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闽台儒学关系
1683年，清军攻破明郑澎湖军事防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向清政权议降，明皇族遗民朱术桂自杀身亡，作为明朝遗脉的明郑政权覆灭，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与之前的非汉族统治政权一样，清朝领导层并没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系统，用以取代从汉武帝开始逐步成形的传统文化观念。通俗地说，“被汉化”成为清廷别无二致的文化选择。在此背景下，居于传统文化观念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必然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及改写。福建朱子学占据了这种“被重写”的儒学意识形态的核心，在其播散台湾的过程中，深度参与了台湾社会文化观念的认同塑形。“清代的儒学，根本上就是朱熹建立而由朱子学弟子们代代传承下来的儒学。清代以后台湾传统儒者基本上都以闽学的学风为学风，闽学的气派为气派，因此台湾传统文化主体基本上包容在朱子儒学的思想体系之中，不仅与闽学，而且与整个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40]
一 朱子学的经典化与台湾儒教制度化的再启动
清政权在武力统一全国之后，仍面临着文化领导权方面的巨大挑战。传统的历史沉积为明末清初儒家知识分子的抵抗提供了强大的道德伦理能量，在此情形之下，清政权的领导者意识到“修正”或者说提出另一套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儒家学说，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和阐释权最为简洁有效的方法。文字狱的兴起和朱子学的独尊，实际上是这种策略“一个硬币的两面”。爆发于雍正朝的吕留良案表明，清政权决不容许儒生将它视为非法的异族统治者。而在吕留良案发之前的康熙朝，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重建就已然大规模展开。
康熙皇帝对朱子学在清初的发扬光大至关重要。在康熙朝编纂或开始编纂的众多大型图书文献中，六十六卷的《朱子全书》赫然在列。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谕表章朱子》中，康熙自述：“朕自冲龄，即好读书，亦好写字；一切经史，靡不遍阅成诵。在昔贤哲所著之书，间或字句与中正之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疵瑕者，后儒即加指摘，以为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注明经史、阐发载籍之理，凡所撰释之文字，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朱子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朕既深知之而不言，其谁言之！”[41]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康熙还特意为《朱子全书》撰写序言，对朱子学说给予高度的评价，将之树立为中华文化的菁华，赋予朱子学浓重的御用色彩和经典地位。《御制朱子全书序》这样评论朱子其人其学：“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至于忠君爱国之诚、动静语默之敬、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42]在此情形下，作为朱子学发源地的福建，朱子学说更是远盛于其他省份。有学者将清朝初年福建朱子学盛行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朝廷对福建朱子学的重视，康熙朝重臣、福建安溪人李光地是有名的朱子学者，康熙常与其谈论儒学入夜，乾隆也称福建为理学之乡。二是福建最高行政长官的重视和提倡。笃信朱子学的张伯行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出任福建巡抚，在任上极力表彰福建朱子学家，在福建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朱子学著作，兴建鳌峰书院作为宣扬朱子学的场地，延请福建朱子学名家做书院院主和教授，他自己还向鳌峰书院捐赠古今书籍达460余种数万卷之多，为福建培养了大批的朱子学后继人才。三是福建作为朱子学的故乡有阐扬朱子学的传统。南宋以来，福建朱子学集中了濂洛关之学精华，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拥护者。