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故事：宗教、时间与政治

对罗马作家们来说，罗慕路斯之后的诸王是罗马城奠基过程的延伸。和罗慕路斯一样，这些统治者被视作历史人物（即便更有怀疑精神的作家对有关他们的一些夸张故事提出了质疑）；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流传至今的许多传统说法远非事实，而是将后来罗马人的偏好和焦虑以迷人神话的形式投射到遥远的过去。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与我们在罗慕路斯故事中看到的相同的主题与关注点。比如，据说这些继任国王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努马和提图斯·塔提乌斯一样是萨宾人；老塔克文来自埃特鲁里亚，是从希腊城市科林斯来此避难的难民之子；而那些否定神奇的阳具故事的人表示，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是奴隶之子或者至少是战俘之子（他的出身充满争议，以至于在罗马广场的凯旋将军名单中，只有塞维乌斯父亲的名字被略去）。虽然我们偶尔会读到罗马人（在这些故事中通常是“坏”罗马人）抱怨说外邦人或出身低贱者正在夺走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总体要旨明白无误：即使在罗马政治秩序的最顶端，“罗马人”也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即便出身低贱者（甚至从前是奴隶）也能获得最高地位。

国王统治下的罗马也继续深受激烈内战和家族冲突的影响。事实证明继位时刻尤为危险和血腥。七王之中据说有3位是被谋杀的；另一位被神明的闪电击毙，这是对他犯下的一个宗教错误的惩罚；②“高傲者”塔克文则是被驱逐的。只有两人得以善终。由于对没能继位怀恨在心，安库斯·马尔基乌斯的儿子们雇凶杀死了老塔克文。由于类似的原因，“高傲者”塔克文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唯一的女儿勾结起来，将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杀害。在一个特别骇人的情节突转中，据说女儿故意让马车碾过父亲的尸体，回家时车轮上还沾着父亲的鲜血。这个主题无疑让人想起内部冲突深植于罗马政治之中，但它也指出了罗马政治文化的另一条断层线，即权力如何在人与人或代与代之间传递。值得指出的是，500多年后，在由新的专制者组成的第一个朝代（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中，将会出现横死和家庭内部的大规模谋杀或所谓谋杀的相似记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王政时期不仅只是重演了罗慕路斯引出的问题。按照故事的逻辑，罗慕路斯统治结束时，罗马尚未完全成型。每位继承者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确保了当王政最终垮台时，罗马拥有了使其成为罗马的大部分独特制度。其中最重要的被归功于努马·庞皮利乌斯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人们认为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发明了清点罗马人和划分等级的方法，即人口登记。这在多个世纪里一直是古罗马政治进程的核心，它把一条基本的等级原则奉为圭臬：富人有权利比穷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在他之前，据说努马差不多仅凭一己之力就建立了罗马的官方宗教结构以及宗教制度，这些制度在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时空中留下了自身的印记和名字。事实上，甚至今天的天主教教宗的官方头衔pontifex或pontiff也源于或借鉴了据说由努马创立的祭司团体的一个头衔。

当后来的罗马人回顾自己城市崛起成为地中海和周边地区的统治者的历史时，他们不完全将自己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取得胜利是因为神明站在自己这边：他们对宗教的虔敬确保了自己的成功。反过来说，他们遭遇的任何失败都可以被归咎于同神明打交道时犯了某种错误：也许他们忽视了凶兆，错误地举行了关键仪式或践踏了宗教规则。虔敬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引以为豪的东西。比如，公元前2世纪初，当一位罗马官员给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沿海的希腊城市提奥斯城（Teos）写信，向提奥斯人保证他们可以保持政治独立时（至少是在短期内），他充分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仍能读到他略显浮夸的话，它们被刻在一块大理石上并放在城中展示：“我们罗马人全心全意地把对神明的尊崇视作第一要务，我们因此而受到神明的眷顾是对这个事实的最佳证明。此外，我们还出于其他许多理由确信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们对神明的崇敬。”换句话说，宗教为罗马的力量提供了保障。

在罗慕路斯故事中可以窥见一些虔敬的痕迹。除了奉献“坚守者”朱庇特神庙，他在决定新城究竟应该建于何处时还请教了神明：一定程度上，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正是因为对作为神明预兆的飞鸟有不同的解读而引发了致命争吵。③不过，“罗马宗教奠基者”的角色属于他的继承者，爱好和平的努马。

