县馆大体均以全县为施教范围，由于区域过于辽阔，而县馆人力、财力有限，致使各馆普遍感到精力不济、收效不宏。1933年8月，江苏省教育厅确定各馆建立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制度。省方规定，各县的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应就各机关所在地划定附近相当区域为基本施教区，其范围之大小，城镇以一里至二里，乡村以三里至五里为度，区内住户约二百户至五百户，并就各机关之经济能力将本民众教育区其余区域划分为若干推广区，其区域之大小及户口之多寡与基本施教区同”。在举办活动方面，“基本施教区及推广区所举办之事业须完全遵照厅颁标准工作办理”。基本施教区及推广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发展中。“基本施教区内之民众教育须于二年内依照标准工作办理普及，经考查确实后，即改称普及区，另择一推广区为基本施教区，以后依次推行，将本民众教育区民众教育次第普及。”“简易民众教育馆或简易农民教育馆，其基本施教区之范围及办理普及之年限得酌予变通”。当然，成为普及区以后，中心机关仍应“随时派员指导”[239]。
推行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以后，各县民教馆或农教馆的施教活动分步实施，施教范围有所缩小，工作压力也有所减轻。例如，1933年，江苏泰兴县立民教馆以该馆附近之朝东镇全部及攀善镇的一部分为基本施教区；以爱善、西三及攀善镇之一部分，划为城西推广区，以通济镇全部划为城北推广区，以庆明镇划为城南推广区[240]。宜兴县实验民教馆划开上乡、开下乡、东域乡、东珠镇、城中镇、白果镇为基本施教区，南仓乡、通真镇、南门镇、东庙镇为第一推广区，山亭乡、西珠镇、县西镇、西横镇、西大镇为第二推广区，城北乡、中正镇、东大镇、县东镇、北大镇为第三推广区，其各项民教活动遵照实施计划分别办理[241]。
这一时期，不但各县馆实行划区施教办法，各省立民教馆也按照基本施教区以及推广区分别举办社会改造活动。省立镇江民教馆于1933年夏设立城西、高资两施教区，分别施行城乡的民教实验，以为各县的模范，且协助各县馆解决困难[242]。城西施教区位于镇江城之西，小码头、京畿岭、大纶街火车站一带。城西施教区依照地理情势，根据人口密度，以一镇至二镇为度，住户五百至一千户，划分为若干区，每两年择定一区，为基本施教区，作精密的施教，其余概称推广区，作一般的宣传。基本区在二年内完成预定目标，即改为普及区，另择一推广区为基本区，以此类推，将该区民众教育逐次普及。省立镇江民教馆在城西施教区的伯先公园内设立办事处，派有总干事、干事、助理等，主持施教区区务。基本区改为普及区后，交由地方民众组织的团体或镇公所接办，但民教馆仍随时派员指导[243]。高资施教区位于镇江郊区高资镇。高资区的施教区域划定为：高资镇为基本施教区，东方乡、缪金乡、高单乡、马桥乡等四乡为推广区。在与区公所及该镇负责人的协调下，镇江民教馆在该镇同善社旧址设立了办事处，主持高资施教区的区务[244]。其施教方法与城西区大体相仿，基本施教区也以两年为期。
省立镇江民教馆的城西、高资两施教区，无论是基本施教区还是推广区，其活动均以语文、公民、生计三项教育为骨干，各项活动遵循省颁标准工作规定，只是各施教区在实际施行时，名称略有变更，如生计指导方面，省方规定“设立贫民贷款所或举办农产品抵押借贷”，而该馆施教区概称“小本借贷所”；语文教育方面，省方规定有“指导民众阅读”一项，该馆施教区称“阅书报处”；公民训练方面，省方有“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一项，而该馆施教区概称“地方事业推进会”。此外，省方规定设立“娱乐室”，该馆施教区概称“民众俱乐部”；省方有设立“村民联欢会”一项，该馆施教区概称“同乐会”[245]。总之，镇江民教馆的基本施教区或推广区所举办的各项活动，都是按照省颁标准工作进行的，个别名称略有改动，并不影响其实质内容。
设立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对于省立镇江民教馆来说，既是省方的部署，同时也有切身体会。在未施行基本施教区、推广区之前，该馆苦于施教区域漫无限制，教育效果亦不易衡量。1933年设立城西、高资两施教区并按照省教育厅所颁布的民众教育普及办法划分基本施教区和推广区以后，“行之一年，即见成效”。第二年“基本区如期完成普及”。根据在第一基本施教区实验的成效，馆方甚至乐观估计此后办理第二、第三……基本施教区。“普及完成，有不需二年者矣！”[246]
1934年7月，王凤桐对苏州、常州10县51个县馆基本施教区及推广区的调查表明，施行标准工作及分区施教以后，这些县馆尽管在工作的方法、形式上不尽相同，然而内容大同小异。基本施教区的工作，主要在生计指导、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譬如农事展览：有麦作、稻作、蚕丝、新农具，等等，副业与农村金融：有养鸡、养猪、养蚕、养鱼、合作、储蓄、仓库，等等。”“都是分门别类的举行”，而且“是在调查社会情形之后，经过一番考察”，“应社会的需要而供给，并不是一味盲从，呆守着千篇一律的法门”。推广区的工作内容，虽然和基本施教区一样，但因距离民教馆所在地较远或区的设立较迟，其工作方式就以宣传和提倡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说推广区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改造活动，事实上，这些县馆在推广区举办的民校就不少，共有131所之多。调查者的结论是，推行标准工作以及建立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制度以来，省方“所有规定的几项工作”，各县馆“都已经实施”，“都很有充实的结果与相当的成绩”[247]。
综上，我们大体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江苏各民教馆推行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制度以后，基本上解决了因民众教育区域过大、民教事务纷繁、指导唯恐不周、辅导更难兼顾的难题，对于更好地实施标准工作，增进民众教育的效率，循序渐进地推进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样一来，还可以逐渐改变以往因民教馆工作头绪纷杂，缺乏一定的方法，使社会上一般人怀疑其价值的认识，增强了基层民众对民教馆的信任。
（二）实行辅导区制度
所谓辅导区，就是划全省为若干民众教育区，每区分别由一所省立民教馆或省立教育学院担任辅导之责。当时省方之所以推行辅导区制度，至少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各县立民教馆大多设于乡村，地址偏僻，交通不便，彼此互相讨论观摩的机会不多，实行辅导区制度可以使县民教馆人员获得进修的机会。第二，国内专设的民教专业人员培养机关寥寥无几，而各地民教馆从事民教的实际工作者十之八九未受过专业训练，施行辅导区制度可以推动民教事业进步。第三，各县教育局长或县政府教育科长以及县督学、教育委员等人员，往往不能真正给民教馆以辅导，较少到民教馆视导，即使偶尔去了也是走马观花，开展活动仍需要省馆的辅导。第四，县民教馆人员的待遇菲薄，不能安心供职，实施辅导区制，由辅导员从旁指导，可以减少些困难。第五，民教的施教对象复杂而众多，所发生的问题，又因各地社会情形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各种实际困难的解决，以及新学说、新方法的介绍，都迫切需要省立民教馆的辅导[248]。
1933年7月，江苏省教育厅颁布《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社会教育办法》，将全省划分为六个民众教育区，每区由省立民教馆及省立教育学院负责辅导各县的社教活动。具体工作是：调查、统计区内社教状况；讨论本区社教实际问题，并介绍进修资料；编印各种辅导刊物，分发本区各社教机关参考；举办实验区，为本区各社教机关之模范；酌办各种巡回活动；接受教育行政机关委托，办理关于本区社教机关服务人员实习及训练事项；备本区各县县政府及教育局关于改进社教事务的咨询；督促各县社教机关依限完成省颁标准工作；遵照省颁法令，在学年开始之际召开社教分区研究会[249]。
由表1-10可见，江苏省立民教馆及省立教育学院担负辅导各县民教馆办理民教事业的责任，成为江苏省教育厅在业务方面督察、指导各县民教馆完成省颁标准工作、改进民教方法的机构，也成为省教育厅有关民教事务方面的咨询部门。
表1-10 江苏省各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社会教育一览表（1933年8月）
续表
