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教育领域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与实践构想

（一）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保护问题

1.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议题

我国关于学前教育的政策早已明确了我国学前教育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它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第一，学前教育发挥着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有关学前教育的文件《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1952年）明确规定：幼儿园的任务之一是“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幼儿园工作规程（1989年）》第三条规定：幼儿园的任务是确保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同时为幼儿家长安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便利条件”。由此可见，学前教育在解放妇女劳动力、促进男女平等及维护妇女权益等发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第二，学前教育对处境不利的幼儿给予教育补偿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途径之一。1992年，《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保护处于困难条件中的儿童，这些儿童包括农村的独生子女和女童、残疾儿童、离异家庭的儿童、流浪儿、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地的儿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儿童。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阶段的性别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贫困家庭女童和残疾女童如何接受普惠式学前教育；二是妇女如何通过学前教育解放自身所具有的生产和社会活动力。办园和育儿资金投入被湮没在商业化的竞争中，给父母尤其是贫困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学前教育的城市化、精英化以及母亲的时间和精力被裹挟的情况都不利于普惠式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妇女的社会参与。

在女童保护方面，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2013年）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了儿童的受保护权利。

但由于成年监护人的角色缺失，及当前社会中性泛滥主义和商业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女童特别是很多贫困地区的留守女童遭受性侵的事件频发，女童人身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013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县级以上妇联组织受理幼女遭受性侵的投诉超过500件，农村留守女童与流动女童是主要的受害人。另有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125起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女童的事件，受害者以8～14岁的女童为主。2014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2011～2013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猥亵儿童、拐卖儿童、引诱幼女卖淫、嫖宿幼女、遗弃儿童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共计12281件，惩处罪犯14349人。在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中，奸淫幼女、猥亵儿童、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较为突出。

2.问题倒逼型政策的出台与实践

2013年，面对现实中存在的女童保护问题，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做出积极回应，出台了三项政策。9月2日，全国妇联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关注女童安全促进儿童保护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妇联在女童保护中的基本职责和作用，并要求加强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妇联干部自发维权的能力。《通知》指出，在配合学校保护方面，应发挥各级各类家长学校的作用，应对广大家长、儿童，特别是留守流动儿童开展相关教育，以提高儿童自我保护的能力。《通知》指出，应及时总结推广家校联系的典型经验，探索以建立社区家长学校与学校家长教育密切配合为特征的渠道，构筑学校、家庭、社区有效衔接的保护网络。9月3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提出应科学做好预防性侵犯教育、定期开展隐患摸底排查、全面落实日常管理制度、从严管理女生宿舍、切实加强教职员工管理、密切保持家校联系、妥善处理中小学生性侵犯事件、努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积极构建长效机制九条意见，并对各地的教育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10]，体现了“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切实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如此密集的时间内连续出台三项政策，既说明了政府对女童保护的重视，也说明了女童保护现状的严峻。多部门都参与到女童保护的行动中来，其中，教育部门起到关键的作用——需要承担保护女童的重要责任。教育部门既要保证女童在学校环境中的安全，也应通过安全教育帮助女童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带出学校，促进女童保护的社会法制理念的形成。

3.我国关于促进女童保护的实践构想

女童保护的法律，应突出女童保护的重要性、方法与责任方，尤其应突出学校教育在女童人身安全保护中的重要性。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没有对女童的人身安全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应加强女童性防护教育，在学校课程教学中加入安全教育内容，实现女童安全教育的常规化，尤其关注流动/留守女童的安全保障工作；尽快编制经过科学论证的儿童安全防护教材和手册，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校教育活动，增加女童的自我防护知识，增强其自我防护意识；加强学校环境的安全建设，尤其是要保障寄宿制女生的安全，规范教职人员与女生接触，杜绝“校园侵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可以在学校中成立专门的“女童保护工作组”，其职能是了解和监督学校女童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向女童提供咨询与服务；动员政府和社会力量，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家长教育，增强家长的女童保护意识和能力，减少因家长监护不力而造成的女童受伤害事件，明确家庭教育在女童保护中的重要性。

（二）职业教育中的两性平等发展

1.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性别问题现状与困境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职业教育法》，对帮助妇女接受职业教育的工作做出了规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女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重要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女性的职业教育落实情况不仅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女性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促进女性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内在要求之一。然而，传统性别文化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女性技能型人力资源的开发面临许多性别障碍，职业教育的性别问题颇具复杂性。

这一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联。职业教育专业的性别隔离与分工直接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见表2-1），16个大类专业科目的性别隔离现象十分明显。而且在专业选择上，女生若选择男生主导的专业时所需跨越的专业壁垒远远多于男性。女性特质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被过分关注，如驯服的态度、勤勉的精神等，与此相联的劳动力市场将这些教育的“成品”进行分配，固化了性别分工。

表2-1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情况的性别区隔对照

第二，职业教育中，女性的受教育学时、教育投入资源和成本普遍低于男性。以培训时间为例，调查显示，男性较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时间较长的培训。特别是在持续半年以上更为系统的培训中，女性劳动力数量明显少于男性（见图2-1）。

