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三说·文说》十一则

黄与坚 撰

按：黄与坚（1620—1701），字庭表，号忍庵，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知县。康熙十八年（1679）试博学鸿儒，授编修，著有《忍庵集》《愿学斋集》等。黄与坚长于诗歌，徐世昌《晚晴簃诗汇》“黄与坚”条《诗话》评论其诗云：“忍庵早慧，八岁即好唐人诗，自录小本。少长，嗜古学，遍读周秦至六朝书。其诗为钱牧斋、吴梅村所称，名列‘太仓十子’中。词条丰蔚壮丽而有情韵，几社遗风未坠。”[9]《论学三说·文说》中的最后一则，具有自传性质，记录了黄与坚的生平重要著述：

余少于经济诸书，钩纂多年，得其条贯，已于《东南之水利田赋》稍有论次。恐亦时久乖违，猝难施用，以备稽考而已。史论数十篇，并没浈江。今齿力衰残，无能补缀。阳侯一怒，殆非无因，但《字释》三卷，以参订义理。《渔庄漫录》十二卷，以辨证古今事物，皆素所裒辑，出入自随，意欲少需授锓，便于来学。亦尽付东流，绝无副本。立斋先生闻之，恨不先令抄录，余亦甚自惋惜也。

据此，知其撰有《东南之水利田赋》《字释》《渔庄漫录》等，黄氏另有《乾清宫赋》《乾清殿赋》等。

《文说》为作者《论学三说》中之一种，专论古文。《论文三说》卷首云：“余髫龀学为诗，中岁学古文，晚耽理学，诗少杀，古文乃益进。大约余所学，先诗后文，已又极诗文之要，而归于理，次第有然。”诗歌、古文、理学是黄氏一生所致力的三个方向。《论学三说》便分论三者，分为《理说》《文说》《诗说》三种。黄与坚比较自己学诗与学文的经历，感觉古文尤难：“文之为道，甚深且大，加功一二十年，卒未竟其底里，较之诗道，难易悬殊。”《文说》专论古文，凡十一则。黄氏学术既以理学为依归，论文亦以理学为准则，《文说》对此言之甚明：“余论文先理学，以理学是非之正也。尽天下大小事物，皆有一是非，若是非定，而诐辞讹说胥遁矣。”明代自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世人论文多以八家为准则，黄氏不以为然。他认为初学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而不一定拘泥于八家：“唐宋诸家文，自茅鹿门选八家，人徇以为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类不少。凡学者当有所别择，然后以材力各造其所至。若学殖未成，即以是枵然者规趋大家，是又以大家一途自便其不学，初学者之大戒也。”对于古文师法对象的选择，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着秦汉、唐宋之争。黄氏则于秦汉、唐宋皆有所取，以为“秦汉不足以掩八家，而八家必取资于《史》《汉》”。《文说》引马大林语评黄氏古文渊源云：“得力于秦汉，乃是真大家。”黄氏于此亦不否认：“余虽不敢当，然亦是学问紧要语。”就其个人而言，黄氏“尤以《史记》为特绝”。他赞同柳宗元以“洁”字许《史记》：“洁之一字，为千古文字金针。”时人多将文字繁冗看做“不洁”的表现，黄氏则更进一步，反对义理的不洁：“文之病不洁也，不独以字句，若义理丛烦而沓复，不洁之尤也。”识见尤为高明。黄氏《文说》并非枯燥地讨论古文理论，书中有不少记录源于作者亲身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其中一则云：

凡行文，有一题必有一吃紧处，注目须在此。往者吴梅村先生谓余曰：“古人作文多离题者何？”余曰：“此擒题，非离题也。凡遇一题，头脑必多，不能处处周帀。得其要处，纵横发挥，总不离此。甚有将题面撇开，题之奥妙，恰已说尽。如用兵者，必据一要害以争奇，所谓擒贼擒王，乃见机用，若营垒行列，岂暇一顾哉！”

此则既阐发了擒题之特点，也记录了其与清初著名文人吴伟业的交集，将理论解说与叙事结合起来，较有特点。

《文说》并未单行，一直随《论学三说》流传，有《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据之排印。《历代文话》将其别裁为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