[43]这些都为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东传台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与福建一海相隔的台湾，在明郑政权覆灭之后，反清复明的观念仍在民间拥有大量的认同。这些隐而不发却又坚定不移的认同观念对清朝治理台湾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明郑政权经营台湾多年，其以“华夷之辨”和“经世致用”为主色调的儒学思想，逐渐演化为遗民的政治伦理认同和自由务实的儒学学风，并得到了台湾士民的广泛认同。为推广符合其统治利益的文化认同观念，清廷对明郑时期“以闽为本”的儒学教育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动。准确地说，这是明郑之后的台湾儒教制度化的再启动。“在一个给定的社会构成中，被组成这一社会构成的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置于教育行动系统统治地位的教育行动，无论从它的强加方式来看，还是从它强加的内容及对象的范围来看，都最全面地符合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客观利益（物质的、符号的和此处涉及教育方面的），尽管采取的形式总是间接的”[44]。清政府施行台湾儒教制度化再启动的第一步，即“去明郑化”。“去明郑化”实际上也是对闽台之间儒学关系的总体调整，在认定闽台文化渊源不可分割的基础上，清政权着力以福建朱子学为核心，重塑台湾儒学乃至文化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
清政府“以闽为本”的台湾儒教制度化再启动，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明显表现。
从儒学的发生环境上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决定设立台湾府，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于福建省。明郑所用“承天府”“天兴州”“万年州”等地名全部被废除，其儒学的教育政策也自然被废止。台湾儒学不再被视为正统的余脉所在，而恢复了其地域学说的特性。
从儒学的内容主题上说，明郑儒学因其服务于武装抗清之目的而侧重的“华夷之辨”和“经世致用”，也被由清政府着力强调且改写过的福建朱子学所替代。“朱子学虽然得到复兴，但其自由的学风已被抹杀，对政治的清议已被禁止，对学术的探讨被视为异端……实际上是在僵化中的复兴。”[45]朱子学在经典化和制度化传播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文化辩护工具。“康熙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看到了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儒家的观念适合传统的政治形式，更因其所标举的理想和价值观更符合中国人的理想，呈现出一种超越性和普适性。正是通过朱子学的传播，解决了如何重新安排台湾社会秩序等问题。”[46]
从儒学教育的管辖体系上说，清政府出于地缘和亲缘的考虑，基本上都将台湾儒学教育作为福建儒学教育管辖的一环。资料显示，清代兼任台湾最高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的台湾官吏与福建官僚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大致表现为六个不同的阶段。（1）自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五年（1684—1727），分巡台厦兵备道兼任提督学政。分巡台厦兵备道于1684年设置，隶属于福建省，道署设于厦门。（2）自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七年（1727—1752），由巡台汉御史兼提督学政。雍正五年，台厦道改称台湾道，不再兼管学政。福建分巡台湾道是台湾道的主官正式官职，即台湾最高级别官员。（3）乾隆十七年至光绪二年（1752—1876），由福建分巡台湾道兼提督学政。（4）光绪三年（1877）岁试，由福建巡抚兼提督学政。（5）光绪四年至光绪十四年（1878—1888），由福建分巡台湾道兼提督学政，其间台湾于1885年建省。（6）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年（1888—1894），台湾建省之后，由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台湾巡抚兼提督学政。