图2-1 分性别培训时间

资料来源：“未婚女性流动非正规教育基线调查报告”（2010）。

第三，职业教育类型与层级的多样化特征掩盖了女性在职业教育阶段的不利处境。目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类型共分为四种，即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前三类学校中女生入学率相对较高，男女生比例相差无几。而在层次较低的技工学校中，女生比例连续两年不足30%，见图2-2。

第四，职业学校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重重困境，她们既无法与本科院校的学生竞争，也比不上同受职业学校教育的男生。这种状况使很多职校女生在找工作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更低层次的工作。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重视。

图2-2 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学校女生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2008～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来。

2.职业教育领域的政策与实践对性别议题的忽视

《职业教育法》尚未包含以促进职业教育领域两性平等发展为目的的条文。国内尚未成立国家级管理职业教育的行政机构，而多方监管的结果常常导致监管盲区的形成，特别是对于中等层次的技能学校而言，没有有效的管理机构为这些学校中的女性提供保护，使她们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其权利更加得不到保障。相对稳定的财政性经费保障的缺乏使很多政策以“项目”、“工程”、“试点”等形式实施，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另外，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对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性别平等的就业评估体系尚不健全。我国的职业教育领域尚未制定保证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标准，职业教育的师资缺乏培训。

3.我国倡导职教领域两性平等发展的实践构想

将《职业教育法》帮助妇女接受职业教育的规定明确化，推进职业教育领域两性平等状况的改革。女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职业学校的任务，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应采取立法、拨款、评估监督、实物供给等多种方式，设立促进职业教育性别平等的专门机构，关注职教领域女性的多方面需求。

（三）高等教育中的两性平等发展

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指导下，我国女性的受教育人数稳定增长，且其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我国女性高等教育事业稳定发展。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科生一共有2391.32万人，其中女生比男生多64.78万人，占总人数的51.35%；2009年，全国女大学生人数第一次超过男生（见表2-2）。

表2-2 2008～2012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科在校女生人数及比例

虽然我国在女性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但现实中依然有很多环节存在性别歧视。女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入学、教学的过程和结果上都有所体现。

1.我国保障女性公平参与高等教育的政策规定

为保障女性公平地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我国法律法规对此做了规定。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规定：“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2013年，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提到“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为了保障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5月13日印发的《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就业公平。用人单位招聘不得设置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歧视性条件，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

2.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情况

第一，高等院校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男女有别”的现象。我国某些院校没有完全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13年），个别专业的招生计划中没有设置招收女生的指标。而部分高校的小语种专业、播音主持专业等设置了男女生录取比例并以低分录取男生，这种现象导致录取分数线“男女有别”的情况。虽然在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后，有院校开始取消个别专业男女生录取比例的设置，但这种现象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第二，专业选择过程中存在性别隔离现象。利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11]在高等学校本科阶段的专业选择上，2011年男生选择专业排名前三位的是工程力学、地矿类专业、材料科学；女生选择专业排名前三位的是外语、护理、教育。这种专业选择情况与传统社会的性别预期一致，男生多选择理工科专业，而女生多选择社科类专业，造成专业上性别隔离现象的出现。

第三，教育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同。虽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增长，但是所占比例随着受教育层次的提高而下降（见表2-3）。

表2-3 2008～2012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科在校女生、女硕士及

第四，教育结果存在差别。由于与专业选择上的性别隔离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等因素，女性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边缘化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善，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无法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许多用人单位依然提出“男生优先”、“只招男生”的条件，很多女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在就职后的收入情况、劳动条件、培训机会等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

第五，虽然高校中女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但与男教师相比，女教师和女性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受阻于“玻璃天花板”效应，其发展动力不足。女教师所占比例同其职称等级形成对比，职称较低的教师中女教师所占比例也较高。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更是少数，据统计，目前全国普通高校中担任大学校长、副校长的女性不足50位，这种状况也使高校中女教师在科研领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第六，高校女性学学科地位边缘化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善。课程教学作为培养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重要阵地。目前，除了几所女子院校被批准招收女性学本科生并授予学位之外，其他高校只能在已有二级学科下招收硕士研究生却不能独立授予学位；博士培养机制更少有系统的培养计划，而只是指导学生写作与女性和性别相关的论文而已。可见，女性学课程进入高等教育现有学科体制还面临不少障碍。

3.推进高等教育中两性平等发展的实践构想

第一，加大贯彻执行现行政策的力度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13年）中提到的“特殊院校（专业）”概念不够明确，应再进行具体规定。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注意吸纳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专家的意见，充分听取其意见和建议。应以男女平等的基本理念为前提，制定和实施相关教育政策，在政策法规中消除性别歧视，让女性真正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第二，政府和高校应制定专门政策，消除高等教育专业选择过程中的性别隔离现象，设立相应的女性科技人才扶持项目，鼓励女性学者和女教师积极参与科研，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第三，目前，女性学学科建设急需打破学科设置和学位授予的障碍，在有条件的高校中支持设立本科层面的必修课并普及性别平等的理念，以抵御目前消费主义泛滥下物化和歧视女性的汹涌逆潮；尽快打破高等教育学科和学位管理的坚冰，培养有社会性别意识和专业水平的女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一方面满足女性学教师面临的代际交替、知识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从战略上培养推动性别平等的中坚力量。