在江苏的推动下，1934年1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议决，由各省教育厅实行分区辅导各县民教的办法[250]。随后教育部公布《各省教育厅分区辅导县市民众教育办法大纲》，通令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先为试行。该大纲颁发以后，江苏省又订立了《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视察辅导各县社会教育机关要点》《江苏各民众教育区辅导机关巡回协助施教办法》《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推进方案》等，使江苏省民教辅导制度渐趋健全。
由于刚开始辅导的县份太多，施行不无困难，加之省立民教馆分布不均匀，沿海地区缺乏省馆，1934年7月，江苏省政府决定新增及变更省立民教馆，即撤销省立汤山农教馆，人员与经费移至南通，改为省立南通民教馆，以汤山农教馆馆长孙枋为馆长；增设省立东海民教馆，以葛任远为馆长；将省立南京民教馆移至江宁县，改称省立江宁民教馆，仍以朱坚白为馆长[251]。
鉴于省立民教馆设置地点变更，需要重新划分原先辅导区，1934年7月，省教育厅重新颁布辅导办法，将全省划分为八个民众教育区，由各省立民教馆及教育学院分别承担辅导之责。与1933年的辅导办法相比，修改后的辅导办法赋予省立辅导机关更大的督促、监管之权。例如，规定省立民教馆及教育学院须设辅导员一人，负责视察辅导区属各县的社会教育，按月编造报告，送呈教育厅；省立辅导机关对于各县社教人员的增减有权提出意见，供教育厅采择；对于各县社教活动，省立辅导机关须填报奖惩事项表，报送省教育厅核准施行[252]。调整后的辅导区情况见表1-11。
表1-11 江苏省各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社会教育一览表（1934年7月）
1937年5月，随着政府对举办民众学校、壮丁训练及电影巡回等活动的重视，省方又公布了修订的辅导办法。它与1934年的办法相比，又有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江苏八个民众教育辅导区下的县份有些调整，重新划分了各省立民教馆及省立教育学院的辅导区。第二，在原先各省立民教馆及省立教育学院设置民众教育辅导员的基础上，又设立辅导会议。辅导会议由各省立民教馆馆长（教育学院院长）、专员公署主管教育的科长及壮丁训练视察员、各县县政府相关科长及教育局长、教育厅代表等组成，每学期召集一次，省立民教馆馆长（教育学院院长）主持。辅导会议商议该区辅导要点及其他重要事项。第三，省立民教馆（教育学院）设专任辅导员1至2人，由省教育厅委任，常驻各县，代表省馆（教育学院）巡视各县民众教育，并考核其成绩。辅导员有权会同专员公署视察各县的民众学校。第四，规定各省馆（教育学院）除专任辅导员视导外，在各县举办的事项中强调电影巡回施教，以及在必要时派员往各县民众学校实际指导其工作。第五，辅导区各县民教机构应接受辅导员的指导，力谋改进，如若不遵指导，辅导员可以通过馆长（院长）函请专员公署或教育厅处理[253]。这次调整后的辅导区见表1-12。
表1-12 江苏省各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民众教育一览表（1937年5月）
续表
总之，从1933年至1937年，江苏实行了省立民教馆及省立教育学院分区辅导各县民众教育的制度，它既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省颁民教馆标准工作，给各县馆以业务指导，也是为了使省内各地区民教工作发展的平衡，从整体上提升江苏民教馆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活动的水平，此其一。其二，省方赋予各省馆（教育学院）专事辅导、视察各县民众教育之权，从开始时的编印辅导刊物、举办实验区为各县示范等举措，发展到后来设立专职辅导员，以及辅导员常驻各县视导，省方利用分区辅导的办法，逐渐强化了对基层民教馆社会改造活动的管理。其三，对于不接受辅导或民教活动进展迟缓、办理不力的各县民教机关，省方的惩处措施，也从省馆（省教育学院）定期报送省教育厅予以处分，发展到辅导员可通过省馆馆长（院长）直接函请专员公署办理。辅导机关对于各县民校校长教员，如有应给予行政处分时，可呈省厅核饬其所在地的专员公署或县政府；而专员公署或县政府如对于各县民校校长教员，有行政处分或调动时，应函知其所在地的辅导机关[254]。我们知道，抗战前的行政督察专员制，虽然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其发展趋势是专员公署的职权愈来愈重，实际上已成为辅助省政府管理各县的一个层级[255]。1936年，江苏设置了十个行政督察区[256]，这些区域划分尽管与民教辅导区划不尽相同，但是民教辅导工作中的惩处由原先只归省教育厅裁决，演进为主要依赖地方专员公署或县政府的行政力量，这个变化表明，分区辅导制度已逐渐呈现出与地方政权密切配合的面向。
综上所述，江苏民教馆兴起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推行现代化建设，希望用教育的手段塑造“新国民”、培养现代性。江苏民教馆的活动重心经历了从识字教育到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的嬗变。江苏民教馆尤其是省立民教馆，建立了一套近似现代科层制特征的内部管理及工作机制，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个人因素而对社会改造活动产生不良影响等潜在问题。但是，由于社会将民教馆视为向民众普及各种教育的“推广机构”，政府也将它确立为社教的“中心机关”，从而导致民教馆的内部组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于追求系统、全面，终为时人所诟病。1932年以后，随着人们对民教馆活动的反省，江苏民教馆的组织系统由盲目扩张开始收缩，组织定位也趋向理性，组织结构出现从繁复到简化的嬗变。从人员素质看，江苏民教馆人员的学历、经历大体符合省方的规定标准，但是就工作态度、人品等方面观之，人员素质就显得参差不齐。1933年后，虽然江苏省教育厅公布民教馆标准工作以及考查办法，注重考成及视导，情况有所改观，不过，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似乎始终没有根本解决。从工作运行看，1932年，江苏试行各民教馆最低标准工作，次年正式施行标准工作，随后省方又颁布考查办法，实际上将标准工作进一步细化、量化，建立起标准工作的考查机制。施行标准工作初步改变了以往基层民教馆工作头绪过多、成绩殊少之弊，江苏民教馆工作开始出现注重乡村、突出中心以及使各地民教步调划一的变化。从1933年以后，江苏省方推行省、县民教馆基本施教区与推广区制度，省立民教机关辅导各县民教的辅导区制度，这些分区制度的施行，对于标准工作的督促、检查，对于江苏民教馆的业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推进了江苏民教馆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步伐。
[1] 《训政纲领》，《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3期，第1页。
[2] 刘觉民：《四权训练与民众》，《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3号，第2页（文页）。
[3] 赵冕：《训政时期民众教育方针之商榷》，《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2号，第5、3页。
[4]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1928年5月），乙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4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第385页。
[5] 宗秉新：《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6期，第7～8页。另据刘志伟研究，清末以后，广东番禹县本善乡（沙湾社区），曾有家族开办过民教馆、医院、贫儿院、工艺传习所等福利机构，但具体时间未明确交代。刘志伟：《边缘的中心》，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第42页。
[6] 沈吕默：《民众教育馆》，中华书局，1948，第1页。
[7] 虽然1927年夏秋以后，在政府主导下，民众教育家就开始推行“民众教育”，但是直至1929年夏，使用较多以及比较正式的称呼则是“扩充教育”。1929年8月以后，“扩充教育”之称逐步退出，随之，“民众教育”及“社会教育”的称谓为官方所认可。见《教部令扩教改名社教》，《申报》1929年8月28日第5张第17版；《教部促进民众教育》，《申报》1930年1月12日第12版。
[8] 《全国教育会议第三日》，《申报》1930年4月18日第11版。
[9] 《十九年度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473期，“特别要件”，第1页。1935年，江苏省教育厅下令，除了实验农民教育馆及有特殊性质的实验区外，全省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实验区等一律改称民众教育馆。见《转知各民众教育机关一律改称民教馆检发修正组织规程仰遵照办理具报》，常州市档案馆藏：《武进县政府公报》1935年第11期，第13页。
