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转向的过程：作为新社会运动的生态政治运动
在“绿色政治已成为全球希望”的今天，回顾与反思政治的绿化过程，我们发现，勃兴于1970年代的生态社会运动实为“绿色政治学”萌生和成型的渊薮。言其萌生，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很多社会政治理论均源于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如在19世纪末的工人运动中诞生了社会主义理论；言其成型，是指生态学向政治学的转向过程是在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中启动和“终结”的。而今，完成了转向的“绿色政治学”已成为一种“新政治观”，生态主义在世界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舞台上强势兴起，并渐成普及之势。
1.社会运动的政治学意蕴
千百年来，游行、集会甚至起义、革命等各式各样的群众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潮起潮落。1960年代中期以后，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群众运动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互相渗透、绵延不绝。群众性集体运动的勃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引起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关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呈爆炸式增长”[49]。社会运动的实践和理论在西方国家如此普遍和强势，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通过“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50]的概念来刻画此类政治图景。时至今日，社会运动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涵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该研究领域的问题、方法和理论，大都是由社会学家们首先提出并加以阐释的。因而，目前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更合乎经验地被归入社会学门下。相较于社会学在该领域研究中的理论统治地位和丰富的实证经验，社会运动研究的政治学视角依然乏善可陈，或者至少是不太明晰。本书在此试图以政治学视角分析社会运动，特别是作为新社会运动旗帜和代表的生态社会运动，在其演进的历史过程中爬梳和归结出绿色政治的某些原则和方法，尽力描绘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过程，阐明社会运动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天然“姻缘”关系。
事实上，随着社会运动从较早的“个人行动”和“小团体行为”转化为“公众行为”和“斗争性集体行动”，国家（政府）再也不能安之若素，置身事外。有学者指出，国家（政府）恰是目前社会运动研究中最有希望的领域。[51]作为“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运动的分析可始于挑战者（公众）与应对者（政府当局）斗争互动的情境之中。在此意义上，社会运动就是“斗争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事实上，斗争政治直可追溯至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甚至可以说，“斗争政治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只要有社会矛盾，就会有斗争政治”[52]。但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出的，并非所有公共性的群众行为都可以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今天我们所说的“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的社会运动是18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社会运动是“西欧和北美人民在18世纪后期所作的重大发明”，它“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定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53]。
蒂利视这种社会运动为“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或是作为诉求者，或是作为诉求对象，或是作为诉求目标的同盟，或是作为斗争的监控者。”[54]无独有偶，社会运动理论领域的另一领军人物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也指出：提出要求者的目标至少针对的是一个政府或政党，并且，一旦要求实现，它至少会影响要求提出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提出者与他们的反对目标之间关于一系列事件的相互作用可被界定为“斗争政治”。[55]事实上，所有社会行动、抗议甚至革命都离不开斗争性集体行动，斗争性集体行动正是社会运动的组织行为基础。社会运动“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政治事件”，这“不仅因为运动总是激烈的或偏激的，还因为它是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对抗具有装备优势的对手或强大政府的主要常常也是惟一的资源”[56]。主要靠此手段和资源，社会运动成为“有意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57]。蒂利认为，这种作为“凝结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定的复合体”的斗争政治形式的浮现，源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
1.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我们称之为运动［campaign］）；
2.下列政治行为方式的组合运用：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special-purpose）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小册子（我们将上述方式的随机组合称为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the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
3.参与者协同一致所表现出的WUNC：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以及参与者和支持者所作的奉献（commitment）（我们称之为WUNC展示）。[58]
在蒂利看来，正是由于上述三个要素的开创性融合——将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入运动之中——才创造出了作为“斗争政治”的社会运动的独特性。虽说在具体的实证研究里，一些标志性事件往往吸引和聚焦了人们的注意力，如某次抗议、罢工、集会、游行甚至围攻市政厅等行为，但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都同意将社会运动不仅仅看作一次事变，而且应该将其看成由一连串事件、起义、集会、示威、演说和组织串联等组合而成的彼此作用、有机联系的整体，甚至有时是在广大时空范围内的数个集群行动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这种有机整体的构成和发生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的维度进行分析。
从时间维度看，塔罗等所说的“抗议运动周期”概念，就倾向于把社会运动看成经济周期式的潮涨潮落，即不存在清晰确定的发生和结束日期界限，只有通过持续集体行动来反抗对手，斗争事件才有可能演变为社会运动，否则它们“不是转化为一种个人主义的怨恨……就是退回到孤立的境地”[59]。因而，社会运动“并不是剧烈的事件；它永存于社会之中”[60]。从空间场域看，蒂利认为，社会运动的缘起显然与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息息相关，正是国家的形成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会。[61]塔罗也指出，社会运动是“一种现代发明和现代国家兴起的伴随物”[62]。蒂利和塔罗的观点在此不谋而合，他们不约而同地为“作为斗争政治”的社会运动设置了一个基本的上演场所：国家。这同时也说明了上文提及的一个观点，国家（政府）既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论域，也是目前社会运动研究中比较欠缺但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领域。
