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麈谈笔存》之《论文》《论时文》《附论作时文四则》三种

徐晓亭 撰

按：徐晓亭，生卒年不详。《麈谈笔存》为诗文合话，其中有独立的论文部分，书后有于光华跋。于光华（1727—？），字惺介，号晴川，金坛（今属江苏常州）人，著有《文选集评》《古文分编集评》等。于氏自称“同邑后学”，则徐晓亭亦为金坛人。跋语称：“先生此书，自六经书史以及诗文文词诸子百家，高下得失，犁然在目。”

论文部分《论文》《论时文》《附论作时文四则》三种，将儒家经典及诸多史书纳入文章学视域，对《四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晋书》等著作的文章特色予以评价。徐氏论文，大约有三个特点，其一，注重辨析文章流别，如认为乐毅《报燕惠王书》“词本血诚”，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似从此脱胎而出”。认为《史记》中的断续呼应的叙事文法源于《左传》，而其雄奇文风则源于《战国策》《庄子》等。指出韩愈《送董邵南序》“节短而波致叠生”，而此特点源于《史记》诸论赞。

其二，论文尊经，以经为文，对“六经”“四书”均从文章角度进行评论：“六经之文，如日月之明，江河之流。天地赖以照临，动植赖以生遂。”“四书之文，《论语》精微，《大学》该贯，《中庸》密切，《孟子》纯明。比之于经，《论语》似《易》，《大学》似《书》，《中庸》似《礼》，《孟子》似《春秋》。统而论之，四书乃六经之阶梯。”秉此文学观念，他梳理的明代文章史，也是以儒家文派为核心：“明三百年中，文之上溯孟、韩、荀、杨者”，依次有宋濂、方孝孺、顾宪成；“文之直追《史》、《汉》、欧、曾者”，依次有归有光、王慎中、黄淳耀。

其三，徐晓亭文学史意识很强，《论时文》部分将明代时文视为“高、曾规矩”看待，他将明代时文分为“以时文为时文”和“以古文为时文”两个各自有别的支派，并分别分析二派的创作特点和支派流衍。“以时文为时文”，“所主在理，而法未尝不备，词未尝不精”，以王守溪、唐荆川、瞿昆湖、薛方山诸人为典范。“降而为陶、董，虽过圆过熟，犹未离乎典则，更降而为汤霍林、韩求仲，则拈弄虚机，而庸俗之腔调盛行矣”。“以古文为时文”，“所主在气，而理未尝不醇，体未尝不重”，以钱鹤滩、归熙甫、张小越、胡思泉为典范。“降而为金、陈，虽稍粗稍率，尚未至于横决，更降而为陈卧子、夏彝仲，则摹拟声调，而时文之法纪荡然矣”。《论时文》部分在评议本朝时文时，徐晓亭点评了共计五十三位清代制义名家，是一部简洁的清前中期时文史，有魏裔介、熊伯龙、张愿、刘子庄、王庭、张永祺、李来泰、戚藩、史逸裘、陆灿、赵炳、张玉书、马世俊、李绂、俞琰、李光地、陆陇其、徐乾学、钱世熹、韩菼、汪薇、金德嘉、高东生、金居敬、俞长城、刘谦、储欣、于采、方州（百川）、王汝骧（墙东）、魏琬、沈近思、陆师、刘严、汪越、方苞、方楘如、储在文、王澍、董思泰、曾元迈、崔纪、储大文、李震生、姜颖新、卢生甫、储龙光、王步青、张江、曹一士、陈祖范、吴黻、周白门。评语多是一句意象式批评，如评姜颖新文：“如得道之士，见客无羞涩之容。”评熊伯龙文：“如河北侠少，英爽异常。”评张永祺文：“如霜皮黛色，骨干坚老。”

又有《附论作时文四则》则从审题、时古文之别、师法、载道四个角度展开论述。

《麈谈笔存》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光华刻《增订集录》本，又有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