[10] 《对于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1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259页。
[11] 〔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第19页。
[12] 易劳逸的观点认为，只有动员相当大部分的民众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才能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国民党政权没有这样做，因此它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参见〔美〕易劳逸《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载〔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38页。不过，笔者以为，南京国民政府不是没有相关尝试，只是采取的是改良的、渐进的诸如民众教育这样的动员形式，实际的效果或许不很理想，但是这不能遮掩国民党政权进行的努力。
[13] 《训政时期民众教育训练方案》，《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407期，第6～7页。
[14] 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87页。
[15] 俞庆棠：《全国教育会议与社会教育》，《申报》1928年5月16日第11版。
[16] 《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92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01页。
[17] 《对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2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83页。
[18] 谅一：《民众教育之使命》，《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创刊号，第15～17页。
[19]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84页。
[20]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04～105页。
[21]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三民主义民众教育具备的目标》（193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700页。
[22] 赵冕：《训政时期民众教育方针上之商榷》，《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2号，第3页（文页）。
[23] 《中央大学区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9年第84期，第8～10页。1929年7月，中央大学区训令各县，通俗教育馆更名为民众教育馆，该规程随之易名。关于通俗教育馆更名之事，见《中大区通俗教育馆更名》，《申报》1929年7月28日第12版。
[24] 李蒸：《民众教育的途程》，《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3号，第6页（文页）。
[25] 刘绍桢：《江苏省训政时期内实施全民教育计划草案》，《民众教育月刊》1929年第2卷第2期，第3～7页。
[26] 参见徐朗秋《实施民众教育的划区问题》，《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4期，第51页；张庆霓：《民众教育之目标与实施》，《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5期，第44页。
[27] 《民众教育馆的重要》，赵光涛演讲，苏鸿铨笔记，《武进教育月刊》1930年第35期，第12页。
[28]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第5～6页。
[29] 《民众教育馆概论》，李云亭讲，王璋、杨汝熊合记，《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19～20页。
[30] 关于启蒙的含义，参见米歇尔·福科《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25页。
[31] 如陶行知在《挽赵叔愚院长》（1929年）中，将“做工、求知、管政治”列为人生在世三大事。见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陶行知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第270页。
[32] 俞庆棠（1897～1949），祖籍江苏太仓，生于上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毕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主持江苏省的社会教育，首创省立教育学院，倡议建立中国社会教育社。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事业。
[33] 《苏教厅改组属大学区行政院》，《申报》1927年7月8日第2张第7版；《第四中山大学区之教厅组织》，《申报》1927年7月9日第11版。
[34] 有关俞庆棠资料，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编《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太仓文史》第13辑《俞庆棠纪念文集》，都说俞氏的行政职务是扩充教育处处长。但是笔者查阅资料发现，第四中山大学时期，俞氏任扩充教育部部长。见《第四中山大学各部院长聘定》，《申报》1927年7月6日第7版。1928年3月，江苏大学奉令“改部为处”，至1929年8月恢复省教育厅为止，俞氏的职务是江苏大学（中央大学）扩充教育处处长。见《遵令颁发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由》，《江苏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8年第32期，第6页；《苏大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通令》，《申报》1928年4月7日第3张第11版。
[35] 《陈和铣兼代苏教厅长》，《申报》1929年8月15日第11版；《苏陈教厅长已宣誓就职》，《申报》1929年9月8日第17版；《苏教厅长陈和铣昨就职盛况》，《申报》1929年9月14日第14版。
[36] 《最近江苏教育概况》，江苏省教育厅，1930，第2、4页。
[37] 关于俞庆棠辞职的时间，见“本厅廿一年一月至八月职员进退表”，《江苏教育概览》，江苏教育厅，1932，“本厅最近状况”，第87页。按，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江苏文史资料》第104辑、《无锡文史资料》第37辑），说俞氏在1930年秋辞去科长职务（第32页），笔者逐日查阅《申报》等相关资料发现，其时俞氏仍为科长，唐书所记不确。不过，其时俞离职在沪，然并未正式辞职，次年也曾复职。
[38] 参见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前言”第2页、第32页。
[39] 陆叔昂：《对于江苏省五年来民众教育的回顾及未来希望》，《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8期，第1534页（卷页）。
[40] 姜和：《江苏省社会教育七年来之史迹》，《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523页（卷页）。
[41] 刘绍桢：《两年来江苏社会教育之鸟瞰》，《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3期，第10～11页；姜和：《江苏省社会教育七年来之史迹》，《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8期，第1528页（卷页）。