历史已经表明，社会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即人类社会政治快速发展之日。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已被视为一种号召，一种压制性力量的砝码，一种唤起大众积极行动起来反抗大规模灾难性事件的大众政治手段。其关键意义或如蒂利所言：“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63]
2.从社会运动到“新”社会运动
至19世纪末，前述“作为斗争政治”的社会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趋向成熟，其中以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最为常态和典型，其典范之处主要在于：首先，运动目标可以是单一性的对某种政府行为不满的表达，也可以是多维的对整个现存政治制度不满的展示；其次，运动方式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暴力的方式，前者如请愿、静坐、示威游行等温和的行动，后者指武装斗争、暗杀、颠覆、制造恐怖事件等激烈的直接行动；最后，运动主体可以是某些特定集团和阶级阶层，如农民阶层、工人阶级，也可以是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抗统治阶级。
在西方社会运动发展史上，1968年的“五月风暴”（The May Movement）堪称里程碑式的事件。法国战后高等教育过度膨胀带来教育危机，如入学名额激增、学位贬值、就业困难、教师待遇偏低等，法国巴黎以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主掀起了自发的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的范围迅速由巴黎扩展到全法国，由教育界蔓延至社会各界，由教师学生主体拓展至产业工人，抗议的主题也从教育体制改革扩展到内容更深远和广阔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其矛头直指法国政府当局的傲慢态度和趋于独裁的官僚统治体系。在“五月风暴”的影响下，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西欧主要国家都暴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和工人抗议示威运动，造成了全欧洲政局的动荡。不仅在欧洲，这场“五月风暴”甚至刮过了大西洋，波及美洲大陆，其中的典型事件主要有：愈演愈烈的美国反越战抗议行动、哥伦比亚大学等学生的占领封锁学校行动、加拿大魁北克省约四万名学生的总罢课行动、墨西哥十万余人参与的“三文化广场”集会等。[64]
1968年的“五月风暴”震撼了西方世界，标志着世界政治生活的某种重大转折。贯穿于“五月风暴”中的“抗议主题、社会矛盾性质以及斗争方式”等都与传统工人运动、左翼运动等有很大的区别。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传统社会运动的全方位突破，具有某些全新的政治意蕴。譬如，这场学生运动淡化了阶级主题，突出了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批判的主题；抛弃了传统左翼运动激进动员的对抗策略、工人运动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转而“借鉴美国公民非暴力反抗的行动范式”[65]；其矛头指向已不仅仅是某一特定目标，而是全方位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行动领域发生了实质性扩展”。这足以证明：
代表了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群体之力量的“旧”社会运动，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期……自治、自我表达和批判后工业社会导向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排挤和取代“旧”社会运动。[66]
借用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对另一场社会运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评价：“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何在？是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都不是。”[67]在图海纳看来，与“不屈不挠地旨在从现存体系中榨取权利和利益”的传统社会运动不同，“新社会运动将重铸社会生活的真实架构”“这场新的阶级斗争——即统治机器的控制与被迫承受这些变化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彰显出了五月运动的重要意义，使五月运动成为新的斗争的开始，而不只是一场危机事件的危急时刻。这场新的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至为根本，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犹如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68]从更为深远的社会政治变迁意义上讲，“五月风暴”“给了我们打破官僚政治束缚的希望”[69]，堪称“新社会运动”（NSMs）[70]的肇始和萌芽。
“五月风暴”的大幕开启后，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生态运动等[71]——在稍后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正式亮相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以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新的社会运动，它们的利益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互渗互动，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景观。其中，生态运动一上来就抓住了不仅是西方社会，而且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生态环境危机，从而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旗帜、代表和主导性力量。在此后的岁月里，“新社会运动”逐步蚕食并大量挤占了传统社会运动的阵地，发展为战后西方各国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群众运动。“这一现象的增长确实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像选举、政党、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衰落。”[72]无疑，“新社会运动”具有一系列“新”的理论特征和实践行为，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的生态运动，在政治诉求上到底“新”在何处？
3.新社会运动之“新”
原本意义上，新社会运动之“新”就在于其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女性权利问题以及核问题等。应该说，这些新问题既非基于一种特定的阶级立场，也非由任何特定组织和利益集团所提出，因而具有相当意义上的普适性。从较为宏观的社会结构转型视角来看，这些“新”的社会问题的凸显恰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结构性特征。斯蒂芬·怀特（Stephen K.White）对此评论道：“对于西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新价值观和‘新社会运动’的新型群体而论，政治首先并不是社团经济或者福利国家所能提供的补偿之物，而是防范和重建濒临危险的生活方式之物。简而言之，新的冲突不是由传统的分配难题所导致的，而是由那些与生活形式有关的语法所激发的。”[73]相对于以往“轰轰烈烈的革命”状态，这是一场相对平缓的“无声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74]，是从关注“社会、经济和军事安全”等问题的“旧政治”发展成为关注“生命、平等、个人价值实现”等问题的“新政治”。
