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同根:闽台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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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闽台教育交流的发轫

台湾、福建一水之隔,台湾地域文化与大陆主体文化渊源久远。早在旧石器时代,台湾和祖国大陆就发生了联系。宋元时期,台湾、澎湖就正式载入中国的版图。南宋时期,澎湖隶属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元代,朝廷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以台湾为活动据点,进行贸易活动。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就有不少汉族移民在台湾进行拓垦开发了。明末,大陆移民开始大量迁入台澎地区。

迁入台湾的移民,其祖居地主要为邻近的闽、粤两省,闽南籍移民又占其中的大多数。随着闽粤移民的大量到来,闽粤民间文化也被带入台湾地区,主要包括宗族制度、饮食、节庆、婚丧,甚至闽、粤两省的械斗恶俗。除了民间文化外,儒家文化也传入台湾。

荷兰殖民者窃据台湾以后,派遣传教士深入边远地区,大力推行宗教教育。盘踞在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也在其占领区内设立学校,开展殖民化教育。这时期,台湾教育主要为殖民地教育,闽台间并不存在官方的教育交流,但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通过闽台两地往返移民的歌吟诵说、口耳相传,闽台两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民间教育交流。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立即致力于清除西方殖民教育的遗毒。他不仅建立与大陆相同的行政机构,还将大陆文化系统地引入台湾,在台湾初步建立中华文化体系。郑成功在闽南时期,就设储贤馆、育胄馆,用以优待儒生,储备人才,培养官吏。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这套儒学体系移植到台湾。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秉承乃父遗风,在台湾建立儒学与科举制度,大力推行教化。而负责具体实施的则是他的智囊陈永华。

陈永华(1634—1680),字复甫,福建同安人,早年在储贤馆就读,受教于名儒曾樱、徐孚远,是一位深具儒家文化理念的士人。其父陈鼎因拒降清朝而自缢殉国。陈永华先任郑成功参军,后辅佐郑经,大力推进教化,对台湾文教制度的建立贡献卓著。南明永历十九年(1665),陈永华建议郑经尽快建圣庙,兴学校。郑经认为台湾初辟,地方局促,人口稀少,应当从缓。陈永华辩驳说,当年商汤地仅百里就称王,周文王开基时地不过七十里,关键在于国君能够选贤任能。台湾沃野千里,民风淳朴,如果能够举贤材,善治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即可与中原比肩。现在衣食丰裕,理当大力宣扬教化,涵养人才。结果郑经采纳了陈永华的建议,于次年正月在承天府建立先师圣庙,旁置明伦堂。圣庙建成之日,郑经亲率文武行释菜之礼,观者数千人。

建立圣庙之后,陈永华参照明朝福建的儒学教育制度,在台湾建立起一套从“小学”到“太学”的完整教育体系,设立从“州试”到“府试”“院试”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永历二十年(1666),在陈永华建议下,郑经在台南设立学院,并以陈永华为主持人,叶亨为国子助教。接着下令各村社遍设学校,延聘教师,招收八岁以上儿童入学,课以经史文章。

明郑时期,台湾儒学教育的特点是,反对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不切实际的学风,强调通经致用,提倡经世之学。具体表现在放弃元明时期盛行的朱熹《四书集注》,而改以“五经”为主要教材。这一特点颇具功利色彩,反映了明郑政权反清复明、富民强国的愿望,与福建大儒黄道周经世致用的道德实践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教育,明郑政权也十分重视,并制定各种优待政策,如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四社子弟能就读乡塾的,就免除他们的徭役。清初地理学家郁永河赴台湾游历,曾到过上述四社。他在《裨海纪游》中感叹道:“虽皆番居,然嘉木阴森,屋宇完洁,不减内地村落。余曰:‘孰谓番人陋?人言宁足信乎?’”[4]可见,即便在清初人看来,明郑时期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教育,也是极有成效的。

一般认为,明郑时期,台湾也引入了科举考试制度。《台湾外纪》记载:“议两州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式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5]由于明郑政权存在时间短,开科较少,当地人口不多,考试者亦少,从科第中产生的人才自然不多。但这一制度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

由于明郑政权中闽南人影响很大,台湾教育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闽南文化色彩。明郑时期台湾教育的主要设计者陈永华就是一个有着儒家情怀的闽南文士。他仿闽南府州之例,在台湾创建儒学制度,在府一级学校设教授、训导,州一级学校设学正、训导,主持教务工作。这些教授、学正和训导也大部分是闽南人。明郑政权遥奉南明永历正朔,接纳明朝遗臣,大力推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人文教化。据连横《台湾通史》估计,跟随郑成功东渡台湾的明朝士大夫有八百余人,其中不少为闽南名士,如泉州惠安人王忠孝,同安人卢若腾、郭贞一,南安人沈佺期,漳州龙溪人李茂春等。他们到台湾后,多以传授诗书经史为业,常教育生徒恪守民族气节,保持忠孝仁义的道德操守。此外,郑氏在台湾修建文庙、学校,往往聘请闽南工匠主持,建筑材料也多取自闽南,故这些建筑大体为闽南风格,从侧面体现了闽南文化从一开始就对台湾教育产生影响。

郑氏父子和陈永华等人对教育与科举实施的积极举措,使台湾教育粗具规模,为台湾文化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明郑政权的努力下,台人好学,教化大兴。这种情形,给清初入台的一些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康熙年间,台厦兵备道周昌说:“本道自履任后,窃见伪进生员,犹勤藜火;俊秀子弟,亦乐弦诵。”[6]明郑政权作为地方政权,受各方面条件限制,这时期台湾的文教建设,大体以移植闽南教育为主,总体水平不高,但仍然为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