[42] 高阳：《三年来江苏省民众教育设施的经过》，《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6期，第4页（文页）。
[43] 徐朗秋：《实施民众教育的划区问题》，《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4期，第51页。
[44] 李蒸：《最近一年来之社会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5期，第997页（卷页）。
[45] 《苏教厅检发社教设施注意要项》，《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3卷第1期，第131页。
[46] 《国立四中大改名江苏大学》，《申报》1928年2月20日第2张第8版；《中央大学正式改名命令送达》，《申报》1928年5月4日第3张第11版。
[47] 《中大区通俗教育馆更名》，《申报》1929年7月28日第3张第12版。
[48]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开幕典礼》，《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7年第6期，第22页。
[49] 《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概况》，1931，第1～2、26页。
[50] 馆内人员时有进退，处于变动之中，但一般在30余人的规模。见“三年来职员进退统计表”，《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12期合刊，插页。
[51] “国立中央大学直辖各扩充教育机关十六年度概况表”，《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8年第40期，第13页；《民国十七年第一次全体职员会议》，《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12期合刊，“本馆会议录”，第3页。
[52] 《二十年度苏省教费预算》，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24日第3张第2版。
[53] 赵光涛：《纪念南京省民教馆二十周年》，《教育辅导》1936年第2卷第8、9期合刊，第6页。
[54] 刘季洪：《教育生涯漫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1页。
[55] 《中大区立通俗教育馆之活动》，《申报》1929年1月15日第3张第11版。
[56] 李邦权：《二十年来之本馆》，《教育辅导》1936年第2卷第8、9期合刊，第75页。
[57] 朱坚白：《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实验事业概述》，《苏声月刊》1934年第1卷第5号，第212～213、225页。
[58] 《筹备经过》，《农民教育》1932年第2卷第4、5、6期合刊，第1页。
[59] 《中央大学区立农民教育馆筹备概况及进行计划》，《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9年第97期，第14页。
[60] 《中大区农民教育馆筹备处之活动》，《申报》1928年12月27日第3张第11版；《中大农民教育馆最近工作》，《申报》1929年4月1日第3张第10版。
[61] 《汤山民众茶馆开幕》，《申报》1929年2月5日第17版。
[62] 《中大农民教育馆成立礼》，《申报》1929年7月24日第11版。
[63] “本馆现任职员一览表”，《农民教育》1931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64] 《二十年度苏省教费预算》，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24日第2版。
[65] 《江苏各地农教馆概况》，《农民教育》1932年第2卷第4、5、6期合刊，第118～119页。
[66] 《本馆设立经过》，镇江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8-1-291，第1～2、6页。
[67] 陈桥升：《一个实验区二年半来努力记》，《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2期，第55页。
[68] 赵鸿谦：《本馆工作之回顾与前瞻》，《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4、5期合刊，第3页。
[69] 《徐州省民教馆将成立》，《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3卷第11、12期合刊，第165页。
[70] 《本馆现任工作人员》《本馆之经费及设备》，见杨汝熊、陈增善主编《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周年纪念特刊》，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1933，第90～91、93～94页。
[71] 《苏省立徐州民教馆开幕》，《申报》1932年5月7日第12版；《本馆史略》，《教育新路》1936年第102期，第2页。
[72] 《本馆概况·沿革及组织》，《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3页。
[73] 《从筹备到成立》，《民教研究通讯》1936年第16期，第5～6页。
[74] 《教厅对于民众教育之规划》，《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4卷第4、5期合刊，第25页（栏页）。
[75] 《本馆重要消息》，《农民教育》1934年第4卷第7期，第99页；《迁馆公函》，《农民教育》1934年第4卷第8期，插页。
[76] 《八个月来之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1935，第1～3、229～230页。
[77] 《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概况》，《社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4期，第2、31～34页。关于俞塘民教馆改为省办的时间，李冬梅在《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一文中说，该馆“于是年秋（按，指1934年秋），征得钮氏同意，改归省立”。这个时间可能源自陈果夫主编《江苏省政述要》第33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9），然其不确。李文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91页。
[78] 郁瘦梅：《五个月的实验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1931，第12、148页。
[79] 此处原文为21，但是根据县馆总数及由多到少的排序，这里不可能是21，唯一合理的数字是11，故径改之。
[80] 宗秉新：《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6期，第17～18页。
[81] 《江苏省教育厅训令字第839号》（1935年4月），江苏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1001-甲-369，第2201页。
[82] 《江苏社教事业两个重要统计》，《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6期，第1149页（卷页）。
[83]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10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第1096、1470页。
[84]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暨总务司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十七年度），中华书局，1931，第37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十九年度），南京京华印书馆，1934，第24～25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二十年度），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第32～33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二十一年度），南京大陆印书馆，1935，第44～45页。