[47]从中不难看出，台湾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一般都是由闽台官僚系统中的要员兼任，这也从建制上表明，清治台湾时期儒学的制度化，始终与闽台一体的客观历史渊源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儒学考试与官僚队伍选拔机制上说，清政府将台湾儒学考试纳入全国考试机制中时，也针对台湾具体情况作出调整。生员享受一定的社会待遇，经过严格的考试之后，升为贡生的生员就有机会出仕，进入官僚队伍。台湾科考的名额、选拔等往往与福建密切相关。台湾参加乡试的秀才必须到福州参加乡试，而中举的名额也与福建有一定的关联。康熙曾诏令在福建乡试中将台湾另编字号，保障台湾有一个举人的名额。这种政策倾斜在雍正、嘉庆、道光朝又有增减反复，至道光八年（1828）将台湾保障名额固定为4名。台湾举人参加会试也受到一定的政策保护。乾隆三年（1738）时，台湾举人会试名额也参照乡试的范例，在福建名额中另编字号，确保一个名额，但因应试台湾举人人数过少，直到道光三年（1823）这项政策才得到实践。清初台湾进士大多是福建刚移居台湾的儒生，或是台湾儒生回福建原籍就学，然后再回台湾以台湾生员名义参加科举之人。到了清中期之后，随着台湾文教水准的不断提升，台湾本土进士也随之诞生，郑用锡、许南英、施士洁等都是代表。[48]这也表明，台湾儒学日益融入了以福建为代表的内陆朱子学的文化共同体。
二 仰止鳌峰：台湾书院对福建书院的追慕与承继
作为闽台两地最重要的儒学教育场域的书院，集中地展示了闽台儒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和亲缘关系。推动台湾儒学发展的重要闽地人物及其作用、台湾儒学师法福建儒学后的发展、闽台儒学培育学生的方式、台湾书院对福建书院规制的移植，等等，都在台湾书院中得到了详细的展现。“福建鳌峰书院是清代台湾儒吏和儒生推展文教的楷模。……清代在台设置书院以教台湾儒士者，均以闽学为楷模也，不谓‘海东’与‘鳌峰’隔海对峙；台湾所有书院在精神、原则以及作风上，均是闽地朱子学的传播和延续。”[49]官方色彩浓厚的鳌峰书院，在人才培育、科考制度、师资调度、书院规制等方面，都对台湾儒学产生深远影响。台湾书院对福建书院的追慕与承继，构成了闽台儒学传承亲缘关系的主线。
台湾书院对福建书院的追慕与承继，缘起于福州鳌峰书院典范性的确立。鳌峰书院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时任福建巡抚、理学家张伯行创建，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走出了一大批文人名士，如林则徐、梁章钜、陈化成、蔡世远、赵轩波、蓝鼎元、张际亮、陈寿祺等，对清晚期的闽台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鳌峰书院志》的统计，从1707年创建至1838年的130多年中，鳌峰书院培养出进士248人，占清代1700余福建进士的1/7，堪称清代福建470所书院的翘楚。据《张清恪公年谱》记载：“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五十七。三月升福建巡抚，六月抵福建巡抚任，冬十月建鳌峰书院。闽自龟山载道而南，四传而得考亭，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理学独盛，故称海滨邹鲁。公谓此邦人士可与讲道，力欲振兴遗绪，乃建鳌峰书院于九仙山麓。备有志者入院肄业，资其供给衣服，并给往来路费，一时有志之士慕道偕来几数百人。公余之暇，辄为学者指道统之源流，示入圣之门路。”[50]
《鳌峰书院志》也记载了张伯行之于鳌峰书院学风形成的重要作用：“仪封张清恪之创鳌峰也，博探知名之士，令郡县以礼征聘，其来者与之讲学编书，清恪与文勤书以为士风，奔竞成俗。”[51]作为示范性书院而存在的鳌峰书院，其办学理念、问学风格乃至教授人员，都对台湾书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据周元文在《重修台湾府志》中的记载，康熙二十二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683—1709）台湾有9所书院，分别是唐熙二十二年（1683）的西定坊书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镇北坊书院、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弥陀室书院、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竹溪书院、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镇北坊书院、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西定坊书院、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西定坊书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东安坊书院、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西定坊书院。