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经济体系的裂变与聚合

在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的背景下，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尤其是全球制造业陷入了衰退危机，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增长均面临下行压力，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临挑战。此外，主要大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持续破坏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正式停摆，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压力增大，多边贸易体系面临重大危机，全球经济治理命悬一线。中国既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稳定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长，又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负重前行。

（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2019年，世界经济陷入同步放缓境地，贸易保护主义依然是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日渐减小，经济复苏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整体经济增长低迷，主要国家增长势头疲弱，前景较为黯淡，IMF公布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1.2%，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尤其是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制造业增长低迷，陷入衰退困境，2019年GDP增速仅为0.6%，创下6年新低。

在英国脱欧、贸易局势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也增长乏力，几乎都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英国在2019年第二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日本经济增长呈放缓趋势，由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消费税上调等原因，日本制造业增长乏力，出口面临困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压力，2019年日本GDP增速仅为0.7%。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维持温和扩张势头，在主要经济体中可谓“一枝独秀”，私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失业率维持在50年来最低水平，IMF发布2019年美国GDP增速为2.3%，2020年预计为-5.9%。

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宗商品出口需求减少、国际金融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较大挑战，IMF公布的2019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降至3.7%，低于2018年的4.5%。金砖国家中，印度、南非增速下滑明显，印度2019年GDP增速仅为4.2%，为近11年来最低增速，南非经济面临衰退风险，2019年GDP增速仅为0.2%，低于2018年的0.8%。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速有所放缓，IMF统计2019年俄罗斯GDP增速将降至1.3%，巴西年内GDP增速为1.1%，均略低于2018年。中国经济也继续放缓，2019年GDP增速为6.1%，低于2018年的6.6%。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货币宽松政策蔓延或将导致宏观政策操作空间减小，不利于应对金融风险。2019年以来，全球有近3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实施降息措施，尤其是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引发其他国家跟风随潮。全球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为刺激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应对金融风险的货币政策空间愈来愈小，值得警惕。

（二）国际贸易秩序重塑趋势加快

2019年，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发酵，对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破坏程度持续加深；同时，以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为主的贸易规则重构进程加快，一些主要经济体加强联合以在新兴贸易议题及规则制定方面寻求协调。

一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仍在加码升级，直接破坏自由开放、互惠互利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与中国、欧盟等国的“关税战”仍在上演，并继续引发“以邻为壑”的加征关税浪潮。根据WTO最新报告，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WTO成员共实施10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涉及贸易进口额约为7469亿美元，同比增长27%，是自201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二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改革面临阻碍。在美国的阻挠下，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于12月11日正式停摆，多边贸易体系危机不断加剧。面对欧盟等成员提出的WTO改革方案，美国以方案无法解决其关切的争端解决机制系统性问题为由持反对立场，阻碍WTO改革进程，多边贸易体系危机重重。

三是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成为全年亮点。欧盟分别与日本、新加坡、越南、南方共同市场达成或批准贸易、投资协定，在重构自由贸易体系方面表现主动；由54个国家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于5月正式生效；由15国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11月结束全部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有望于2020年签署协议；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墨加三国于2019年年底正式签署《美墨加协定》新版协议，进入三国国会批准程序。在全球贸易体系不断走向混乱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各国寻求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的重要方式。

四是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强化经贸互动，有意率先在新兴贸易议题领域建规立制，重新掌握规则制定权。2019年上半年，美日欧举行两轮三边贸易部长对话，截至2019年年底，美欧日三方已举行了六次贸易部长会议，重点关注非市场政策与实践、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不公平竞争等多项议题的合作，同时也重视对数字经济与贸易等新领域的规则发展。可见，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新洗牌之际，老牌发达国家正通过联合与协调，维护并拓展其既有的贸易规则优势地位。

（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严重失能

在上述背景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临挑战，国际经济治理困难重重，无力应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一方面，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缺乏有效执行机构，在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新变化方面存在不足，传统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亟待改革，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变化。这些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在2019年的表现几乎都乏善可陈。

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在推动本地区经济贸易增长方面也力有不逮，例如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影响力日渐下滑，2019年APEC智利峰会因智利国内骚乱取消，这是APEC历史上首次取消年度首脑峰会，而“茂物目标”即将到期，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笃定难以实现。

面对这样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国经济外交可谓负重前行，力争将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