[85] 《全国社会教育统计》，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1051），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08～309页。
[86] 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第4页。
[87] 《四中大扩充教育之两条》，《申报》1927年12月26日第10版。
[88] 《中央大学区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9年第84期，第8页。
[89] 《十九年度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473期，第1页。
[90] 《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87页。
[91] 《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36页。
[92] 《中大区教育馆预预（算）增加》，《申报》1929年8月1日第3张第11版。
[93] 《苏教财厅修正各县普教亩捐保管动用办法》，《申报》1930年1月10日第3张第9版。
[94] 《教费不得任意挪用》，《申报》1930年5月21日第3张第12版。
[95] 《江苏省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31页。
[96] 《江苏省各县社会教育整理及推进应注意之要点》，《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32页。
[97] 许牟衡：《民众教育馆实施问题谈片》，《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1页。
[98] 林宗礼：《改革现行农民教育馆的几种意见》，《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47页。
[99] 《中央大学区各县农民教育馆办法》，《无锡教育》1928年第54期，第26～29页。
[100] 《中大令知农民教育馆支费办法》，《申报》1928年11月30日第11版。
[101] 数据系笔者依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编“全国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调查表”（1935年）逐项统计得出。
[102] 在1934年9月江苏省教育厅的“江苏省各县社教机关统计表”中，各县民教馆总数为151所，农教馆总数为141所（均未标明馆址）。两项统计的时间可能同年不同月，而民教馆处于动态之中，因此调查表中数字应该基本可信。江苏省教育厅统计表见《江苏教育》1934年第3卷第8期，插页。
[103] 黄竞白：《五年来的民众教育馆》，《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8期，第1482页（卷页）。
[104] 《苏大民众校长提倡识字运动》，《申报》1928年4月1日第11版。
[105] 《无锡举行识字运动之热烈》，《申报》1928年4月18日第11版。
[106] 《大学院订定训政时期施政大纲（二）》，《申报》1928年7月9日第19版。
[107] 《教部提倡识字运动》，《申报》1929年2月16日第12版。
[108] 《江苏教育厅长注重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3号，“民教消息”，第3页。
[109] 张锡昌、钱俊瑞：《参观通讯》（续），《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7号，第2页（文页）。
[110] 《上海民教馆最近事业》，《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6期，第103～104页。
[111] 《崇安寺前：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概况报告》，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1931，第13～28页。
[112] 王育诚：《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概况调查》，《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56～57页。
[113] 〔美〕费维恺：《经济趋势：1912—1949年》，〔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32页。
[11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第1页。
[115] 黄竞白：《五年来的民众教育馆》，《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8期，第1482页（卷页）。
[116] 《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1931年），《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9页。
[117] 《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案》（1931年5月2日），《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1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389页。
[118] 《苏省社教机关推行生计教育（上）》，《申报》1933年3月9日第13版；《苏省社教机关推行生计教育（下）》，《申报》1933年3月10日第14版。
[119] 《镇江民教馆之灾民教育实施》，《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3卷第4期，第808页（卷页）。
[120] 宗秉新：《一年来民众教育概观》，《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4卷第8期，第1381～1383页（卷页）。
[121] 王凤桐：《标准工作施行后苏常十县之民教机关》，《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6卷第9期，第1732～1735页（卷页）。
[122] 裴邦佐：《我们对于民众教育馆的做法》，《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2期，第258页（卷页）。
[123] 《江苏民教要闻三则》，《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6卷第7期，第1383～1385页（卷页）。
[124]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新江苏报》1935年4月27日第6版。
[125] 《令知丹阳县社会教育机关应行改进各点仰转饬遵照》（1934年4月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1001-甲-339，第1247～1250页。
[126] 《省镇民教馆举行公民基本知识学习会》，《新江苏报》1935年2月15日第5版。
[127] 王凤桐：《标准工作施行后苏常十县之民教机关》，《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6卷第9期，第1739～1741页（卷页）。
[128] 《镇江县文盲统计》，《新江苏报》1935年12月23日第5版。
[129] 陈果夫主编《江苏省政述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96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教育”，第35页。
[130] 《江苏全省户数及人口统计》，《新江苏报》1935年11月25日第5版。
[131] 《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初步计划草案》，《申报》1929年10月28日第11版。
[132] 《实施成年补习教育计划》，《申报》1930年4月27日第12版。
[133] 《江苏省各县实施强迫识字教育初步办法》，《新江苏报》1935年6月16日第5版。
[134] 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14、102页。
[135] 许牟衡：《民众教育馆实施问题谈片》，《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3页。