努马没有因此成为像摩西、佛陀、耶稣或穆罕默德那样的圣人。罗马的传统宗教与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截然不同。包括religion和pontiff在内，现代宗教里的许多词汇都来自拉丁语，这使古罗马与我们的宗教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易于变得模糊。罗马没有真正的教义，没有圣书，也几乎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体系。罗马人“知道”神明存在，但并不像大多数现代世界宗教中常见的那样，在内化意义上“信仰”它们。古罗马宗教也不特别关心个人救赎或道德。相反，它主要关注仪式的履行，这些仪式旨在让罗马与神明的关系保持良好，确保罗马的成功与繁荣。献祭牺牲是大部分仪式的核心元素，但它们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有的仪式非常奇特，以至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好地打破了我们认为罗马人稳重和一本正经的刻板印象：比如，在2月的牧人节（Lupercalia）上，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子会在城中到处奔跑，并用皮鞭抽打他们遇到的女子（莎士比亚在《尤里乌斯·恺撒》开场重现了这一节日的景象）。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行为的宗教而非信仰的宗教。

与此相一致的是，努马的奠基拥有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他确立了一系列负责举行或监督重要仪式的祭司团体，包括维斯塔贞女（其他团体绝大部分由男性组成），她们的责任是确保罗马广场中的圣火一直燃烧。另一方面，他发明了12个月份的历法，为每年的各种节日、圣日和假日提供了框架。任何组织化的社群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有能力编排时间结构，在罗马，这种结构的发明被归功于努马。此外，虽然后来做了各种创新和改良，但现代西方历法仍然是这个早期罗马版本的直系后裔，这在每个月份名中有所显示：它们每一个都来自罗马。从下水道到地名，或者天主教会中的职衔，在我们设想自己从古罗马人那里继承的所有东西中，历法可能是最重要和最常被忽视的。这是早期王政时期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联系。

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否有个叫努马·庞皮利乌斯的人曾经存在过，更无从得知他是否做过任何被归于他名下的事。罗马学者对他的生涯做过大量讨论，接受了关于他的传统说法的某些方面，但坚决否定另一些方面。比如，他不可能像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流行故事所宣称的那样，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他们表示，原因在于按照所有可信的年代记录，毕达哥拉斯生活的时代都比努马晚了一个多世纪（或者说是公元前6世纪而非前7世纪，就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但无论努马多么富有神话色彩或者往好里说也只是模糊不清，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一些被归于他名下的历法形式是罗马历史早期的产物。

图17　维斯塔贞女雕像头部，来自公元2世纪，从独特的头饰可以辨认出她的身份。维斯塔贞女是罗马公共宗教中少数几个女祭司团体之一。她们还是极少的几个全职宗教官员团体之一，她们生活在“工作场所”，居住的屋子位于罗马广场上供奉着圣火的维斯塔神庙旁。她们必须守贞，违者将被处死。

事实上，我们现有的一份罗马历最早的书面版本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尽管它本身并不早于公元前1世纪。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留存物，绘于罗马以南35英里处的安提乌姆（Antium，今天的安济奥［Anzio］）的一面墙上。尽管可能略微有些令人费解，它让我们对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如何用图像描述他们的一年获得了生动的印象。早期罗马没有如此复杂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多个世纪以来各种发展的标志，包括月份顺序和每年起点的一些大幅改变，除此将无法解释11月和12月（字面意思为“第九月”和“第十月”）在这份历法和我们的历法中成了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月份。但在这个公元前1世纪的版本中，人们也能看到古老渊源的迹象。

该版本的体系基本上由12个朔望月组成，时不时会插入额外的一个月（今天闰年中额外一天的古老前身），以便使该历法能够与太阳年保持一致。世界各地的原始历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两个最简单的自然计时体系并不相容，也就是说，以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为周期的12个朔望月加起来比354天略多，这无法以任何便利的方式同太阳年的365¼天相匹配。太阳年是地球完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比如从春分到下一次春分。每过几年完整插入额外一个月正是早期社会在试图解决该问题时采用的典型权宜做法。

日历中记录的宗教节日周期同样能告诉我们很多信息。核心节日很可能可以上溯到王政时期。从我们对其所能做的重建来看，其中许多无疑聚焦于如何在畜牧业和农业的季节性活动——播种、收获、采摘葡萄和存储，等等——上获得神明的支持。在我们看来，这些正是一个古风时期的地中海小社群理应非常关心的。无论这些节日对公元前1世纪的大都市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很少与牧群或收割打交道），但它们很可能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最早期罗马人所重视问题的一个剪影。