第四，加强就业保障工作。我国现有的保障女性就业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现行政策缺少对用人单位的约束，其政策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对政策进行补充和完善，扩大女性就业范围，改善女性的工作环境，提高其待遇，加强社会监督，将各项工作落实到操作层面才能有效保障女性权益。

（四）农村女教师群体的权益保护

1.我国农村学校女教师的生活现状

第一，近二十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性别比例发生变化，女教师的数量持续增加（见图2-3）。从2001年起，县镇、农村小学中的女教师分别占整个小学专任教师的65.85%和43.31%。2009年，这两组数据变为68.16%和46.11%。与小学阶段一样，2001～2009年，县镇初中女教师的比例从44.40%上升为47.88%，上升了3.48个百分点；农村初中女教师的比例从36.55%上升到41.67%，上升了5.12个百分点。在县镇和乡村普通高中专任教师队伍中，女教师所占比例上升幅度较大。2001年，女教师在农村普通高中专任教师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9.16%，到2009年，这一比例变为41.74%，提高12.58个百分点。

图2-3 我国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1951～2012年）

资料来源：1951～2012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第二，根据男女教师年龄结构及新招教师中女性占绝对多数的现状，大约十年后，随着年过50岁的男教师相继退休，中青年女教师将成为乡村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坚力量。以特岗教师为例，从2006年实施“特岗计划”至今，在全国连续9年招聘的特岗教师中，女性占大多数，有些贫困县女性特岗教师比例高达80%以上。另外，农村学校代课教师也以女性为主。与此同时，农村女教师承担着保护女童、照顾留守女童和寄宿制女童的重任。

第三，当前，性别和户籍的双重不利因素使农村籍女生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农村，教师往往是女大学生不得已的职业选择。

第四，农村地区条件艰苦，女教师人身安全和婚恋问题突出，这也成为其离职的重要因素。很多农村地区条件艰苦，女教师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并进行“撤点并校”后，教师还承担着部分接送学生的责任，这对女教师而言压力巨大。另外，以特岗教师为例，她们的年龄普遍较低，97%的女性特岗教师的年龄在30岁以下，其中超过65%的年轻女教师未婚，其婚恋问题日益突出，这也成为她们离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2.现行教育法律政策缺乏对农村女教师群体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学校和农村学生的“利好”政策，但这些政策对农村教师队伍特别是对农村女教师群体缺乏关注。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进行资助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以下简称“特岗计划”），招募合格的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农村小学任教。2012年，中央财政拨付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经费45亿元，补助范围扩大到国家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2006～2012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拨款153亿元，对52.3万名特岗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对补充农村教师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我国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以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

然而，相对于农村学校和学生的补贴与改善政策而言，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的政策相对滞后，师资队伍建设仍面临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农村教师队伍实力薄弱成为突出问题，也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短板”。除“特岗计划”外，我国尚缺少旨在提高农村教师工资待遇的法律法规。农村教师的整体待遇偏低，特别是对在偏远贫困地区工作的农村教师而言，尚未有确切合理的补贴办法与机制。缺少针对农村女教师特殊需要的政策支持，在住房、婚嫁、生育、调岗、轮岗、培训等多方面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农村女教师的诸多权益得不到重视和保障。

3.改善农村女教师待遇与生活条件的政策与实践构想

第一，通过制定政策提高农村教师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整体待遇。2009年对教师实行绩效工资改革后，中央仍按年人均2万元标准与地方财政进行据实结算。社会保障待遇水涨船高，县级财政的负担加重，特别是对一些连片特困地区的教师而言，需要增加他们的生活补贴，其补贴标准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值得欣慰的是，2013年，教育部已发布七项措施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2014年连片特困地区农村教师的补贴政策也将逐步落实。

第二，积极实施“教师安居工程”和“教师周转房”政策，改善教师特别是中青年农村女教师的住房条件。大多数农村学校没有专为农村教师修建宿舍，很多教师只能租赁民房，或投亲靠友，或走教。很多农村地区山大沟深，地处偏远，住房困难，这对农村中青年女教师的驻留十分不利，且存在安全隐患。建议采用与“义教工程”类似的方式，由国家设立专项资金与地方政府配套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政府可采用“乡镇拨地、住房校出、教师集资、政府补贴、周转使用”的模式进行建设，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使其“安居乐教”。

第三，通过试点省市统筹实施教师流动制度，改进农村教师调动以县为主的政策。全省教育部门统筹教师调动，以解决农村男女教师的婚恋问题，满足他们照顾老人、子女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