[136] 许公鉴：《民众教育馆究应怎样办》，《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10期，第13页。
[137] 《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条例》，《申报》1927年12月26日第10版。
[138] 《中央大学区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9年第84期，第8～9页。
[139] 许公鉴：《民众教育馆究应怎样办》，《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10期，第14～15页。
[140] 俞庆棠：《论民众教育馆》（1935年），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209页。
[141] 数据是笔者据“中央大学区各县社会教育机关调查表”（1929年2月）统计得出。该表见《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9年第102期，插表。
[142] 《苏教厅通令十九年度社教设施要项》，《申报》1930年6月23日第10版。
[143] 王育诚：《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概况调查》，《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54～55、61页。
[144] 茅仲英：《办理民众教育馆的八个要点》，《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2期，第264页（卷页）。
[145] 《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2年2月2日），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1933，第639～640页。
[146] 《江苏省各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1932年10月），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1933，第136～137页。
[147] 参见宗秉新《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6期，第26～27页。
[148] 1932年10月，江苏省政府通过《江苏省各县县立农民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与民教馆组织暂行规程同时公布。该规程与民教馆规程在组织设计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即在于它规定设有推广部，从事面向乡村民众的各种讲演、宣传，举办民众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等。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1933，第138页。
[149] 梁容若：《民众教育馆的组织问题》，《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4年第5卷第2期，第61～63页。
[150] 《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5年2月8日），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396～397页。
[151] 《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1935年4月），江苏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1001-甲-369，第2201～2202页。
[152] 朱若溪：《江苏各县民众教育馆之检视》，《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10期，第217页。
[153] 《二十二年度本馆事业进行计划大纲》，《金山县教育季刊》1933年第2卷第2期，第36页。
[154] 《无锡年鉴》，收入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第291页。
[155] 《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概况》，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1933，“本馆行政概况”，第1页；“全县社会教育机关概况表”（1934年6月），《无锡教育周刊》二十二年度第二学期概况专号，第55页；《无锡县立社会教育机关概况》，《无锡教育周刊》二十三年度概况专号，1935年2月，第58页。
[156] 《无锡概览》（1935年），收入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第470～473页。
[157] 《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723期，第6～7页。
[158] 《修正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54-1-63。
[159] 《廿三年度组织之变更》，《民众教育通讯》第4卷第6期，“消息”，第23、27页（栏页）。
[160] 赵鸿谦：《本馆工作之回顾与前瞻》，《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4、5期合刊，第7页。
[161] 郁瘦梅：《五个月的实验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1931，插页；王育诚：《民众教育馆组织的商榷》，《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4卷第8期，第1499～1502页（卷页）。
[162] 茹炼儒：《民众教育馆与民众教育实验区》，《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34页。
[163] 1930年5月，教育部颁布《社会教育机关主任人员之任免办法》，只是笼统地说要遴选“合格人员”，并无具体标准（教育部编《社会教育法令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第124页）。之后1932年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5年的《修订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均无相关聘用标准的说明。直至1939年，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规程》，才首次对省（市）立及县（市）立民教馆馆长、各部主任及干事的聘用条件定有详细标准（教育部编《社会教育法令汇编》第2辑，商务印书馆，1940，第22～23页）。
[164] 《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条例》，《申报》1927年12月26日第10版。
[165] 《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申报》1929年3月1日第12版；《通俗教育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申报》1929年3月2日第12版。
[166] 《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41页。
[167] 《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48～149页。
[168] 参见《江苏省各县县立农民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江苏省各县县立农民教育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43、150页。
[169] 参见《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江苏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1988期，第2页。
[170] 《江苏省各县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规程》，《江苏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2020期，第7页。