图18　现存最早的罗马历的4月，绘于罗马南面的安提乌姆的一面墙上。这是一份高度编码化的文献，从上到下标出了29天。最左面一栏中的字母序列（A到H）标出了规律的集市日模式。第二栏中更多的字母（C、F和N等）规定了各天的公共职能（比如C代表comitialis，表示那天可能举行大会）。右侧的文字表明了各个节日，大部分与某种形式的农业活动相关。比如，ROBIG［ALIA］是为了保佑生长中的作物不要染上小麦枯萎病，VINAL［IA］是为了祝贺新的葡萄酒酿成。虽然这个版本只是公元前1世纪的，但它遵循的基本原则要古老得多。

另一组不同的重点问题反映在被归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名下的政治制度中——它们今天有时会被不恰当地冠以“塞维乌斯宪法”的堂皇之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对后来的罗马政治机制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人们认为他是组织了罗马公民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正式将他们纳入公民体系，并根据财富水平将他们划分成不同等级。但除此之外，他还把这种划分原则与另外两个制度——罗马军队以及组织人民进行投票和选举——联系起来。具体细节复杂得几乎难以想象，自古以来就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了探寻据说由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确立的具体安排及其后续历史，有人投入了整个学术生涯，但还是无果而终。但基本脉络足够清晰。军队由193个“百人队”（centuries）组成，根据士兵使用的装备类型加以区分；装备与人口调查所划分的等级有关，遵循“你越富有，就能为自己提供越多和越昂贵的装备”的原则。从上往下，最富有的第一等级组成了80个百人队，作战时身着沉重的全副青铜盔甲。随后四个等级的盔甲渐次变轻，直到拥有30个百人队的只靠投石作战的第五等级。此外，在他们之上还有精英骑士组成的18个百人队，以及一些工程师和乐工的特别群体。位于最底端的是特别穷苦的人组成的一个百人队，他们被完全豁免兵役。④

据说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在罗马人民一个主要的投票大会制度——百人队大会（Centuriate Assembly）——中使用了同样的基础结构。在西塞罗的时代，这个大会会在选举高级官员（包括执政官）以及需要为法案或开战决定投票时召开。每个百人队只有一票，其结果（或意图）是让富人百人队获得压倒性和固有的政治优势。如果团结一致，最富有的第一等级的80个百人队和精英骑士的18个百人队可以投出超过其他所有等级票数总和的票数。换句话说，与较贫穷的公民同胞相比，富有的个体选民拥有大得多的投票权。这是因为虽然它们都名为百人队（看上去仿佛各由100人［centum］组成），但事实上规模大不相同。最富有的公民人数远远少于穷人，但他们分成了80个百人队，而人数更多的下层等级则只有20个或30个，最贫穷的大众只有1个。无论在集体还是个人方面，权力都被赋予了有钱人。

图19　罗马人口调查。这组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雕塑细部描绘了公民登记的场面。画面左侧，坐着的官员正在记录站在面前的男子的财富信息。虽然并不完全清楚具体过程，但画面右侧的士兵形象表明这与军队组织有关。

但从细节上看，这种说法不仅让事情变得极其复杂，而且犯了年代错误。如果说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归于努马名下的某些创新在早期罗马还并不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上述说法就是把晚近得多的罗马习俗和制度公然投射回过去，并把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当作其创造者。在早期罗马城，与人口登记相关的复杂财富评估体系是不可想象的，而军队和人民大会中的百人队组织的复杂结构完全不符合王政时期的公民规模和当时战事可能具有的特点（你在劫掠隔壁村子时不会这样组织军队和开会）。无论战斗和投票方式在某个“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统治下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都完全不会是罗马传统所宣称的那个样子。

不过，通过把这一切上溯到自己城市的形成时期，罗马作家们强调了他们所看到的罗马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关键制度和关键联系的重要性。在人口登记这一点上，他们突出了国家权力高于公民个人，以及罗马官僚所具有的热衷于记录、清点和分类的典型特征。他们还指出了公民在政治角色和军事角色间存在一种传统联系，指出了罗马公民多个世纪以来在定义上也是罗马战士的事实，指出了许多罗马精英所看重的一项臆断：财富能够同时带来政治责任和政治特权。当西塞罗用赞同的口吻总结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政治目标时，他想到的可能正是这些：“他用这种方式把人民分类，以确保投票权处于富人而非贫民的控制下，务必使数量最大的人群得不到最大的权力——我们在政治中应该永远坚持这项原则。”事实上，这项原则在罗马政治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