[52]但这些书院基本上旋生旋灭，往往仅具备书院的雏形。较为正规意义上的台湾书院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台湾知府卫台揆创建的崇文书院，而16年后由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梁文煊建起的海东书院，则是全台唯一的直属于福建的府级书院，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了闽台儒学间的传承关系。连横在《台湾通史》“教育志”中记载：“台湾为海上新服，躬耕之士，多属遗民，麦秀禾油，眷怀故国，故多不乐仕进。康熙四十三年，知府卫台揆始建崇文书院。五十九年，分巡道梁文煊亦建海东书院；各县后先继起，以为诸生肄业之地。”[53]台湾书院渐渐普及之后，台湾儒学教育体系化中相应的系列问题也逐步“以闽为本”“以鳌峰为的”地展开。
台湾儒学本土化建设方面。台湾海东书院的创立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继承福建儒学制度与加速台湾儒学本土化。这两方面的意义，旨归在于台湾儒学的体系化建设。台湾在行政建制上隶属福建，台湾书院以福建省会的鳌峰书院为模本，在当时乡试考场设在福州的情况下，台湾儒生常需要漂洋过海到福州鳌峰书院参加儒学课程学习和考试，甚至有部分台湾生员为入读鳌峰书院而移籍回归。《泉州府志选录》记载，曾任台湾府教谕的晋江人张有泌“九岁能文；十一岁，府试居前。十九岁，为台湾诸生，移归本籍。驰骋经史，为文一归醇雅。遴选入鳌峰书院肄业”[54]。杨二酉、连横指出了此背景下海东书院的意义：一是承继鳌峰精神，以其为标榜教育生员，“意选内郡通经宿儒充教授为良师，允堪作育多士，与鳌峰并峙”[55]。二是提升台湾本土儒学教育质量，鼓励台湾生员奋发进取。台湾要员刘良璧、觉罗四明、徐宗干等人或以制定学规的形式，或以亲身参与教学的形式显示出对海东书院的重视。海东书院还在经济上对到福州参加乡试应考的学员给予相应的补助，并对成绩优异者予以奖赏。“初，台士乡试，例由海东书院给发盘费，以助肄业诸生。建省以后，官船往来，改发船票。而会试者从前新科举人在院肄业者给以百圆，虽不在院而连捷者亦同，否则仅给四十圆。应赴书院监督报名，而后分发。……其所以奖励科举者至矣。”[56]这无疑是对鳌峰精神的实践与阐扬。
台湾儒学师资方面，与鳌峰书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鳌峰就是闽学的象征，其重要人物与台湾书院文教关系亦深远。”[57]出于语言和习俗等多方面的考虑，台湾的儒学教员多数选择闽南和福州籍的人员，在台湾儒学尚未形成自我人才培育机制之前，清代许多主管台湾官学、书院的官员或教员也都从福建调任。“从清领台湾以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对当地儒学发展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闽籍儒吏、儒士。”[58]儒学学者或从闽入台，从台入闽再返台，都是两地儒学亲缘关系的表现。前文提到的张有泌，从台湾入学福建鳌峰书院，又在中举、登明通榜后回到台湾任儒学学官的教职，就是一个闽台儒学教育一体化、福建儒生融入台湾儒学教育的例子。这方面，鳌峰书院对台湾书院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张伯行、陈瑸、陈梦林等都是体现鳌峰书院与台湾书院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台湾书院对鳌峰书院的继承，兼具制度与学术内容二方面。在人才选任上，来台任官或任教者，包括蔡世远、蓝鼎元、薛仲寅、丁莲、张有泌、郑兼才等人，其学问皆自鳌峰所出。”[59]蔡世远虽然未曾涉台，但他对台湾儒学文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却难以被忽略。
台湾儒学学规的制定，同样与鳌峰书院关系密切。晋江人丁莲“康熙五十二年进士，任兴化府教授；以学行纯粹，巡抚陈瑸延主鳌峰书院。教士一循白鹿洞规，多所成就。调台湾府学；倡明经术，海外化之。”[60]鳌峰书院在从张伯行到陈瑸等官员的任期内，学规都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典范，并推动此风气遍及全闽。台湾各地书院也以此学规为办学宗旨，如澎湖文石书院讲堂扁额即书“鹿洞薪传”四字，以立正学。[61]鳌峰书院代表了福建朱子学的最高成就，许多台湾书院学规实际上与鳌峰书院保持了从价值标准到内容规范方面的高度相似性。鳌峰书院的《大中丞觉罗满公保学约》规定八条学规：一曰立志，一曰立品，一曰尊经，一曰守约，一曰虚心，一曰乐群，一曰敬业，一曰课文。[62]这种形式在台湾书院中被广为采纳。刘良璧的《海东书院学规》提出“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友”，其“端学则”一条直接将白鹿书院和鳌峰书院学规的相关内容综合起来：“程、董二先生云：‘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刊，工夫最为切近。”[63]有“全台文教领袖”之称的海东书院，其学规中反映出的对白鹿和鳌峰两学院的追慕，在台湾无疑是有代表性的。