[171] 《崇安寺前：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概况报告》，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1931，第7、72页。
[172] 王育诚：《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概况调查》，《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60页。
[173] 宗秉新：《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6期，第34～35页。
[174] 另一份1935年对武进、镇江、江都、丹阳、泰兴等县20个民教馆78位职员的调查显示，曾受民教专业训练的18人，占23.1%；未受民教专业训练的54人，占69.2%；不详6人，占7.7%。从中亦可见，民教馆创立虽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但是从业人员未受相关专业训练者仍然居多。汤桂林：《县民教馆职员生活的调查》，《民众教育通讯》1936年第6卷第1期，第41页。
[175] “本馆筹备委员一览表”，《教育新路》1937年第122、123期合刊，第13页。
[176] “本馆历年职员进退统计表”，《教育新路》1937年第122、123期合刊，第16～17页。
[177] “本馆二十五年度职员一览表”，《民众教育通讯》1937年第7卷第4、5期合刊，第135～139页。
[178] 如省立南京民教馆1931年职员32人（《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概况》，1931年刊印，第26～28页），1937年为43人（刘镜如等：《鲁皖苏浙沪社会教育考察报告》，1937年刊行，第60页）；镇江馆1930年29人，1936年45人；徐州馆1932年23人，1937年34人。
[179] 《朱廷佐先生的意见》，《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9期，第70页。
[180] 赵冕：《农村民众教育馆人员问题之研究》，《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2期，第314页（卷页）。
[181] 《令丹阳县教育局据查该县实验农民教育馆办理有方成绩卓著仰转饬继续努力藉为全县社教机关楷模》（1934年4月），《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641期，第11页。
[182] 《嘉奖丹阳县农民教育馆馆长舒广智刻苦耐劳得众信仰》（1934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1001-甲-337，第143～144页。
[183] 《嘉奖丹阳农民教育馆长舒广智》，《江苏教育》1934年第3卷第1、2期合刊，第19页。
[184] 《嘉奖泰兴县民众教育馆成绩卓著》，《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644期，第16页。
[185] 金宗华：《如皋县教育特殊视察报告》（续），《江苏教育》1933年第2卷第7、8期合刊，第37、39页。
[186] 顾克彬：《视察盐城县教育报告》，《江苏教育》193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6页。
[187] 《港口农民教育馆筹备近况》，姜堰市档案馆藏，103-1-6，《江泰日报》1933年3月20日第3版。
[188] 易作霖：《视察金山县教育报告》（1935年11月），金自诚、倪一鸣编《金山县教育年报》第1期，金山县教育局，1935，第429～431页。
[189] 《据本厅督学易作霖呈送视察该县教育报告仰即分别遵办具报由》（1935年11月8日），金自诚、倪一鸣编《金山县教育年报》第1期，金山县教育局，1935，第417页。
[190] 梁容若：《民众教育馆的人员问题》，《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4年第5卷第3期，第122页。
[191] 《茅仲英先生的意见》，《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9期，第47页。
[192] 《同里民教馆长辞职未准》，《吴江日报》1932年10月2日第3版。
[193] 《同里民教馆长继任有人》，《吴江日报》1933年2月5日第2版。
[194] 《靖江教育之整顿》，《江苏教育》1932年第1卷第11、12期合刊，第40页。
[195] 《令发视察靖江县教育状况报告指示应行改进各点仰分别遵照办理具报》（1934年11月23日），《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832期，第11页。
[196] 《令知丹阳江都两县社教机关应行改进要点》，《江苏教育》1934年第3卷第4期，第21页。
[197] 朱廷佐：《县民教馆之人员问题》，《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10期，第105～106页。
[198] 《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大纲》，《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12期合刊，“本馆三年来之规程”，第40～43页。
[199] 《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723期，第6页；《修正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54-1-63。
[200] 《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暂行组织大纲》，镇江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8-1-291，第4页。
[201] 《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办事通则》，镇江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8-1-291，第5页。
[202] 《职员服务规约》，《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12期合刊，“规程”，第43页。
[203] 《本馆办事顺序说明》，《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12期合刊，“规程”，第56页。
[204] 《各部职员服务通则》，《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12期合刊，“规程”，第44页。
[205] 《江苏省立清江民众教育馆馆务会议规则》（1934年8月），《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32～33页。
[206] 《江苏省立清江民众教育馆工作会议规则》（1934年8月），《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33页。
[207] 《江苏省立清江民众教育馆职员服务规则》（1934年8月），《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31～32页。
[208] 《江苏省立清江民众教育馆办事通则》（1934年8月），《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31页。
[209] 泰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的前身泰县县立通俗教育馆，成立于1928年11月。1929年改称泰县县立民众教育馆。刘庭树于1930年8月被江苏省教育厅委任为该馆馆长。见《泰县县立民众教育馆》档案，泰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4-1-1。
[210] 刘庭树：《办理泰县民众教育馆半年来所感觉的几个实际问题和解决办法》，《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73页。
[211] 茅仲英：《办理民众教育馆的八个要点》，《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2期，第261～262页。
[212] 林宗礼：《怎样办理民众教育馆》，《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2期，第283页。
[213] 樊仲云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民国丛书》第5编69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602页。