具体说来，这种“新政治”首先体现在其奉行的价值理念方面。新社会运动在政治理念上属于反现代主义的（anti-modernism）“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后物质主义反对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更为关注非物质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民权、健康环境等社会政治问题。它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天人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理念”等。从学生运动到黑人民权运动、从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到反种族主义运动、从反核抗议运动到和平运动、从女权主义运动到生态运动等，这些汇集于新社会运动麾下的各种社会运动，无不折射和反映出后物质主义的核心价值：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等。而在生态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而成为当今世代的主要矛盾。生态环境是全球最大和最重要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危机。在生态社会运动中，主张生态优先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因而具有了相当意义的普世政治价值。[75]古丁（R.E.Goodin）对此的评判一语中的：“作为新社会运动，绿色政治的一大特点便是它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宣称。”[76]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传统社会运动中，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贯穿和浸染其中。几乎每种传统社会运动都被贴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大致被冠以“右翼”或“左翼”之名，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或在内部被视为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产物。“新社会运动”确实无法按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归类，或者毋宁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标识一种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展示了观念和价值的多元主义特征。以生态社会运动为例，无论是信奉社会主义，还是坚守自由主义，抑或是其他主义的狂热信徒，都尽可以聚集于生态环保的旗帜之下。按照斯蒂芬·K.怀特的说法，新社会运动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不可约的多元主义；同时，它也是对极权主义革命纲领的怀疑。[77]如果说传统工人运动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将斗争矛头直指资本家等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话；那么，套用这一经典口号，“新社会运动”则提出：“全世界消费者（或受害者等）联合起来”，其矛头对准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现代化工业社会生产体制所产生的整体受益者。
新社会运动之“新”的第二个主要构件和方面，是汇集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麾下的“新”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从当前“新社会运动”的实际状况来看，“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二战后西方社会经历三十年“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精英教育逐渐普及和大众化。作为在此社会背景下崛起的一代，“新中产阶级”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中产阶级的若干结构特征。这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只是出于某种非物质的需求（如生态环保）而参与新社会运动。这与传统社会运动中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劳苦大众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政治诉求和态度也更加自由、开放、多元、和平和非物质化。丹尼尔·贝尔对此言道：“那里有一个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核心，他们不仅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而且总的说来，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会比整个社会的态度更加自由。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将出现要求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78]如生态社会运动的主体不再以某个阶级、民族或其他社会分层为标志，而是以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念为联结纽带，以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为宗旨，以期“建立一个把我们作为个体的权利和我们对邻里、社区和地球责任看作是内在关联的社会”[79]。在生态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中，既有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产业工人；既有技术精湛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从事简单劳动的服务业成员；既有高级经理管理人员，也有普通从业人员；既有政府公关部门职员，也有医疗、科研和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甚至可以说，生态社会运动本身业已成为一场超越传统非左即右的全民政治运动。
新社会运动之“新”的第三点在于其具体的行动方式方面。与传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方式不同，新中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方式主要是“非暴力”的，甚至可以说，“非暴力”实在是生态运动的“一种不能放弃的斗争策略和工具”[80]。从理论渊源上讲，“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理论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精神理据，它内在地包含了“非暴力”要件。[81]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是指公民基于内在道德良知，以公开和非暴力的违法方式，对现行社会制度、法律规范、政治行为等表示不满和异议，并诉诸旨在维护公民平等、自由等政治权利的社会行动，试图变革他们感到不正义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普通的违法行为不同，“公民不服从”是出于正义动机、带有政治诉求的政治行动。但毕竟这是违法行为；只是在某些情境下，它却又是正当的，甚至是道德上必须履行的。事实上，作为一项道德权利，早在自然状态或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下，“公民不服从”的合法性就被各方以假设契约的方式确立下来。罗尔斯指出，“公民不服从”的道德基础正在于契约理论。[82]而一旦社会基本结构运行的非正义性严重违反了当初的契约共识，公民就拥有一种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诉诸共同体的多数人的正义感”，敦促相关部门对有关政策法规进行重新考虑。其经典案例或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基于个人良知的道德责任，以拒绝纳税的方式，公开反抗发动不正义战争和蓄奴的美国政府；或如“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领导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倡行的黑人民权运动。[83]经过上述先驱们的理论奠基和实际行动，“公民不服从”已定型为包括生态社会运动在内的诸多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准则。在处于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组织和社团看来，唯有谈判、妥协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共识，才是作为“斗争政治”的新社会运动的真谛，才是公共领域中对立双方实现共赢的唯一路径选择。
最后，新社会运动之“新”还体现在“分散化”和“非中心化”的组织架构方面。在组织架构上，与传统社会运动政党干部领导的、集中统治的官僚制相比，“新社会运动”的组织架构和形式趋于分散化和非中心化。有学者指出，“新社会运动是在各种行动的相互关系中对社会整体的结构性发生影响的运动。强调‘分散化’和‘相互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是新社会运动在组织形式上的唯一的类别化特征”[84]。哈贝马斯似乎对此早有预言：“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85]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以自由为特征的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前提的。丹尼尔·贝尔上文所言的“将出现要求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的领域”，即指“以自由为特征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