三 多重面相中的闽台儒学关系：建筑、碑文与秘密会社
书院既是儒学最重要的认同载体与再生产之源，也是闽台儒学传承关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但在书院之外，闽台儒学传承的亲缘关系还可以在多种形式上表现出来。建筑、碑文、祭祀与会党结盟，都是闽台儒学传承关系的有力佐证。
就广义而言，儒学建筑并不仅仅指读书、讲学、弘道的地方。作为得到官方意识形态支持的主流思想和生产官方意识形态的观念母体，儒学建筑大多集多种实用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于一身，而实用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之间，往往存在着紧密的互文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庙学合一、学庙共存，成为儒学建筑与众不同的典型特征。“儒学”本身就包含着“儒家学说”和“传播儒家学说的学校”两种意涵，也在说明儒学建筑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位于台南的台湾府儒学的兴建，与闽台官吏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密不可分。由于作为讲学场所的儒学基本都置于文庙之内，因此很大程度上台湾府儒学与文庙是“一体两名”。资料记载，台湾府儒学先后经历了数次修整。康熙二十四年（1685），分巡台厦兵备道周昌、台湾知府蒋毓英在明郑儒学旧址上创建台湾府儒学；康熙三十九年（1700），分巡台厦道王之麟初建明伦堂；康熙五十一年（1712），台厦巡道陈瑸重修，创立斋舍，又于学宫之左建起朱子祠和文昌阁；乾隆十年（1745），台湾道摄府事庄年再次重修。修整之后的台湾府儒学格局为：“中为大成殿，东西两庑；前为戟门，又前为棂星门、泮池；后为崇圣祠。祠左右，建十二斋。东庑下，为斋宿房；西庑下，为藏器库、庖湢所。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祠外为礼门、义路，又外为大成坊、泮宫坊。明伦堂在殿之左，两傍斋舍为诸生肄业所。学廨在明伦堂后。”[64]至此，与内陆文庙经典布局高度相似，但又保存了闽台儒学传承关系的台湾文庙建筑格局形成。台湾文庙的总体结构采自于曲阜本庙而以漳、泉二州的文庙为具体蓝本，分巡台厦兵备道周昌在《详请开科考试文》中也说，台湾府学建学、考校的“未尽规条，应俟题允之日，于泉州就近移查学政事宜，次第修举可耳”[65]。更为富于台湾儒学“以闽为本”色彩的是陈瑸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建起的朱子祠和文昌阁。陈瑸兴建的与儒学教育相关的建筑文昌阁，“阁制度：高、广、宽、长各若干，一准福州府庠奎光阁体式”[66]，佐证了儒学经闽入台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陈瑸为朱熹单独建祠这一举动的意义，朱熹实际上已经被供奉于文庙西庑的先儒之列[67]，专祠的建立在客观上反映了福建朱子学之于台湾儒学的意义和分量。
朱子祠不仅在建筑空间形式上强调了朱熹教化八闽、泽及台湾的文化意义，也在祭祀层面上鲜明地反映出台湾儒学书院“以闽为本”的特色。布迪厄认为，国家是符号权力的集大成者，它成就了许多神圣化仪式，并就此确认符号受众的身份与认同。[68]显然，祭祀朱子的仪式意味着台湾儒生对以朱子为代表符号的儒家学说的认同，在此意义上，朱子祠的文化意义极为重大。台湾许多书院规定主祀朱子神位，共有十八所书院主祠朱熹或者包括朱熹在内的五位儒学学者。祭祀朱子或五子，成为闽地书院的共同特色，而台湾书院也在闽地学风的带动下，将这种祭祀形式移植到了台湾。[69]通常规模较大的官办书院，都有供奉朱熹或其他儒学先贤牌位，如明志书院“中为讲堂，后祀朱子神位”，文开书院“中祀徽国朱文公，两旁以海外寓贤八人配享”。至于一般书院，虽然大多以文昌帝君为主神，但朱熹仍然与民间信仰的神祇一道配享。[70]道光年间，鹿仔港同知邓传安在《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的开篇即说：“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71]他还在《新建鹿港文开书院记》中再次强调了台湾书院祭祀朱熹的文化传承关系：“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72]还有一例能说明福建儒学之于台湾儒学本源性的书院祭祀案例，则出现在与台湾一海之隔的澎湖文石书院。嘉庆二十年（1815）澎湖通判蒋镛续修文石书院时，文石书院祭祀人物中包括了“非典型性”的儒学人物，即胡建伟等四人。