[214] 高瑾玉编《高践四民众教育论著选》，1996，第5、11～12页。
[215] 赵光涛：《民众教育馆的实施纲要》，《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0期，第16页。
[216] 刘为霖：《宿迁民众教育馆概况》，《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10期，第153～157页。
[217] 白懋宽：《镇江县立民众教育馆进行计划》，《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第179～187页。
[218] 《民众教育馆的意义与使命》，刘述尼讲、华萼记录，《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3卷第2期，第37～38页。
[219] 《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最低标准工作》，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1933，第375～378页。
[220] 姜和：《江苏省社会教育七年来之史迹》，《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8期，第1534页（卷页）。
[221] 周佛海：《江苏社会教育之设施（二）》，《申报》1935年1月16日第17版。
[222] 《江苏省各县社会教育机关主任人员考核暂行规程》，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1933，第133～135页。
[223]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见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政府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份行政报告》，1933，“教育”。
[224]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实施情形考查办法》，《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635期，第6～7页。以下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此考查办法。
[225]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方案》，《江苏教育》1935年第4卷的5、6期合刊，第377～382页。
[226] 相菊潭：《一年来江苏社会教育之回顾与展望》，《江苏教育》193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130～131页。
[227] 《现任民教馆长工作上之困难》，《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9期，第141页。
[228] 朱若溪原服务于江苏民众教育院，1935年调入江苏省教育厅为科员。朱若溪：《路途崎岖 步履艰辛》，《艰苦的探寻》第3辑，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2000，第11～12页。
[229] 朱若溪：《江苏各县民众教育馆之检视》，《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10期，第221～222页。
[230] 《现行县民教馆工作之批评及改进意见》，《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9期，第81页。
[231] 《各县社教机关实施最低标准工作之成绩及奖惩统计》，《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7期，第34～35页。
[232] 姜和：《江苏省社会教育七年来之史迹》，《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8期，第1533页（卷页）。
[233] 周佛海：《江苏教育之过去与未来》，《苏声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66页。
[234] 《令发视察靖江县教育状况报告指示应行改进各点仰分别遵照办理具报》，《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832期，第11、23页。
[235] 《视察泗阳县社会教育概况报告》，《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813期，第15页。
[236] 徐朗秋：《实施民众教育的划区问题》，《民众教育月刊》1930年第2卷第4期，第51页。
[237] 《江苏省各县划区推行民众教育办法大纲》，《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第187页。
[238] 相菊潭：《一年来江苏社会教育之回顾与展望》，《江苏教育》193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130页。
[239]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普及民众教育办法》，《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1期，第58页。
[240] 《泰兴县立民教馆二十二年度基本施教区及推广区实施民众教育计划》，《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7期，第50页。
[241] 《宜兴实验民众教育馆馆刊》，宜兴县立实验民众教育馆，1934，第2页。
[242] 赵鸿谦：《本馆二十三年度实施方案大纲》，《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4卷第6期，第2～3页。
[243] 《城西第一年》，《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4卷第4、5期合刊，第1～3页（文页）。
[244] 《高资第一年》，《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4卷第4、5期合刊，第1～2页（文页）。
[245] 《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各施教区实施厅颁标准工作进行办法》，《民众教育通讯》1933年第3卷第8期，第65～67页。
[246] 赵鸿谦：《一年来工作之检讨》，《民众教育通讯》1935年第5卷第4、5期合刊，第5页。
[247] 王凤桐：《标准工作施行后苏常十县之民教机关》，《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6卷第9期，第1745～1746页（卷页）。
[248] 参见朱秉国：《民众教育辅导问题的研究》，《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7卷第2期，第308～309页（卷页）。
[249] 《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社会教育办法》，《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736期，第1～3页。
[250] 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5期，第969页（卷页）。
[251] 《教厅对于民众教育之规划》，《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4卷第4、5期合刊，第25页。
[252] 《江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社会教育办法》，《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736期，第1～3页。
[253] 《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民众教育办法》，《教育辅导》1937年第3卷第2期，第36～38页。
[254] 《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及教育学院辅导各县民众教育办法》，《教育辅导》1937年第3卷第2期，第37页。
[255] 翁有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31页。
[256] 杨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