胡建伟任福州知府时兼澎湖通判，在岛上建起文石书院。并非儒学大家的胡建伟得以位列文石书院的祭祀对象，主要是由于他以福建官员身份为台湾儒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从建筑的功能形态上看，无论是讲学还是祭祀，儒学建筑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儒家学说展演空间。“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73]台湾儒学建筑既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再生产场域，也浓缩了台湾儒学发展的历史和对福建儒学的师法痕迹。
碑文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学中重要的文类，儒学碑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台湾儒学的常备元素。尽管记载碑文的石碑不能说是一种建筑，但石碑上的碑文同样以空间存在的形式展示着闽台儒学之间的渊源。清代儒学碑文基本围绕着四个主题展开：由贤入圣的心性修养、实学的双重性及其统一、五经与五伦相表里、对文史的重视。“清代台湾教育碑文中罕见谈天说理的高论，但多处表现了对朱子之伦理学、修养论的发挥。这些碑文一方面证明了台湾儒学与福建朱子学的渊源深厚；另一方面则揭示出，在宋明儒学各派中朱子学最有益于儒学教化的推动。”[74]陈瑸的《台邑明伦堂碑记》《新建朱文公祠碑记》《新建文昌阁碑记》，邓传安的《修建螺青书院碑记》《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新建鹿港文开书院记》，蔡世远的《诸罗县学记》，杨二酉的《海东书院记》等，都保存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闽入台的文化轨迹。巡台御史杨二酉的《海东书院记》表达了台湾儒生仰止“鳌峰”的文化情结：“台阳海峤，隶闽之东南郡；相去榕城，约千余里。诸生一仰止‘鳌峰’，且不免望洋而叹也。”[75]蔡世远的《诸罗县学记》则还原了当时台湾儒学对福建儒学的渴慕：“世远时应中丞雷阳陈公之招，主鳌峰书院。吾友陈君梦林客游于台，周侯介陈君以书来求记；且曰：‘诸罗僻居海外，诸生观化聿新，愿有以教之也’！世远寡陋何知，爰即鳌峰诸友，相与砥砺者而告之曰……”[76]这些文献对台湾儒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尽管在清廷的大力推行下，朱子学迅速成为台湾儒学的文化核心，然而，闽台儒学传承的面相并不能被理解得如此单一。明郑政权的意识形态残留始终未能被彻底清理，华夷之辨、实学传统构成了清朝闽台儒学传承关系的潜流。清政府虽然废除了明郑政权的体制痕迹，但不能改变台湾仍然处于开发期的历史境遇。在这种大环境下，明郑儒学的实学传统仍然有很深厚的生长土壤。由于基层台湾官吏时常侵扰台民，台湾民众的反清意识仍然十分坚定，源起于闽南的秘密会社结盟，就成为这种情绪的有效表达途径。明亡之后，福建、台湾地区的反清武装行动屡剿不绝，就是因为反清的秘密会社方式，得到了儒家华夷之辨思想的政治伦理支持。从这种华夷之辨思想牵引之下的台湾秘密会社反清斗争中，也不难看清其发源于福建的组织演变历史。闽南会社组织曾在清军入闽之时起事，失败之后随明郑力量退入台湾，并在台湾将这种组织形式广为流传。清代台湾两次大规模的结社起事，都可以看到明郑政权华夷之辨、反清复明的旗号，以及福建民众的参与和组织。福建长泰人朱一贵于康熙六十年（1721）纠集盟众，打起“大明重兴”的旗号，一个多月内几乎占领全台。福建平和人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领导了天地会的大规模反清武装行动，将缘起于闽南的天地会秘密结社的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在“顺天”的旗号之下攻占台湾多处府县，杀死众多清廷驻台官吏，前后坚持作战一年多。[77]这两次席卷台湾的反清军事行动，从观念、人事、组织等诸多方面，都能清晰地看出闽地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对台湾民众的巨大影响，也构成了清代闽台儒学传承脉络中不能忽视的一面。
“清代台湾社会思想的主流是福建朱子学。在这一时期内，台湾儒学思想的活动始终不能溢出闽学的范围而生成为具有原创性的学派，因此台湾儒学只能说是闽学在台湾的一个支脉，或指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和发展。”[78]台湾儒学在清代经历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在清后期，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时毫无应对之策，闽台儒学关系和台湾儒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